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哪些事 第115章：高校教师头上的七道“斩杀线“

第115章：高校教师头上的七道“斩杀线“(第1/2页)

九月的燕宁大学，秋意已悄然漫过校园的每个角落。两排粗壮的梧桐树沿着主干道延伸，叶片刚染上浅浅的鹅黄，风一吹，便簌簌落下几片，打着旋儿贴在青灰色的地砖上。更浓的是桂花香，清甜的气息混着微凉的秋风，穿过教学楼下爬满常青藤的连廊，漫进每一个路过的人的鼻尖。

李斌抱着一摞刚批改完的本科生论文，纸页边缘还留着红笔批改的印记，沉甸甸的分量让他的手臂微微发酸。他脚步匆匆，额角沁出一层薄汗，正往科研楼赶——下午还有个实验要指导研究生推进。刚走到连廊尽头的转角，一个身影突然快步拦在了他面前。

“李老师，等一下！”人文学院的张涛喘着气，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打湿，贴在脑门上。他一脸愁容，眼下的乌青重得像抹了层浓墨，整个人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等会儿下午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你可得帮我撑撑场子。”

李斌停下脚步，下意识地把怀里的论文往怀里拢了拢。他看着眼前这位同批入职的博士，三年前两人一起参加入职培训时，张涛穿着笔挺的西装，眼神亮得像淬了光，谈起自己的研究方向时意气风发的模样还历历在目，可如今，那双眼睛里的光全灭了，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的木偶。

“怎么了这是？”李斌拍了拍张涛的肩膀，指尖能感受到对方肩膀的僵硬，“座谈会本来就是交流问题的，我自然会好好参与。”

“我这第三年申请国基又悬了。”张涛的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哽咽，他往旁边挪了两步，避开过往的学生，压低声音，“你也知道，我是预聘制，再不上，明年预聘期就到了，只能卷铺盖走人。我这三年，天天熬到后半夜改标书、做研究，可……”他话没说完，就重重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迷茫，“我现在才算明白，咱们当大学老师，根本不是上完课搞点研究那么简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坎，迈不过去就真被‘斩’了。”

张涛说的“坎”，李斌这些年也深有体会。他自己就是从预聘制熬过来的，那些通宵改标书、反复修改论文的日子，至今想来仍觉煎熬。他刚想再安慰几句，上课铃突然响了，张涛只能匆匆说了句“下午见”，便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教学楼走去。李斌望着他的背影，轻轻摇了摇头，转身继续往科研楼赶，只是脚步比刚才慢了些。

下午两点，青年教师座谈会准时在行政楼三楼的会议室召开。几十位青年教师早早到了场，偌大的会议室很快就坐满了。李斌找了个靠中间的位置坐下，刚拿出笔记本和笔，就看到分管人事的副校长王启明走了进来。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原本低声交谈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坐直了身子，手里的笔紧紧攥着——谁都知道，这位王副校长说话直截了当，每次开会都会点出青年教师发展的关键问题。

王启明走到讲台前，放下手里的水杯，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目光缓缓扫过全场。“今天咱们不绕弯子，开门见山。”他一开口，就抛出了一个让全场瞬间屏住呼吸的词，“斩杀线。”

“这个词是我从孙子那儿听来的，游戏里能一击毙命的临界点。”王启明的语气沉重，每个字都像敲在众人的心尖上，“放在咱们高校教师的职业生涯里，这个词再贴切不过。项目、职称、平台、人脉、年龄、平衡、情商，这七道线，每一道都是生死关，过不去，你的学术生命可能就彻底停摆了。今天我不跟大家讲虚的，就结合咱们学校的真实情况，把这七道‘斩杀线’掰扯清楚，希望能帮大家少走点弯路。”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风声和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李斌握紧了笔，他知道，接下来的内容，比任何一本学术专著都更关乎他们的生存，关乎他们能不能在这条学术路上走得远、走得稳。

第一道：项目关——没项目，在高校就没呼吸权

“先说说最基础的，项目关。”王启明的目光扫过全场，在理工科教师集中的区域多停留了几秒，“在座的青年老师，尤其是理工科的，应该都懂‘没项目就等于没呼吸’这句话的分量。咱们学校每年都有预聘期结束的老师，百分之七十都是栽在了项目上，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国基’。”

