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吹哨子了!
自从安南海战之后,王耀堂低调了半年多,许多人可能是健忘,都忘记他的威风了。
五天后,人员齐备,航母众目睽睽之下抵达香港,这次王耀堂亲自站出来接受采访。
“什么军事武...
我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坐在厨房的小凳上,低头搅着砂锅里的汤。火苗舔着锅底,蒸汽缓缓升腾,在窗玻璃上凝成一层薄雾。她听见动静,转过头来,眼角的皱纹里盛着笑意:“回来啦?汤刚好。”
我脱下外套挂好,走过去蹲在她身边,闻了闻,“还是老味道。”
“当然。”她轻声说,“你爸最爱喝这个。”
我们都没提那卷胶片的事,可我知道她明白一切。有些话不必说破,就像当年父亲藏起证据,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等一个能承接真相的人。
那一夜我睡得很浅,梦里全是海浪拍打船体的声音,还有罗盘指针缓慢偏转的咔嗒声。醒来时天已微亮,窗外有鸟鸣掠过楼宇间隙。手机静静躺在枕边,屏幕未亮,却像藏着某种预兆。
七点整,徐文康发来消息:
>“城规署回应了观塘工地举报,派员突击检查,确认混凝土强度不达标,项目停工。承包商是‘恒基建’关联企业,法人代表上周刚出席过发展局午餐会。”
后面附了一张照片:工人堆料区角落,一块水泥试块被敲开,内部裸露出大量碎石与泥团,根本不像合格建材。
我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这不是疏忽,是系统性造假。他们早已把“合规”变成一场表演??验收报告写得滴水不漏,现场却用最廉价的方式偷工减料。只要没人看见,灾难就可以永远推迟。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不让它再推迟下去。
上午九点,“城市守望联盟”召开线上协调会。邓美玲通过加密频道接入,声音冷静:“我们在深水?、黄大仙、将军澳同步收到类似举报,都是近期重点重建项目的地基施工环节。时间集中在过去十天,手法一致:白天正常作业,夜间替换材料。”
“这是试探。”我说,“他们在测试我们的反应速度。”
“也是挑衅。”徐文康补充,“他们知道我们在盯,所以故意留下线索,想看看我们敢不敢动。”
会议室一片沉默。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公开这些案例,对方极可能反咬一口,指控我们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毕竟,普通市民哪来的专业判断力?谁又能证明视频不是剪辑?
但我清楚,真正的力量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信任链条的建立。过去一个月,我们培训了三百多名志愿者,教会他们如何拍摄有效证据、记录时间节点、标注地理位置。每一个上传的数据背后,都有真实的眼睛和颤抖的手。
“发布吧。”我说,“附上取证指南链接,告诉所有人:你们不是孤单的目击者,而是守护者。”
中午十二点十七分,“阳光眼”官网更新动态:
>【紧急预警】三区共五项工程涉嫌结构性造假,已提交政府及媒体。欢迎更多知情者提供线索。
配图是一组对比照:正规混凝土断面均匀致密,问题样品则如蜂窝般疏松破碎。
不到半小时,社交平台炸开锅。有工程师自发绘制科普长图,解释“C30标号混凝土若掺杂30%杂质,承重能力将下降至设计值47%”;有退休监工留言:“我干了四十年,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更有居民晒出自家墙面裂缝照片:“这墙,是不是也快塌了?”
舆论压力迅速传导至政界。下午三点,立法会议员林素妍在电台节目中直言:“如果我们连桥会不会塌都要靠民间组织提醒,那监管机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当晚八点,政府宣布成立跨部门专项调查组,由廉政公署牵头,联合土木工程拓展署、建筑事务监督处共同行动,并承诺每周向社会公布进展。
胜利来得比预想快,可我心中并无轻松。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开始。
深夜十一点,我独自回到办公室,准备整理今日数据归档。灯刚打开,电脑屏幕自动亮起??有人远程登录过系统。
我的心猛地一紧。
这不是普通入侵。防火墙日志显示,访问IP经过七层跳转,最终溯源至一台位于新加坡的虚拟服务器。更诡异的是,对方并未窃取或删除任何文件,只是浏览了“启明文档”的访问记录,尤其是那些下载者的匿名ID与地理位置标记。
他们在找人。
具体来说,是在找曾经接触过原始资料的知情者。
我立刻启动应急协议,切断主服务器联网,转为本地离线运行。同时向邓美玲和徐文康发送加密警报:
>“警惕内部泄露。有人知道我们掌握了什么。”
回复很快到来:
>“我已经让刑事情报科加强监控程志安狱中通讯。”??邓美玲
>“建议暂停所有线下培训,改为分散式小规模教学。”??徐文康
我点头,却仍觉不安。
这场战争的本质,从来不是数据与权力的对抗,而是记忆与遗忘的拉锯。他们害怕的,不是一份报告,而是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相信:自己看到的异常,值得被重视;自己的声音,可以改变现实。
而这,恰恰是最致命的威胁。
第二天清晨,我接到北角老宅邻居电话:“阿哲啊,昨晚有几个穿黑西装的人去你妈那栋楼转悠,还拍了楼梯间照片。我不放心,给你打个招呼。”
我谢过他,立即联系安保团队,安排母亲暂时搬往安全屋。她没有抗拒,只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躲了?”
