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京：从华族千金到世界财阀 第371章 雪下的火

第371章雪下的火(第1/2页)

冬宫馆方的接待办公室，在上午九点之后才真正忙起来。

屋子里的暖气不算差，但因为窗框年久失修，靠窗的那张桌子始终会让人觉得冷一些。窗外的天色仍旧阴着，涅瓦河方向吹来的冷风一个劲地贴着玻璃缝往里钻。

值班打字员柳德米拉坐在那里，手指冻得有些发僵。她把一张复写纸垫进打字机里，拉正边缘，又低头看了一眼旁边那份刚刚送来的名单。

今日小型招待会。

地点，冬宫馆内侧厅。

来的人不少。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

市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丘拜斯。

列宁格勒大学经济系来了两名副教授。

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局方面的是一名处长。

食品供应委员会的人是一名副主任。

然后港口管理方面人士……

柳德米拉打到“港口管理方面人士”的时候，手指停了半拍。

她把那行字看了两遍。

港口的人并没有说明具体职务——要么这个人的名字不方便提前写在纸上，要么还没定下来由谁出席。

她继续往下打。

外宾方，西园寺集团代表，西园寺修一。

西园寺集团顾问，西园寺皋月。

后面还有几位随员的名字，日文名被转写成西里尔字母，看起来有些别扭。

柳德米拉对日本人并不熟，只知道前几日莫斯科那边有一批人道主义物资的事。她还听说，这些日本人被安排住在卡缅内岛。

……卡缅内岛吗？那里可不是给普通外国游客住的地方。

她敲完一行，又停下来，把“港口管理方面人士”几个字重新看了一遍。

冬宫的招待会，为什么需要港口的人？

她没有多想。

或者说，她没有资格多想。

这份名单她要抄三份。一份给馆方接待处，一份给警卫协调，一份给翻译办公室。

另有一份手写摘要会送到友好协会分会，那边还要安排车队抵达时间和外宾通道。

她继续往下打。打完之后，把三份文件分别装入信封，标上编号，交到了隔壁。

中午的时候，柳德米拉端着一碗白菜汤坐在角落里。汤里没什么油水，土豆块也小得可怜。

她的同事正抱怨家附近的商店又没有黄油，抱怨到一半，忽然提起今天的招待会。

“你知道那些日本人吧？上周在莫斯科捐了好多东西的那个。”

“嗯。”

“又是文化交流？”

柳德米拉用勺子搅了一下碗里的汤。

“也许吧。”她说，“不过名单里有港口的人。”

同事抬头看了她一眼。

“港口的人也来？”

柳德米拉把名单往旁边挪了一点，像是怕汤汁溅上去。

对面的女人抬头看她。

“冬宫什么时候也管卸货了？”

“谁知道呢。”她把勺子放回碗里，“现在什么都缺。连看画的人，可能也顺便看仓库。”

对面的女人笑了一下。

“别乱说。”

“我没乱说。”柳德米拉低下头，声音轻了些，“名单上写着呢。”

这句话说完，两人都短暂地沉默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柳德米拉才像是为了把刚才那点不安压回去一样，轻声补了一句：

“那个日本人，好像不只是来看冬宫的。”

噗。

火种悄然种下，种在了雪地之中。

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得到，自己的这一句话最终会演变成什么。

它只是从一张桌子，飘到了另一张桌子。

而另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来替馆方副主任取文件的年轻人。

他没有插话，只是把最后一口汤喝完，拿起自己的帽子和文件夹，离开了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列宁格勒的另一端，一间旧书店的后屋里，有人听到了这句话的第二个版本。

“日本人要去冬宫。”

屋子不大，灯泡昏黄。除了墙边堆着的几摞历史书之外，就只有角落里摆着的一幅圣像了。

圣象旁没有点蜡烛，只有一小块黑面包摆在前面。

十来个年轻人围在桌边。

他们有的穿黑色大衣，有的穿旧军靴，有的看起来像学生，有的像从工厂或码头边过来的闲散青年。

他们不属于什么严密组织，平时聚在一起，读点旧书，写些传单。

骂自由派，也骂那些把苏联说成“落后”的外国人。

有人把刚听来的消息说完。

“索布恰克也在。”

桌边一个瘦削的青年抬起头。

“索布恰克当然在，那个人现在什么都想插一手。”

“还有那个丘拜斯。”

“他是谁？”

