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也搞不明白骆驼的人为什么要跑来找他们搞什么农业技术交流。
虽然都是农业大国,但你一个沙漠气候种小麦的,我是热带雨林气候种水稻的,这有什么交流的必要吗?
当然,如果从制度上看,大家都是君...
我将那块齿轮轻轻放进密封袋,指尖抚过锈蚀的纹路。它像一块被海水泡了二十年的铁心,却仍保留着精准咬合的齿痕。阿豪站在我身后没说话,只是递来一杯热茶,杯沿上浮着几片陈皮。
“周叔的手艺。”我低声说,“这齿轮是父亲手表里的,当年他拆了给罗盘做校准器。后来船沉了,表也丢了……没想到他还留着。”
“人没丢就好。”阿豪叹了口气,“玛嘉烈那边刚来电,周叔醒了,能简单写字。护士说他第一句话是??‘灯塔亮了’。”
我心头一震。
灯塔?大屿山那座废弃灯塔正是邓天雄被发现的地方。警方至今查不出是谁把他送过去的,只在塔底发现半截烧尽的蜡烛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忠记第一批船员合影,父亲站在中间,周叔在他右边,肩并肩。
“他记得。”我说,“他全记得。”
手机震动,徐文康发来定位:“老板,我们找到了‘明心康复中心’注册用的身份信息流转路径。源头不在陆廷威,而在一个叫‘方正咨询’的中介公司。他们专帮人洗白黑户资料,客户名单里有三个廉政公署前调查员的名字。”
“把名单压住。”我立刻回复,“别打草惊蛇。让技术组逆向追踪他们的服务器日志,我要知道过去五年所有冒用身份的案例中,有多少涉及公共项目投标。”
阿豪皱眉:“你怀疑……不只是母亲的事?”
“如果有人能轻易用我妈的名字设空壳公司,还能打通警队内部渠道让邓天雄转账记录延迟曝光,那就说明,‘汇贤会’倒台后,它的血管还在跳。”我站起身,走到窗前。晨光洒在基金会大楼外墙上,那行标语清晰可见:“阳光之下,无处藏污。”
可我知道,真正的**从不写在合同上,而是藏在一顿饭、一句问候、一场看似偶然的介绍里。
下午两点,我去探望周叔。
玛嘉烈医院神经科走廊安静得近乎压抑。推开门时,老人正望着窗外发呆,手腕上还连着监测仪。听见脚步声,他缓缓转头,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
我在床边坐下,掏出那块齿轮,放在他掌心。
他的手指颤抖着,慢慢摩挲那圈齿纹,嘴唇微动,发出沙哑的音节:“……东三度……偏角……修好了。”
我猛地抬头:“你说什么?”
他又重复一遍,断续而艰难:“罗盘……当年……你爸让我修……东三度偏差……我没来得及告诉他……数据错了……三天……晚了三天……”
我的心跳几乎停滞。
东三度偏差?那是航线上最关键的修正值。若未及时调整,船只就会偏离主航道,进入暗礁区??而2003年忠记47号沉没的位置,恰恰就在那片禁航水域边缘。
“你是说……”我声音发紧,“父亲的罗盘本来就有问题?”
周叔点头,用力写下两个字:**人为**。
然后指了指自己太阳穴,又比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我懂了。
不是故障,是破坏。有人在他修理期间动了手脚,故意让罗盘产生微小但致命的误差。而这个人,必须是他信任、又能接触到维修工具的人。
“是谁?”我问。
他张嘴,喉咙里挤出半个音:“……陈……”
陈?
我脑中电光火石??陈伯年!
父亲视频里提过的“跟了十五年的兄弟”,最后劝他“识时务”的那个老搭档!
可陈伯年早在2005年就移民加拿大,此后杳无音信。官方记录显示他五年前已病逝,墓碑都立在温哥华郊外。
但我记得一件事:2003年那次出事前夜,正是陈伯年亲自送来修好的罗盘,并拍着父亲肩膀说:“老赵,这次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
呵,真是好一个万无一失。
离开医院时,我拨通徐文康电话:“查陈伯年死亡证明的真实性。同时调取他移民前后十年的所有出入境记录,重点看有没有使用他人护照的痕迹。”
“已经查了。”他语气凝重,“问题很大。加拿大殡仪馆提供的火化记录编号,在政府系统里查不到对应档案。而且,陈伯年最后一次合法入境是2004年12月,之后再无出境记录??也就是说,他可能根本没走。”
“他在港岛。”我喃喃道。
“不止。”徐文康顿了顿,“我们刚刚破解了‘方正咨询’的部分数据库,发现近三年有六起重大工程招标失败案背后,都有同一个顾问公司在幕后操作,名叫‘远洋评估’。法人代表签名……和陈伯年年轻时的笔迹高度吻合。”
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
二十年前,他亲手毁掉忠记的航线;二十年后,他又用同样的手段,操控城市基建的命脉。那些塌陷的高架桥、漏水的隧道、偷工减料的安置房……每一起事故背后,是否都有一个被篡改的“罗盘”?