“不是躲。”我握住她的手,“是在等待风停。”
她笑了笑,“你爸当年也这么说。”
送她离开后,我驱车前往屯门一处废弃工厂。这里是“阳光眼”最早的据点之一,如今已改造成资料备份中心。我要亲自确认保险柜中的物理存档是否完好。
穿过锈迹斑斑的铁门,走廊尽头传来轻微响动。
我停下脚步,屏息倾听。
里面有翻动纸张的声音。
我没有贸然进去,而是悄悄绕到侧窗,借着缝隙往内窥视。一道身影背对着我,在档案架前快速搜寻,手中拿着一只扫描仪,正将一页页文件扫入平板。
那人穿着修身西装,动作利落,显然是专业人士。
我退后几步,拨通邓美玲电话,低语:“A级响应,我在屯门旧厂发现疑似‘协理会’残余人员,正在进行资料窃取。请求支援定位封锁。”
挂断后,我绕至后门,轻轻推开门缝。那人似乎察觉异样,猛然回头??
四目相对的瞬间,我认出了他。
四十岁上下,面容清瘦,鼻梁高挺,右耳垂有一颗痣。
是程远。
尽管新闻里都说他已流亡海外,但此刻他就站在我面前,眼神冷峻如刀。
“多年不见。”他先开口,声音平稳得可怕,“我以为你会藏得更深。”
“你也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我冷笑,“伦敦记者会很精彩,可惜忘了删掉监控记录。”
他微微颔首,“那是我故意留下的。为了让你们以为,我已经逃了。”
我心头一震。
原来从一开始,他的“消失”就是策略的一部分。他不是败退,而是转入地下,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运作。
“你们掀不了棋盘。”他说,“你们只是打翻了几颗子。真正下棋的人,从来不露脸。”
“那你现在做什么?”我逼近一步,“偷回你自己犯下的罪证?”
“纠正错误而已。”他淡淡道,“有些人不该活太久,有些记忆该被清除。我只是在修复系统的漏洞。”
话音未落,他突然抬手将一瓶液体泼向档案柜。刺鼻气味瞬间弥漫??是强酸。
我冲上前试图阻止,却被他一脚踹中腹部,重重撞上墙壁。他身手敏捷,显然受过训练。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警笛由远及近。
他脸色微变,抓起平板转身欲逃。我忍痛扑上去拽住他衣领,两人扭打在一起。档案散落一地,纸页如雪纷飞。
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
他终于挣脱,从腰间抽出一枚微型烟雾弹摔在地上。白雾骤起,遮蔽视线。等支援队员冲入时,他人已不见踪影。
只留下地上一道清晰脚印,和半张被酸液腐蚀的文件残片。
上面依稀可见一行字:
>“……七月十三日会议纪要:关于忠记航线自动化升级之可行性评估……”
我攥紧残片,呼吸粗重。
他知道父亲曾参加会议,也知道那份纪要的存在。他来找的,不只是证据,而是那段历史的最后一块拼图。
两天后,警方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发现一辆无牌黑色房车曾在厂区附近停留四十三分钟,车牌经PS伪造,真实归属无法追踪。但技术组在烟雾残留物中提取到一种罕见润滑剂成分,常用于高端私人潜艇维护设备。
“他在利用家族海外资源。”徐文康分析,“程家早年投资过南太平洋某岛国的海底电缆项目,名义上是通信工程,实则可能是秘密通道网络。”
“所以他没走。”我说,“他一直在香港周围活动,像幽灵一样。”
“而且他还会再来。”邓美玲神色凝重,“因为他还没拿到最关键的东西。”
“你说的是保险箱钥匙?”我问。
她摇头:“是你母亲。”
我浑身一凛。
回想她在老宅取出铁盒的情景,只有亲历者才知道瓷砖位置。如果程远怀疑还有其他隐藏资料,必然会把目标转向她。
“我已经安排她入住国安提供的庇护住所。”我说,“二十四小时监控,双人轮岗。”
“还不够。”她低声说,“他们擅长心理战。也许不会动手,但会制造恐惧,让你主动交出东西。”
我沉默良久,忽然想起父亲信中那句:
>“真正的罗盘,不在仪表盘上,而在人心之中。”
或许,他们真正惧怕的,正是这种代际传递的记忆。
一周后,我们迎来转机。
一名自称“前远洋集团IT工程师”的男子通过匿名通道联系我们,愿以真实身份作证,换取保护。他在视频通话中出示了工作证、社保记录及多份内部邮件截图,真实性经核实无误。
“我参与过‘灯塔计划’二期系统部署。”他说,“当时负责将忠记航线的导航参数植入市政交通AI中枢。表面上是为了提升港口调度效率,实际上,它是整个城市基础设施控制网络的试验模板。”
“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是,”他声音发颤,“你们以为那只是一次沉船事故?不,那是第一次实战验证。后来十年间,同样的逻辑被复制到电力调度、地铁信号、供水管网……只要接入那个核心协议,就能在关键时刻切断城市的呼吸。”
我几乎窒息。
原来“协理会”追求的,从来不是金钱或权力,而是一种终极掌控??通过技术手段,让整座城市成为可编程的机器,随时听命于少数人的意志。
而父亲的死,正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拒绝签署系统并网授权书。
“那现在呢?”我问,“协议还在运行吗?”
