我的时代1979！ 第四十六章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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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军在延安西路华山路站下车后，步行500米就到了延安西路238号——文联招待所。

1979年的上海文联招待所，还带着刚从特殊年代复苏的质朴气息。

老式砖木结构的楼房爬满爬山虎，楼道里的木地板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墙壁上还留着淡淡的石灰印记，偶尔能看到几幅褪色的书画作品装点其间。

在经过一个上海本地小姑娘的简单盘问和证明核查后。

许成军来到了他的房间——201。

有点可惜这次没被安排在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

但无妨，也还有机会。

201是双人间，推门而入便能感受到朴素而紧凑的氛围。

这其实也算是《收获》在合理范围内特殊优待的，

文联招待所主要服务于往来的文艺工作者、编辑及参会人员，多数房间是两人或四人合住的标准间。

至于单人间，

80年代中期物资逐渐丰富后，单人间才在部分招待所中慢慢出现，在1979年单人间实属于罕见配置。

新人作家许成军可以不用想了。

不过好在此时房间内并没有人，许成军得以暂时一个人独享房间。

房间内，

两张制式相同的木架床分别靠墙摆放，床间距仅容一人侧身通过。

床板上的棕绷带着细密的纹路，铺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蓝灰色粗布床单，被子被面是常见的牡丹印花图案，边角已磨出淡淡的毛边。

床头各立着一个矮木柜，柜面坑洼不平，放着搪瓷脸盆和印着招待所字样的漱口杯。

墙壁是简单的石灰粉刷，局部有些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青砖，

墙上贴着几张旧报纸，用来遮盖破损处，

地面是水泥浇筑的，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裂缝，墙角放着一个铁皮簸箕。

天花板上悬着一盏裸露的白炽灯泡，开关是拉绳式的，拉动时会发出“啪嗒”声。

此时已经是傍晚，许成军开灯后，昏黄的光线晃的他直眼晕。

但也比煤油灯好的多。

魔都在国内的地位不用说，在这年头，至少用电灯的电能够基本保障！

许成军刚把帆布包往空床上一放，就听见走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只见个穿浅色衬衫的中年人正拎着网兜往里走。

大概50来岁的模样。

网兜里装着个搪瓷缸和两本卷边的书，走路时背微微弓着，却透着股文气。

“同志，这是201吧？”

中年人推了推鼻梁上的圆框眼镜，声音带着点江苏口音的温润。

这人看着不太一般，许成军心里想到。

他点头：“是的，您也是住这间的？”

“可不是嘛，文联的同志说还有间空房。”

他把网兜往床头柜上一放，搪瓷缸磕在木头上发出轻响，“我叫汪曾祺，从京城来的。”

汪曾祺？

许成军一愣：“您是写《受戒》的汪曾祺老师？”

汪曾祺被他这反应逗笑了，：“小同志认识我？我还以为我的名字早被人忘喽。”

“怎么会！”

许成军把脸盆往墙角一放，语气带着激动。

“《邂逅集》《沙家浜》都是经典呀！应该说天下谁人不识君！”

汪曾祺往床沿上坐，笑着道：“瞎写的，让年轻人见笑了。你呢？看着年纪不大，也是搞创作的？”

“我叫许成军，凤阳来的知青。”许成军摸了摸后脑勺，在名家面前多少有点不好意思，“刚在《收获》发了篇稿子，编辑让我在这儿住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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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起来，前世许成军最喜欢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绝对是排在前五。

对国人来说，这个名字也绝不陌生，《端午的鸭蛋》《昆明的雨》等篇目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让“汪曾祺式”的诗意与温情融入国民文学记忆。

他对善良的坚信、对美的敏感、对生活的热爱，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几代读者的精神慰藉。

非要说的话，汪曾祺跨越了“现代”与“当代”的文学断层，既是沈从文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时期文学多元格局的开创者。

而让许成军最为佩服的是，他提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强调文学应“写生活，写人，写情趣”。

在西方文学思潮涌入的80年代，为中国文学坚守了民族化的创作道路！

堪称“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作家”！

哔哔时期，汪曾祺因反对将文学工具化、政治化，他选择了“沉默的坚守”，暂别文坛。

今年，汪曾祺以《受戒》重返文坛，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占据主流的年代，他的作品以截然不同的风貌打破了文学创作的刻板模式。

这才是真正的文人作家！

有操守、有格局、有坚守。

汪曾祺笑呵呵地道，“你这年纪轻轻，稿子都上《收获》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简单啊。”

“在您面前哪个年轻人敢说不简单呀！您是榜样！”

...

闲聊几句，汪曾祺就要拿起桌上的暖壶就要去打水，许成军赶紧抢过来。

汪曾祺今年59，水壶一般也是两人公用，许成军哪能让人家打水。

“汪老师我去！您坐着歇着。”

汪曾祺笑着看着这个小后辈，到也不多推辞，只是道了声谢。

走廊的公共水龙头滴滴答答淌水，许成军接水时还在愣神。

刚还在念叨没有和名人同框的机会，这一下子就给来个狠的。

嘿，你说怎么着！

上辈子在中文系课堂上反复分析、自己最喜欢的作家，跟自己住一间屋了！

收拾完屋子，汪曾祺往搪瓷缸里续了热水，跟许成军开始了闲聊，

“刚听小许同志你说在《收获》了发篇稿子，写什么的？”

许成军正擦着桌上的搪瓷杯，闻言笑了：“汪老师，我那篇刚过审，还没登呢。写个售货员姑娘和镜子的故事。”

“镜子？”汪曾祺推了推眼镜，“这物件有意思，也是现在说的伤痕文学那一类？”

许成军接过话茬：“不算伤痕文学。您看啊，我写的是姑娘心里是有疙瘩，可没写她哭哭啼啼忆苦，就写她对着镜子比划新布料。那点想穿花衣裳的念想，藏在影子里呢。”

他顿了顿，“我想着，日子里的坎儿，不一定非得撕心裂肺地喊，就像这镜子上的豁口，光从缝里漏进来，反倒亮堂。”

汪曾祺呷着热水，目光柔和了些：“用影子说话？这路子倒新鲜。现在不少稿子爱往痛处戳，你偏往亮处引，胆子不小。”

许成军笑着，但是语气带着晚辈的敬重：“在您面前哪敢说胆子。您写《受戒》，明海和小英子的好，不也藏在芦苇荡的风里、庙里的钟声里？”

“我认为啊，文学有时候也不必呐喊，不必控诉，它可以是清晨的露水、灶上的烟火、巷弄的吆喝，是平凡生命中最本真的诗意！”

听罢，汪曾祺哈哈大笑，“你这话说的可全对我心坎上了！”

那可不！

您这心坎我可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