这话刚落，李斌就感觉到身边的张涛身子猛地一沉，随即低头重重叹了口气，肩膀垮得更厉害了。李斌想起去年国基放榜那天，他路过张涛的办公室，看到门虚掩着，便推门进去想道声恭喜，结果看到张涛坐在电脑前，屏幕上赫然是“未资助”的通知，手里的保温杯早就凉透了，杯壁上凝着的水珠顺着杯身往下滴，在桌面上积了一小片水渍。张涛就那样坐着，一动不动，像尊雕塑，连他进门都没察觉。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案例，咱们学校化学学院的王浩老师。”王启明顿了顿，拿起桌上的文件夹翻了翻，“王老师2019年博士毕业入职，科研基础不错，博士期间发了两篇TOP期刊，当时院里都觉得他是个好苗子。但他连续三年申请国基都没中，去年预聘期结束，只能离职。离职那天，他来我办公室告别，说自己还是不甘心，可实在熬不下去了。”

“王老师的本子我看过，创新点很明确，研究基础也扎实，为什么会连续不中？”坐在前排的一位青年教师忍不住举手提问，语气里满是困惑和担忧。

“这就是项目关的残酷之处。”王启明放下文件夹，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首先是竞争烈度太高。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率只有16%-20%，也就是说，每五六个申请者里，只有一个能成功。你以为自己做得够好了，但架不住同期申请者里有更厉害的，有研究方向更贴合当下热点的。”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其次，评审里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有时候不是你做得不好，而是你的研究方向刚好不是评审专家关注的重点；甚至可能是你的标书格式有小问题，比如参考文献序号标错了，或者图表排版不规范，让评审专家觉得你不够严谨，直接就给了‘不资助’的意见。”

说着，王启明打开投影仪，一份数据报表出现在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人头皮发麻。“大家看，咱们学校去年申请国基的青年教师有128位，最终中标的只有23位，命中率还不到18%。其中有位生物学院的李娜老师，连续两年申请都没中，第三年她下了狠功夫，请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帮她改本子，从摘要到研究方案，逐字逐句打磨，甚至连参考文献的格式都反复核对了十几遍，最后才成功中标。她跟我说，那半年，她梦里都在改标书。”

“国基为什么这么重要？”王启明加重了语气，双手撑在讲台上，“它不只是一笔科研经费，更是你的学术能力‘官方认证’。有了国基，你才能买实验耗材、雇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有了国基，你评职称才有硬底气；甚至你想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国基都是敲门砖。没有国基，你就算有再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在‘非升即走’的规则下，没有国基，就意味着合同到期，只能黯然离场。”

李斌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国基=续命根本”六个字，笔尖几乎要把纸戳破。他想起自己当年申请青年基金时的日子，也是熬了无数个通宵改标书，把导师的所有中标标书都找出来，逐字逐句拆解研究，甚至专门去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标书撰写培训，反复修改了几十遍，才勉强过关。那半年里，他每天睁开眼就是改本子，闭上眼脑子里还是研究方案，连吃饭的时候都在琢磨怎么优化创新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当时再差一点，他可能也成了被“斩杀”的一员。

第二道：职称关——看得见的标准，跨不过的天花板

“过了项目关，接下来就是职称关。”王启明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每一步都像爬梯子，而且梯子越来越陡，每一级之间的间距也越来越大。每一级之间，都有明确的‘斩杀线’，而且这个线还在不断升高，一年比一年难跨。”

提到职称，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凝重了，不少人都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低声交流起来。李斌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文学院的刘副教授，教学能力强，学生评分年年都是优秀，科研成果也不算少，但就是卡在教授职称上，一卡就是八年。每年评职称的时候，刘副教授都会提前几个月准备材料，可每次结果出来，都是“未通过”。

“咱们学校文学院的刘敏老师，大家应该都认识。”王启明果然提到了她，“刘老师的课，学生抢着选，每次开课名额一放出来就被秒光；她的科研成果也达标了，近五年发了四篇CSSCI期刊论文，还主持了一项国家级项目。但就是评不上教授，为什么？因为职称评审的‘斩杀线’是多维度的，不是单靠某一项就能过关的。”

王启明操作着鼠标，把职称评审标准投在了大屏幕上：“大家看，评教授需要近五年发表3篇以上CSSCI期刊论文，主持1项国家级项目，完成不少于300课时的教学任务，还要有1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甚至还要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竞赛奖项。这些标准就像多把尺子，同时量你，任何一把尺子不够长，都不行。”