“部分模块仍在后台休眠。”他说,“只要触发特定条件,比如全港停电演练、重大节日庆典安保升级,它们就会自动激活。”
“怎么关闭?”
“需要三把密钥。”他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原始代码签名认证;第二,两名创始成员生物密钥双重验证;第三,中央仲裁节点物理销毁。”
前两项我们已有突破??徐文康团队已还原出部分协议逻辑,且掌握了陈伯年与陆廷威的基因样本(来自医疗档案)。唯独第三项,毫无头绪。
“仲裁节点在哪?”我追问。
“我不知道。”他摇头,“只知道它不在香港境内。可能在海上平台,也可能在某个外交豁免区。”
通话结束后,我陷入长久思索。
直到傍晚,母亲打来电话:“阿哲,我想回家住了。”
“太危险了。”我立刻反对。
“可那是我的家。”她语气平静,“我在这住了四十年,凭什么要被赶出去?”
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我亲自陪她回去,安排安保人员伪装成装修工人进驻隔壁单位。我们在屋内加装震动传感器与红外警报,连每一块地板都做了防撬处理。
但她进门第一件事,竟是打开冰箱上方的通风口,伸手摸索片刻,掏出一把铜钥匙。
“你爸说过,重要的东西,要放在最平常的地方。”她递给我,“说是留给你的。”
我接过钥匙,指尖冰凉。
它形状奇特,齿纹复杂,像是某种高级保险柜专用。
我立刻联系苏黎世律师,请其协助排查父亲名下所有保管箱。两小时后回信:除已开启的那一例外,另有一间未登记在案的附属仓室,需此钥匙配合虹膜识别方可进入。
位置:列支敦士登某私人银行地下三层。
“仲裁节点……”我喃喃道,“难道真是他亲手埋下的终止开关?”
我决定亲自前往。
临行前夜,我再次登上山顶,望着灯火璀璨的维港。耳机响起新警报提示:
>【用户上报】赤柱某私立医院外墙出现结构性裂痕,院方称“仅为涂料脱落”。
我受理并回复:
**“谢谢你的看见。”**
然后摘下耳机,仰望星空。
父亲曾告诉我,航海者最怕的不是风暴,而是失去方向感。当四周漆黑一片,罗盘成了唯一依靠。
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方向,从来不是某个人设定的坐标,而是无数微光汇聚而成的共识。
三天后,我踏入阿尔卑斯山麓的银色建筑。在严密安检后,我站在那扇厚重金属门前,将钥匙插入锁孔,同时直视虹膜扫描仪。
门缓缓开启。
室内只有一台老旧终端机,屏幕上闪烁着一行字:
>“欢迎回来,继承者。请输入指令:[继续运行]/[永久终止]”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后者。
刹那间,全球十七个关联节点同步发出断联警告。“灯塔阴影”协议核心自毁程序启动,所有备份数据加密粉碎,连恢复痕迹都无法留存。
与此同时,香港多处基础设施控制系统报警频发。电力公司通报“不明信号干扰”,地铁调度中心紧急切换手动模式,数座智能桥梁自动降级为常规监测状态。
媒体哗然,称之为“数字大地震”。
而我知道,这是自由的阵痛。
一个月后,中央专案组正式宣布:“协理会”组织架构彻底瓦解,主要成员全部落网或失联,相关工程项目全面审计整改。国家授予“阳光眼”团队集体二等功,表彰其“在维护公共安全领域的开创性贡献”。
但我们没有举行庆功宴。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坐在北角老宅的阳台上,喝着她炖的汤。晚风拂面,远处传来渡轮的汽笛声。
“你觉得他看到了吗?”她忽然问。
我明白她说的是谁。
“一定看到了。”我说,“他等这一天,太久了。”
她点点头,轻轻抚摸婚戒内圈,那里刻着四个字母:**YUANQ**??“缘起”的拼音缩写。
倒过来,正是保险箱密码。
我们相视一笑,没再说什么。
真正的胜利,不需要喧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