当晚,我独自驾车前往北角一栋旧楼。
这里是陈伯年曾经的住所,一栋建于七十年代的唐楼,如今外墙斑驳,电梯常年故障。我敲开三楼B座的门,应门的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自称租客,住了不到半年。
“之前是谁住这儿?”
“不清楚,房东是个代理公司。”他递来一张名片,“不过阁楼上有个杂物间,锁着,好像没人动过。”
我谢过他,绕到后楼梯爬上天台。铁门生锈,用力一推便开了。角落里果然有个小木屋模样的储物间,挂一把新换的电子锁。
我不擅长撬锁,但阿豪教过我一招:用电磁脉冲干扰器短接电路板。十分钟后,锁“咔哒”一声弹开。
里面堆满旧家具和纸箱。我翻找良久,终于在一只樟木柜底层抽出一本航海日志??不是忠记的,而是某艘名为“海昌二号”的工程测量船,日期集中在2018至2022年。
翻开第一页,我的心猛地一沉。
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港岛各处填海区、桥梁桩基、地铁隧道的地质数据,旁边附有手写批注:“混凝土标号可降一级”、“钢筋间距放宽15%”、“监理巡视时间固定,可趁隙施工”。
而在每份报告末尾,都盖着一枚红色印章:**远洋评估?技术审核专用章**。
更可怕的是,这些修改建议,几乎全部被采纳进了最终施工方案。
我继续翻找,在夹层中发现一张泛黄的照片:三个男人站在码头合影,中间是年轻的父亲,左边是周叔,右边……正是陈伯年。背面写着一行小字:
>**“同舟共济,生死不负。??1988.6.17”**
讽刺啊。
当年写下这句话的人,后来亲手把船引向了礁石。
我正欲收起日志,忽觉脚底一滑。低头一看,地板有轻微松动。掀开两块木板,下面竟藏着一个防水金属盒。
打开后,里面是一叠银行存根、海外账户转账凭证,以及一份PDF打印稿,标题为:
>**《新一代城市控制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
署名单位:**汇贤会?战略发展部**
日期:**2023年4月**(也就是“汇贤会”宣布解散前三个月)
内容触目惊心:建议通过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设计标准,逐步实现对交通、能源、通信网络的隐性支配。具体手段包括??扶持特定承包商、安插技术顾问、操纵招投标评分体系……
最后一段写道:
>“当规则由我们书写,监督形同虚设时,政权更迭不过是换一面旗帜。真正的权力,藏在水泥之下,埋于海底电缆之中。”
这不是阴谋,这是已经运行多年的阳谋。
我抱着盒子下楼时,手机响了。是邓天雄妹妹邓美玲。
“赵先生,哥哥醒了。他说……想见你。”
我赶到医院已是深夜。
邓天雄躺在ICU单人病房,身上插满管子,但意识清醒。看见我进来,他费力地抬起手,示意护士关掉监控设备。
“别录。”他喘着气,“有些话,只能讲一次。”
我让所有人退出,只留我们两人。
“你猜得没错。”他闭着眼说,“我是假逃。黄启昌找我谈的,说只要我配合演这场戏,就能揭出陆家背后的网。但他没告诉我……幕后还有陈伯年。”
我心头一震:“你也知道他没死?”
“三年前我就察觉了。”他苦笑,“那时我在警队查一宗围标案,线索指向‘远洋评估’,结果档案室突然火灾。我去现场勘查,发现灭火器被人提前泄压。当晚,有人约我在天星码头见面??就是他,陈伯年。他穿着风衣,帽子压得很低,但那只左手……少了一截小指,和当年船上工伤记录一致。”
“他威胁你?”
“不,他请我喝了杯咖啡,然后说:‘阿雄,你爸当年查“共济同盟”查得太深,所以死了。你想活得久一点,就学会闭嘴。’”邓天雄睁开眼,目光锐利,“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人从未离开。”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我一直在等证据。”他从枕头下摸出一枚U盘,“这是他在‘远洋评估’办公室电脑里装的后门程序自动备份的数据,每隔三天同步一次。上周系统检测到异常访问,自动触发了离线传输。”
我接过U盘,指尖发烫。
这意味着,陈伯年仍在活动,且尚未察觉暴露。
“他还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赵文彬的儿子要是敢回来,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江湖。’”
我笑了,笑得有点冷。
原来他一直等着我。
第二天清晨,我召集核心团队召开紧急会议。
投影屏上依次展示陈伯年的照片、‘远洋评估’的运作模式、以及那份《城市控制系统报告》的关键页。
“各位,我们以为风暴过去了。”我站在前方,声音平静,“但实际上,潮水只是退去片刻,礁石依旧潜伏。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复仇,而是重建信任。”
徐文康举手:“要不要报警?这些人涉嫌多项刑事犯罪。”
“报不了。”我摇头,“陈伯年现在的身份完全合法,公司资质齐全,所有合同都在表面上合规。如果我们直接举报,对方会立刻销毁证据,甚至反诉我们诽谤。更何况……”我看向阿豪,“廉政公署内部是否有他们的人,还未知。”
阿豪冷笑:“所以只能用江湖办法?”