“刘老师就是栽在了奖项上。”王启明补充道，“她的论文和项目都达标了，但连续三年都没拿到省部级以上奖励。去年她指导的学生论文获得了省级二等奖，本以为能行，结果评审时发现，有位竞争者不仅有国家级奖励，还指导了两个学生团队获得国家级竞赛奖项，教学成果也比她更突出，她自然就被刷下来了。”

更残酷的是，许多学校都限制职称参评次数。王启明的语气里满是惋惜：“咱们学校规定，副教授评教授，最多只能参评三次，三次不过，就永久关闭通道。这意味着，你这一辈子都只能是副教授，再怎么努力都没用。”

“现在推行的‘预聘-长聘’制，更是把职称关的残酷性拉满了。”王启明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青年教师入职后，有3-6年的预聘期，在这期间必须评上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去年咱们学校有15位预聘教师，因为没评上副教授，最终都离职了。其中有位数学学院的老师，科研成果其实已经达标了，但因为教学课时差了20节，就被卡住了。他后来找我哭着说，就差这20节，他三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李斌想起自己评副教授时的场景，为了凑够教学课时，他主动承担了两门选修课，周末还要给本科生开学术讲座，那段时间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白天上课、改作业，晚上搞科研、写论文，整个人瘦了十多斤。有一次，他因为过度疲劳，在课堂上差点讲错知识点，幸好及时反应过来。现在看来，自己能顺利评上，真是万幸。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多维度达标，不留短板”，心里暗暗提醒自己，评教授的路更难，得提前做好准备。

第三道：平台关——选择错了，努力可能白费

“项目和职称之外，平台关也同样重要。”王启明说，“‘平台决定高度’，这句话在学术界绝对是真理。顶尖高校、普通高校、新建院校的教师，从一开始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面临的资源和挑战天差地别。有时候，选择错了平台，你付出十倍的努力，可能都比不上别人在好平台上付出一倍的努力。”

这里，王启明讲了历史学院张博老师的故事。张博是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时放弃了留在北大的机会，出于家庭原因，回到了家乡的燕宁大学任教。刚入职的时候，张博信心满满，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底，能很快做出成绩，结果却处处碰壁，一再受挫。

“张老师的研究方向是明清史，博士期间发表了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在领域内小有名气。”王启明说，“但入职燕宁大学后，他发现自己的研究很难推进。首先是科研经费不足，学校给的启动经费只有10万，对于需要大量查阅古籍、外出调研的历史学研究来说，根本不够用。去外地的档案馆查资料，路费、住宿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只能自己掏腰包，时间长了，根本承受不起。”

“其次是没有博士生招生指标，他想招个助手都难，所有工作都得自己做。”王启明继续说道，“整理史料、撰写论文、修改稿件，全靠他一个人，效率极低。更让张博无奈的是，同样的研究成果，在不同平台上的认可度天差地别。去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投给了某核心期刊，因为燕宁大学不是‘985’‘211’高校，初审就被刷下来了。后来他通过博士导师的关系，把论文推荐给了另一本期刊，才勉强发表。而他的一位同学，在北大任教，发表了一篇类似水平的论文，不仅顺利发表在顶级期刊上，还获得了校级科研奖励。”

“平台关的‘斩杀线’，体现在系统性的资源差异上。”王启明总结道，“高水平平台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先进的实验设备、广泛的学术网络、高效的行政支持；而普通平台的教师，往往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达到相似的效果。更关键的是，平台一旦选定，后期转换的成本极高。你想从普通高校跳到顶尖高校，不仅需要过硬的成果，还需要有人脉和机遇，难度非常大，不亚于重新开始。”

李斌想起自己当年毕业时的选择，幸好当初坚持留在了燕宁大学这所省属重点高校，虽然比不上顶尖名校，但资源也还算充足，有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也有硕士、博士生招生指标。他有个师兄，当年毕业时选择了家乡的新建院校，现在每次打电话都叫苦不迭，说科研条件太差，想做的研究根本没法开展，后悔当初的选择。李斌暗自庆幸，自己当初选对了平台。