“搞经济改革的。”

几个人发出不屑的笑。

“改革。”有人把烟头按在铁盒里，“他们除了改革，还会说什么？”

角落里的青年一直没说话，直到有人补了一句：

“听说，港口的人也会去。”

屋里安静了一下。

“港口？”

那个青年终于站了起来。

“冬宫里谈港口？”

“只是听说。”

“听说。”他重复了一遍，眼睛冷下来，“他们每次卖东西之前，都是从‘听说’开始的。”

有人皱眉。

“你说话小心点。”

“我为什么要小心？”青年指了指窗外，“德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现在日本人也来了。昨天说文化交流，今天说港口。再过几天，是不是连彼得大帝给俄罗斯开的窗，都要贴上外文标价？”

桌边有人低声说：

“也许只是参观。”

“参观需要住卡缅内岛？”他嗤笑，“他们在把我们当傻子。”

他从桌上抽过一张粗糙的白纸，拿起铅笔，先写下一行字。

不要出卖俄罗斯。

有人看了看。

“太温和了。”

另一个人接过铅笔，在下面添了一句。

冬宫不是资本家的会客厅。

屋里有人低声叫好。

站在角落里的青年却没有笑。他从旧军包里摸出一个小瓶子，放在桌上。

黑色墨水在玻璃瓶里晃了一下。

有人看见了，皱眉。

“你要干什么？”

“举牌子，他们坐在车里看不见。”

“那就喊。”

“喊也听不见。”

他把瓶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

“总有一样东西，他们会看见。”

没有人立刻接话。

屋外，雪还在下。

同一时间，造船厂的食堂里，另一种消息也在扩散。

这里没有圣像，也没有帝国旧梦。

这里是由高窗、长桌、搪瓷盘和冻得发红的手组成的。

彼得罗夫坐在靠墙的位置，慢慢把面包掰开。

他是车间里的老工人，年轻时去过莫斯科，开过先进生产者大会，也曾经相信只要厂里的机器还在响，日子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现在机器还在响。

可工资已经拖过一次了。

第二次还没有正式通知，但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彼得罗夫叔。”

一个年轻工人端着盘子坐到他对面。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冬宫那边，日本人来了。”

彼得罗夫没有抬头。

“日本人来冬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丘拜斯也在。”

这个名字让旁边几个人看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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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工人压低声音。

“说是要谈企业改革，港口的人也会去。”

另一个年轻工人放下勺子。

“谁说的？”

“区委老安德烈，他在市苏维埃那边还有熟人。”

另一个人把勺子往盘子里一扔。

“改革改革，又是改革。”

桌边没人说话。

“他们嘴里的改革就是把我们的东西卖给外国人。”

“上次说调整，夜班补贴没了。再上次说优化，车间少了一半材料。这次他们要拿走什么？”

“别乱说。”彼得罗夫低声道。

“我乱说？”年轻工人眼睛发红，“那你告诉我，他们在冬宫里喝茶，为什么要谈企业？他们见过我们的车间吗？知道四号机床多久没换零件了吗？知道我老婆排三个小时队，最后只买到半袋土豆吗？”

桌边更安静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低声说：

“我儿子下个月托儿所还要交钱。”

这句话比骂声更加沉重。

彼得罗夫把手里的面包放下。

过了很久，他从旁边拿过一块硬纸板。铅笔尖落在纸上，却迟迟没有动。

年轻工人看着他。

“写什么？”

彼得罗夫没有回答。

最后，他一笔一画地写下：

别替我们决定。

年轻工人看了一眼，皱眉。

“太软了。”

彼得罗夫把纸板按住。

“我们不是去打架的。”

“那去干什么？”

“去让他们看看。”

他抬起头，眼睛里看不出有什么东西。

“让他们看看，工厂里还有人。”

“我们工人，还没死绝呢。”

港口附近的小办公室里，第三种消息又变成了第三种样子。

屋里拉着窗帘，烟味很重。

墙边堆着几只纸箱，里面有进口罐头、药品包装，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小商品。桌上摆着一台旧相机，旁边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外国手表。

皮夹克男人坐在椅子上，用小刀撬开一盒罐头，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又没什么胃口地放到一边。