“不。”我纠正他,“是用人民的办法。”
我打开平板,调出基金会最新开发的“阳光眼”APP界面:“明天起,我们将公开‘远洋评估’参与过的所有工程项目原始数据,邀请市民志愿者交叉核验。每一条异常记录都会生成预警,并推送给媒体与独立审计机构。”
“你是要发动群众?”徐文康眼睛亮了。
“没错。”我点头,“当年他们用秘密控制规则,今天我们用透明打破垄断。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力量不在会议室,而在街头巷尾的讨论中,在每一个普通人睁开的眼睛里。”
会议结束后,我独自回到办公室。
窗外,维多利亚港灯火如星。我取出父亲的罗盘,轻轻放在桌上。黄铜外壳映着灯光,依旧沉稳厚重。
这时,手机响起。
陌生号码。
我接听,那边传来苍老而熟悉的声音:
“阿琛,好久不见。”
我的血液瞬间冻结。
“陈伯年……是你?”
“是我。”他轻笑,“你比我想象中聪明。居然能找到阁楼。”
“你为什么不跑?”
“跑?”他叹气,“我已经跑了二十年。每天醒来都要换名字、换脸、换生活。你以为这种日子是自由吗?我只是怕,怕你父亲的冤魂来找我索命。”
“那你现在打来做什么?忏悔?”
“不。”他声音低沉下来,“是警告。你动‘远洋评估’,就是在动整个系统的根基。他们会反击,不惜一切代价。上次你赢了,是因为有黄启昌内应。这次……你孤立无援。”
“我不需要援军。”我说,“我只需要真相。”
“真相?”他冷笑,“你以为你看到的就是全部?告诉你一件事??你母亲当年住进‘明心康复中心’,不是意外。是陈伯年安排的。”
我猛地站起:“你说什么?”
“她精神状况不稳定,需要长期服药。而药费,是我们付的。条件只有一个:让她劝你放弃调查。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儿子走的路,我不能拦。’”
我怔住。
母亲从未提过这些。
“她是个坚强的女人。”陈伯年的声音竟带了些许敬意,“所以我放过了她。但你若执意前行,下一局,未必还有慈悲。”
电话挂断。
我握着手机,久久不动。
良久,我拨通阿豪:“通知所有志愿者,明日行动照常。另外,帮我查一件事??2000年至2008年间,‘明心康复中心’的资金来源明细。”
“你要干嘛?”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盯着罗盘中央那根微微颤动的指针,“有些人以为藏在黑暗里就能操控方向,但他们忘了,指南针永远指向北方。”
次日上午九点,“公民航运基金会”官网发布首条联合调查倡议书,题为:
>**《请帮我们找出城市的“错误罗盘”》**
附带数百页工程资料开放下载,并设立匿名上传通道,鼓励知情者提供线索。
二十四小时内,超过八万名市民注册成为“阳光眼”志愿者,三千多条可疑数据被标记,其中十七项涉及重大安全隐患,已移交立法会特别委员会。
第三天,一家主流媒体刊发深度报道,揭露“远洋评估”在过去十年中主导了港岛近四成公共工程的技术评审,而其客户名单中赫然包括现任发展局局长的亲信企业。
舆论哗然。
第五天,陈伯年最后一次露面??他在九龙城一间茶餐厅吃完云吞面后起身离席,走出门口时突然捂住胸口倒地。救护车赶到时已无生命体征。
官方通报:心肌梗塞。
我站在太平间外,看着工作人员推出尸体。法医递来一份遗物清单,其中有一本日记。
我翻开最后一页,只见潦草写着:
>“我原以为自己是在拯救秩序,结果成了吞噬良知的怪物。阿琛,你的罗盘是对的。方向错了,速度越快,离岸越远。愿你……永不迷失。”
我没有哭。
只是将日记收好,带回基金会。
一周后,我们在忠记旧码头举办了一场公开追思会,纪念所有因**工程而受害的平民。现场竖起一面“记忆墙”,刻着每一个人的名字。
我站在台上,手中拿着那块旧齿轮。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把父亲的罗盘供起来?”我对着麦克风说,“因为它不是胜利的象征,而是提醒??提醒我们曾如何迷路,又如何找回方向。”
台下掌声雷动。
夜深人静,我再次来到观音庙。
香炉前,我点燃三炷香。
“爸,妈,陈伯年死了。他临终前说了句真话:他错了。”
风吹过檐角铃铛,叮咚作响。
我抬头望天,乌云散尽,星辰闪烁。
江湖从未消失,它只是换了模样。
而我依然走在这条路上,带着旧齿轮,新罗盘,和一颗不敢忘却初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