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乘风而起 第两千六百九十二章 到底是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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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评价其为:“古今笔墨之龃龉不相入者,罗而置之笔端,融冶以出。画有南、北宗,至而合。”

《长江万里图》是古今画家都喜欢创作的题材,江山万里最早在唐代便已出现。据载,李思训曾穷三月时间绘嘉陵江三百里的景象于壁上,后来唐玄宗命吴道子在大殿绘同一题材,一日即成,两者相较,各有千秋。

北宋王希孟则以青绿山水的形式创作了《千里江山图》卷,其后南宋赵芾,夏圭,都创作了《长江万里图》。

再往后就是明代的的吴伟,清代的王辈,各自也创作了各自的《长江万里图》,到了近代,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也是其代表作之一。

其实所有绘制《长江万里图》的人,都没有见识过长江的全貌,尤其在古代,一个人更是很难从江头走到江口,不过这并不妨害他们创作出自己心目当中的万里长江沿岸的景色,通过精湛的画工表现出胸中磅礴淋漓的绝美山

水。

移步书房,翁以钧从书房书柜顶部取下一个很大的几乎可以称为柜子的木匣,将之放到桌上,戴上手套后从木匣里取出了一幅很大的卷轴,缓缓展开,清代名家巨作,就这样一点点展现在周至的眼前。

这是极大的面子,因为为了保护这幅画作,一般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翁家人同意展示它的机会。

画从重山密岭流泉百道的大河源头起,至长江下游入海处止,沿途群山堆簇萦绕,山间栈道连云,峻岩踞;江上帆樯如林,网张舟驰;两岸城郭相望,村舍比连。峰峦树色,各极其态;舟车商旅,屈指难数。

全图构图繁密,皴染周至,气象宏深,长五丈有余,想要在书房里直接将之展开根本就不可能。

好在得益于中国画的透视技法,周至戴上手套,配合翁以钧一边开卷一边欣赏,并不影响。

这幅画在历史上有王自己的记载,据他自己说,该画“凡七月而成”,可见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

当然与前代很多写《长江万里》的画家一样,石谷并未寻流溯源地考察过长江,所以此画不过是解题发挥,寄托对壮丽山河的赞美而已,所以不能用地质、地理长江去套,而是应该欣赏其写意的方式,观其气势,赏其丘壑,

玩其笔墨,才是赏画的正确之道。

这幅画是非常幸运的,落到了懂得爱惜它的人手上,保存得非常细致完好,除了一些正常的边角磨损,在周至看来,其完美程度是他见过最好的,不由得啧啧连声:“这是原封原裱,在清中期,估计是乾隆时期做过一次重

修,之后在清末或者民国......不对,应该还是在清末光绪年间,又修过一次,然后便保存至今,如此完美,相当不容易。

“这是先祖文恭公非常得意的一件收获,在日记所载颇详: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厂肆见到,因为索价千金未得;后贾人送来,越看越美,于是回到博古斋去讲价,出三百,不卖。一共四天,留在他手中欣赏,可是在取

走的时候,店里说非四百不可。”翁万戈没有说周至推断正确与否,继续说道:“文恭公便回去筹钱,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重见长江图......目前一乐也!终于是换到手了。”

说完一指木匣盖子:“你看!”

周至看向木匣,木匣已经颜色暗沉了,但仔细看上面居然还有一首诗:“长江之图疑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

从诗歌的意思来看,翁同?当时是准备把房子卖掉换王翠的名作了!

“我家岷山更西住,正见岷江发源处。

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

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漂泊尚他乡。

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

画作看到了尽头,周至信口吟起明代诗人杨基的诗歌,这是杨基当年欣赏《长江万里图》后所作,周至觉得用在这个时候,再贴切不过。

吟完后终于看到了落款,先是王翠的题款,说明此图作于“康熙岁次乙卯九月上浣”。

“岁次乙卯?”周至说道:“也无怪落笔如春风拂面,这是和杨晋等人合作完《南巡图》,得到褒奖之后不久的作品啊。

“可不是咋的,”翁万戈笑道:“你接着往后看就知道了。”

周至接着舒展画卷,果然,在王翠的落款里发现了他得到皇帝的褒奖,心欢意满,神气俱足后的作品,除了点明“戊寅秋日,长安南迁,蓬窗多暇”的悠闲心态外,还有“凡七月而成,颇觉指腕间风规犹在”的自夸。

再往后看,便是翁同?在卷尾的跋文了,先说“余藏此画三十年,未敢亵以一字”,隐晦地批评了清代那位盖章狂魔。然后说自己是多么地珍爱重视这幅画作,只给懂画的人看,不给暴发户看“遇通人逸士辄引同看,黄金横带

者虽固请未以示也。”

其后又写了保藏这幅画的不容易,“今年四月,蒙恩放还,做装之顷,有贵游欲以重金相易。余曰他物皆可,唯此画与麓台巨幅此生未忍弃也。”

最后写了这幅画带给自己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替代不了的,“比归里门,人事纷纭,资用空乏,暑郁?雷几不可耐。每北窗明处时一展卷,清风拂人,尘虑都净,世间神明固应尔耶。抑劳逸顿殊,身边两不相收,

理然也。赵子固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余尝自知为愚,若余者其愚耶?否耶?既自笑因书于后。”

因为种种原因,历史对翁同?的评价并不高,但认真考究其一生,不过书生意气,清流做派而已。

后人有些评价倒是说得明白,说他是以“文学侍从之才而误居宰相之位”,不过也承认他是“孝悌君子,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处乱世。”

所谓“有原则而不能坚持,既从权又不彻底,一己清名之一念,盘亘胸中而不能去,往往动辄得咎,两面不讨奸,既误己,又误国,为翁一生大病。”

历史人物已有公论,不过周至现在看到他的文章书法,也不得不在心里暗赞一声:“到底是拿下状元的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