第四道：人脉关——学术江湖，不是闭门造车

“接下来这道关，可能有些敏感，但却真实存在——人脉关。”王启明的语气变得严肃，“学术圈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它是一个复杂的江湖。人际关系网络，尤其是能否获得学科内‘大佬’的支持，会成为影响你发展的隐形‘斩杀线’。很多时候，你的成果再好，没人知道、没人认可，也很难走得远。”

王启明举了法学院陈丽老师的例子。陈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术能力很强，入职燕宁大学后，一门心思搞研究，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从不主动参加学术会议，也不跟领域内的资深学者交流。但她发现，自己的论文投稿总是被拒，申请项目也屡屡失败，明明成果不比别人差，却始终得不到认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15章：高校教师头上的七道“斩杀线“(第2/2页)

“后来陈老师才明白，问题出在人脉上。”王启明说，“她刚入职时，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不主动和领域内的资深学者交流。投稿论文时，没有‘大佬’推荐，评审专家不了解她的研究，很容易就把她的论文当成普通稿件处理；申请项目时，没有‘大佬’作为合作专家，标书很难引起重视。而和她同批入职的一位老师，是本校毕业的‘土著’博士，导师是法学院的资深教授，有导师引荐，很快就融入了核心学术圈，论文和项目都顺风顺水，不到三年就评上了副教授。”

这就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为什么有时候985高校的博士，入职后反而竞争不过本校培养的“土著”博士？王启明解释道：“‘土著’博士有现成的学术网络，他们的导师在校内有影响力，能直接或间接提供支持；他们熟悉学校的规则和潜在关系，做事更顺畅。而‘外来户’则需要白手起家，从头构建自己的人脉，这个过程不仅耗时，还充满不确定性。”

“大佬的支持有多重要？”王启明说，“他们能给你推荐论文发表，能帮你引荐项目评审专家，能在职称评审中为你发声，能提名你参加各类奖项。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得到资深学者的提携，往往能事半功倍。我认识一位教授，当年就是因为得到了领域内一位院士的赏识，论文被推荐到顶级期刊，项目也顺利获批，短短五年就从讲师评上了教授。”

但王启明也强调，人脉不是靠钻营来的。“过分钻营人际关系，会偏离学术初心，最终也走不长远；完全忽视人脉，又会事倍功半，错过很多机会。”他说，“最好的方式，是用过硬的学术成果作为敲门砖，再通过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等方式，自然地构建自己的人脉网络。陈老师后来就是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发表了几篇高质量论文，得到了领域内一位大佬的认可，之后的发展才顺利起来。”

李斌对此深有体会。他当年能顺利申请到青年基金，离不开导师的推荐；他的第一篇顶级期刊论文，也是导师帮忙引荐的评审专家，才得以顺利发表。有一次，他参加学术会议，因为一篇报告得到了领域内一位资深教授的认可，后来还和对方开展了合作研究，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学术圈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良好的人脉，能让你的努力事半功倍。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以成果为基，建良性人脉”，提醒自己既要做好研究，也要主动融入学术圈。

第五道：年龄关——无可逆转的学术倒计时

“第五道关，是最公平也最残酷的——年龄关。”王启明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在学术界，年龄从来不是单纯的数字，它是一系列机会窗口的硬性标尺，是一道道冰冷的‘斩杀线’。时间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不会因为任何理由停留，一旦错过年龄窗口，很多机会就再也没有了。”

王启明操作着鼠标，把一系列年龄限制条款投在了大屏幕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限定35岁以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男性38岁以下、女性40岁以下；长江学者青年学者，38岁以下；甚至有些高校招聘青年教师，都要求35岁以下。这些年龄限制，就像一个个倒计时，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咱们学校物理学院的李教授，就是压线过关的典型。”王启明说，“李教授35岁那年，申请了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当时他的标书还有些问题，评审意见反馈回来时，距离最终提交还有三天。他连续熬了三个通宵，修改标书，逐字逐句优化，甚至专门跑到外地找专家请教，最终压线提交，成功中标。他后来跟我说，那是他职业生涯的‘救命稻草’。如果那年没拿到，年龄超限，后面的很多机会就都对他关闭了，学术天花板会骤然降低。”

年龄关的残酷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王启明说：“学者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博士毕业、入职、拿青年项目、发顶刊、评副教授、拿面上项目、评教授……这就像一场规定时间内的闯关游戏，稍有延误，就可能一步慢、步步慢。”