他不在乎索布恰克，也不在乎丘拜斯。

他只在乎门。

列宁格勒到处都有门。

商店后门，仓库后门，港口后门，医院后门。

只要前门还在排队，后门就还有价钱。

这两年物资短缺越来越严重，正规渠道进不了的东西，就从他这里流通。

医疗耗材、食品罐头、电子产品零配件——只要有硬通货，什么都能从芬兰方向搞到，而且中间差价很可观。

日本人带来医疗物资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

现在又听说他们要谈食品供应和港口。

那就不是来看画的。

那些人在打算把他的门拆了。

手下站在桌前。

“要不要找几个人过去？”

皮夹克男人抬眼。

“过去干什么？”

“喊两句，让他们知道这里不是东京。”

男人没有马上说话。他把罐头盒翻过来，看了眼生产日期，又丢回桌上。

“喊可以，但别动刀。”

手下笑了。

“您还怕这个？”

男人看了他一眼。

“我怕蠢货。”

屋里一下子变得安静了。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台相机，推到桌边。

“明天冬宫那边会有人闹，你找个手稳的。”

手下低头看着相机。

“拍什么？”

“车，牌子，人脸，还有警卫的手。”男人说，“别拍得像旅游照。”

“如果能拍到日本人的保镖压制俄罗斯青年的画面，那最好。后天整个城市都会知道索布恰克在做什么。”

手下明白了几分。

“那要是日本人吓跑了？”

男人终于笑了一下。

“吓跑最好。不跑，也得让他们知道，列宁格勒的门口不是白走的。”

……

直到傍晚，消息才到了更高一层的地方。

谢尔盖·伊里奇·沃尔科夫的办公室在一栋灰色建筑二楼。

他今年五十八岁了，在这个体系里待了一辈子。

他管着四千二百名工人、三条生产线、一座配套的技工学校和两栋家属宿舍。

他不是工程师出身，是从团委一路上来的。知道哪些东西在文件上有用，哪些东西在走廊里有用。

今天下午，他从一个老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

老朋友在市苏维埃秘书处工作，级别不高，但位置巧妙——负责把上面的决定传达给下面的执行者。

消息很简单：索布恰克带着丘拜斯去了卡缅内岛，和日本人谈了将近两小时。港口、食品、造船研究所的人明天都会去冬宫。

沃尔科夫听完之后没有问第二遍。他只问了一个问题：“造船研究所去的是哪个级别的？”

“副所长。”

沃尔科夫挂了电话。

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停车场里那几辆旧车，其中的一辆灰色伏尔加是他的。

这台老伙计的发动机换过两次了，里程表也已经转了三圈，在这个院子里停了十一年。

然后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这座工厂没有一天是发不出工资的。

配额不够的时候，他打电话找部委。部委不接的时候，他去莫斯科。莫斯科不管的时候，他自己想办法。

因为他知道规矩。规矩是：工厂归国家，工人归工厂，工资归计划。

只要这条链子还在，他就是这四千二百人的头。

可如果链子断了呢。

如果有人走进来，说这座工厂值多少钱，这条生产线值多少钱，这些工人的劳动力值多少钱——

今天他们谈港口，明天就会谈造船厂。后天他们会问：你们的工程师，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沃尔科夫转身走回办公桌。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四声。

“格奥尔基，我是沃尔科夫。”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

“书记同志。”

“明天冬宫有一场活动。”沃尔科夫的语气很平淡，“外国财团的人会去。索布恰克和丘拜斯也去。他们在谈港口的事，也可能涉及造船。”

他停了一拍。

“有时候我就在想，工人有权知道自己的命运。”

格奥尔基沉默了几秒。“我明白了。”

“你什么也没有明白。”

“是。”

电话挂断。

沃尔科夫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通讯录，找到另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写在最后几页，墨水颜色比其他的都浅，像是后来加上去的。

他拨了过去。

“费多罗夫。”

“我是沃尔科夫，北方机械的。”

“嗯。”

“明天冬宫那个活动，警卫协调那边是你们的人在管吧。”

“怎么了？”

“听说可能有些工人想去递请愿书，学生也会有几个。”

“都是些年轻人，情绪激动。我想跟你说一声，不必太紧张。”

“什么意思？”

“意思是，让他们去。”

“让索布恰克自己看，列宁格勒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

沃尔科夫放下电话，关掉台灯，只留壁灯亮着。

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八年前厂庆时拍的。

前排站着他和当时的厂长，后面是车间里的劳动模范们，每个人胸前都别着红花。

那时候，照片里的天空还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