“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学者，就是因为博士毕业晚了几年，错过了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后面的发展一直不顺利。”王启明的语气有些沉重，“有位化学学院的老师，36岁才博士毕业，入职后发现，青年基金已经申请不了了，只能直接申请面上项目，难度大了很多。现在入职五年了，还没拿到国家级项目，职称也一直停留在讲师，整个人都变得很消沉。”

李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年龄，32岁，还有三年时间可以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他在笔记本上写下“抓住年龄窗口，争分夺秒”，心里暗下决心，接下来几年一定要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攻克科研难关，不能错过这个关键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

第六道：平衡关——学术与生活的走钢丝

“前面五道关，都是外部的挑战。第六道关，则是内在的考验——平衡关，也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王启明说，“大学教师的角色太多了：授课老师、科研人员、导师、行政人员、家庭成员……每一个角色都要求你全力以赴，如何在这些角色之间找到平衡，是一道终身的‘斩杀线’。很多人不是被科研压垮的，也不是被职称难住的，而是被这种失衡的生活拖垮的。”

这里，王启明讲了环境学院刘教授的故事。刘教授当年评教授的时候，遭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那段日子，她几乎是在崩溃的边缘挣扎。“那段时间，她的孩子正值中考关键期，需要家长陪伴辅导；父亲突然住院手术，需要她照顾；手头的一个国家项目面临中期检查，不能出任何问题；学院还赶上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她作为系主任，要处理大量行政工作。”

王启明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刘教授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白天处理行政工作、给学生上课，课间还要抽空给医院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晚上下了课就往医院赶，照顾父亲吃饭、洗漱；深夜回到家，还要改项目报告、准备评估材料，有时候忙到凌晨三四点，睡两个小时就又要起床去学校。有一次，她在课堂上突然头晕目眩，差点晕倒，被学生送到了医院。后来她跟我说，那段时间，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被掏空了，甚至产生了放弃评教授的念头，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要垮了。”

平衡关的难点在于，它没有统一的量化标准，但却深刻影响着其他所有关卡的通过质量。“高校的评价体系，往往更重视可量化的科研成果，比如论文、项目。”王启明说，“这导致很多青年教师，尤其是处于冲刺期的，不得不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和家庭生活，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见过很多青年教师，为了评职称、拿项目，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身体早早地亮了红灯。”王启明说，“有位生物学院的年轻老师，30岁就查出了高血压、颈椎病；还有位文学院的老师，因为长期忽视家庭，和爱人离婚了，孩子也跟了对方，每次提到孩子，他都愧疚不已。反过来，如果你过分关注生活，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掉队。如何走好这根钢丝，是智慧，更是修炼。”

李斌想起自己去年的经历，为了完成一个紧急的项目，他连续两个月住在实验室，很少回家。女儿每次打电话都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陪我玩”，他只能强忍着愧疚说“快了，快了”。有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现在看来，自己确实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工作重要，但家庭同样重要，不能因为工作，就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平衡工作生活，守护身心健康”，心里暗暗决定，以后要多抽时间陪伴家人。

第七道：情商关——象牙塔内的人际罗盘

“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道关——情商关。”王启明说，“很多老师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一路靠成绩考上博士，专注于‘做题’和研究，却忽略了处世智慧。但在高校里，如何与领导、同事、行政人员相处，如何与学生沟通，直接影响你的发展，处理不好，就会被这道隐形的‘斩杀线’拦住。”

王启明讲了计算机学院周博士的故事。周博士才华横溢，科研能力极强，博士期间发表了多篇SCI顶级期刊论文，入职燕宁大学后，被院里寄予厚望，大家都觉得他会是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但他性格耿直，书生气很重，不懂得变通，说话直来直去，经常无意间得罪人。

“有一次，学院召开学术研讨会，周博士在会上直接质疑系主任的研究成果，语气非常尖锐，说系主任的研究‘缺乏创新，没有实际意义’，让系主任当场下不来台。”王启明说，“周博士以为这只是纯粹的学术讨论，没放在心上，还觉得自己敢于说真话。但从那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发展处处受限：申请科研经费，总是被以‘理由不充分’驳回；参加学术会议，没有机会发言；评职称时，总是有评审专家提出异议，说他‘团队协作能力不足’。”

后来，周博士才通过一位好心同事的提醒，知道自己得罪了系主任，而且因为这件事，其他几位领导也对他有了看法。“他想道歉，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想改善关系，又放不下面子。”王启明说，“现在入职五年了，周博士还是讲师，很多比他晚入职的老师都已经评上了副教授。他埋头苦干，却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其实问题就出在情商上，他不懂如何在坚持学术原则的同时，妥善处理人际关系。”

情商关考验的，是在保持学术独立人格的同时，具备基本的职场沟通与合作能力。“如何有效表达不同意见，如何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争取资源而不显得贪婪，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被视为刺头。”王启明说，“这些能力，学校不会教你，但却至关重要。”

“我不是让大家去钻营，而是要学会沟通。”王启明强调，“比如你对领导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可以私下找领导交流，语气委婉一些，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理由，而不是在公开场合直接质疑，让对方下不来台；和同事合作，要懂得尊重别人的意见，学会分工协作，多为对方着想。忽视情商的重要性，就算你闯过了前面所有的关卡，也可能因为人际关系问题，让职业生涯陷入困境。”

李斌想起自己刚入职时，也因为不懂得沟通，和行政人员闹过矛盾。当时他需要办理科研项目立项手续，因为不熟悉流程，材料准备得不齐全，行政人员提醒他补充材料，他却觉得对方故意刁难，语气很冲，结果手续办得很不顺利，耽误了不少时间。后来还是导师提醒他，在高校工作，不仅要做好学术，还要学会和不同的人相处，沟通是门学问。从那以后，他开始注意沟通方式，说话做事多换位思考，很多事情也变得顺利起来。

破关之道：在规则中寻找平衡，守护学术初心

讲完七道“斩杀线”，会议室里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变得很轻。王启明看着眼前的青年教师们，他们脸上或凝重、或迷茫、或担忧，像极了当年的自己。他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我今天把这些残酷的现实摆出来，不是想打击大家，而是想让大家认清形势，提前做好准备。关关难过，但关关也能过。只要找对方法，就能在这些‘斩杀线’中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王启明分享了几点“破关之道”：“首先，要理解规则，但不被规则定义。明确考核标准是生存的前提，你得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才能更好地闯关。但不能让这些指标完全主导你的研究方向，真正有生命力的研究，往往源自你内心的好奇和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一定要保留一块‘自留地’，研究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这会成为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其次，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节奏和核心竞争力。”王启明说，“学术界是马拉松，不是短跑。前期冲刺不可避免，但长期来看，要形成可持续的工作节奏。不要被焦虑驱使，盲目追逐热点，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要聚焦一个方向，做深做透，形成自己的特色，让别人提到这个领域，就能想到你。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再者，要主动构建多元的支持网络。”王启明说，“除了争取‘大佬’的支持，还要建立平等的学术合作圈，寻找志同道合的同行者。良性的同行评议、跨学科合作、与学生的教学相长，都是宝贵的支持力量。同时，也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家人的支持，是你最坚实的后盾。累的时候，家是避风港；难的时候，家人的鼓励能让你重新振作。不要因为工作，就忽略了家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呵护自己的学术初心和生活意义。”王启明的目光变得坚定，“在重重压力下，最容易丢失的就是对知识本身的热爱。要定期回顾自己选择学术道路的初衷，想想自己为什么要做研究，保持阅读和思考的纯粹乐趣；要学会划分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培养兴趣爱好，保持身心健康。一个内心充盈、身心健康的学者，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座谈会结束时，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泛起温暖的光。李斌合上笔记本，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每一道“斩杀线”都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着对应的应对方法。他抬头看向张涛，发现张涛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迷茫，多了几分坚定，手里的笔记本也写得满满当当。

走出行政楼，秋风拂面，桂花香更浓了，夹杂着泥土的清新气息。李斌想起王启明最后说的话：“每个人都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关羽，真正赖以依存的，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知识的热情，以及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前行的坚韧。”

他知道，未来的学术之路依然充满挑战，那七道“斩杀线”依然会横亘在前方。但只要守住初心，找对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就一定能闯过这些关卡，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

李斌加快了脚步，他要回去把今天的收获整理一下，不仅要给自己规划好未来三年的发展方向，明确每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还要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实验室的研究生们。毕竟，学术之路不是孤军奋战，只有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远。晚风卷起他的衣角，也卷起满地的梧桐叶，仿佛在为他加油鼓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