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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哪些事 第154章:寒假值班感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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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汉潜水龙 分类:其他 更新时间:2026-04-09 20:56:38 来源:源1

第154章:寒假值班感慨深(第1/2页)

寒假的风刮在办公楼的玻璃上,发出细碎而持续的呜咽声。我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这是我四十年来,在这所211大学留下的无数印记之一。再有不到两个月,我这个熬了一辈子才评上正高的职场老炮,就要正式退休了,告别这片我既爱又怨、既坚守又无奈的校园了。

今日转化中心安排我来办公室值班一天。寒假里的校园格外安静,往日里穿梭在林荫道上、抱着书本匆匆而过的学生不见了,办公楼里也只剩下零星几个值班的老师,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显得格外清晰。没有了课时的催促,没有了会议的烦扰,也没有了学生论文的堆积,我终于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梳理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见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

刚看完值班记录,喝完一杯热茶。材料学院的小李,一个刚入职四年的青年讲师,抱着一摞厚厚的项目申报书,愁眉苦脸地来找我诉苦。他说,为了申报一个省级项目,他熬了三个多月,查遍了国内外的文献,反复修改了十几遍申报书,自以为做得尽善尽美,可最后还是在初审就被刷了下来。后来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那个最终拿到项目的老师,论文数量不如他,研究深度不如他,可人家有“青年长江学者”的帽子,还有大佬站台,申报书递上去,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评审。

“鹿老师,我真的想不明白,我们做科研,难道不应该看成果、看实力吗?为什么现在,拼的不是学问,而是帽子、是人脉、是站队?”小李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和不甘,眼底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我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熬到深夜,可到头来,还不如人家请一顿饭、说几句好听的管用。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做下去。”

看着小李年轻却布满疲惫的脸庞,我心里一阵酸涩,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他说的这些,不是个例,而是这几年,学术圈里最真实、最普遍的现状。我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的学术圈,虽然条件艰苦,工资不高,但风气纯粹。老师们一门心思扑在教学和科研上,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比拼的是论文质量和教学水平。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帽子,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只要你踏实肯干、潜心研究,就一定能被看到、被认可。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学术圈这个曾经让人向往的象牙塔,渐渐被功利化、行政化的浪潮所裹挟,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世俗。“帽子”成了衡量一个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项目成了评判一个教师能力强弱的核心指标,人脉和站队,成了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捷径”。那些头顶“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各种帽子的大佬,占据着学校最优质的资源、最充足的经费、最好的平台,他们不用亲自做实验、不用亲自写论文,只要动动嘴、挥挥手,就有无数学生和年轻教师为他们打工,为他们铺路。而那些像小李一样,老实、踏实、一门心思做科研,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圆滑世故的普通青年,却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挣扎,连生存都成了难题。

小李走后,我坐在办公桌前,久久没有平静。四十年来,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满怀热情地走进学术圈,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最终,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磨平了棱角,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学着圆滑世故,学着钻营算计,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人精”;要么在一次次的挫败和失望中,心灰意冷,彻底逃离了学术圈。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海里反复浮现出小李委屈的脸庞,浮现出这四十年来在大学里经历的点点滴滴,浮现出那些被帽子和人精们挤压、被科研系统消耗的普通科研人。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把我对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困惑写下来,发到今日头条上去。我不想改变什么,毕竟我已经快要退休了,人微言轻,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改变整个科研生态。但我想发声,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看到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也想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还有人在关注着他们,理解着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开了电脑,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账号,账号名字就叫“鹿鸣说高教”—说高教,是我这四十年来,最想做也最应该做的事情。坐在电脑前,我的指尖却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想吐槽的事情也太多了,但我知道,不能只是一味地抱怨,我要写出真相,写出背后的原因,写出那些让人深思的问题,这样才有意义,才能给人启发。

思索了很久,我决定从一个最扎心的话题写起,为什么说学术圈的“帽子和人精”们,正在毁掉普通青年的现在和未来。我点开文档,指尖落在键盘上,那些积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语,那些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顺着指尖,流淌在屏幕上。

我写道:“提起学术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还停留在那个工资不高、生活自由,但让人心生敬意的象牙塔。但现如今,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随便去参加一场年轻博士的饭局,你会发现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大家聊得最多的早已不是学术,而是帽子、项目、人脉、站队、分区、因子……这些听上去更像是商场、职场的高频词,现在反倒成为了科研道路上的关键词。”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几年,我参加一个年轻博士的毕业聚餐。那顿饭局上,坐的都是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的博士,还有几个刚入职不久的青椒。原本我以为,他们会聊一聊自己的研究成果,聊一聊未来的科研规划,可没想到,从头到尾,他们聊的都是如何才能拿到帽子,如何才能认识大佬,如何才能申报到项目,如何才能在学院里站稳脚跟。有人说,他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头顶大帽子的大佬,准备拜在大佬门下,以后跟着大佬混,不愁没有项目和经费;有人说,他正在积极站队,讨好学院的领导,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在考核和晋升中获得照顾;还有人说,他打算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容易发文章、容易出成果的热门话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积累论文数量,才能在量化考核中脱颖而出。

席间,有一个刚博士毕业的年轻人,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只是偶尔端起酒杯,轻轻抿一口。我注意到了他,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博士期间,一直潜心研究一个冷门的方向,虽然没有发表太多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但他坚信,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是能为这个领域做出贡献的。可毕业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坚持在现实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脉经营,他投了十几所高校,都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一所高校愿意录用他,却要求他在三年内,发表多少篇SCI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转正。

“鹿老师,我真的不想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也不想去钻营算计,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年轻人的眼睛里含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可现在,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我就没有工作,就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我有时候甚至会想,我读了十几年书,辛辛苦苦拿到博士学位,难道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文、搞人脉的‘工具人’吗?”

这个年轻人的话,像一根针,深深刺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起了原文中提到的A博士,想起了他说的那句“导师不是做科研,是经营公司。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几年一换的耗材”。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学里,比比皆是。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A博士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自己身边遇到的类似案例。我认识一位导师,头顶“长江学者”的帽子,手握千万级的经费,在学术界名气很大,很多学生都挤破头想拜在他的门下。可实际上,这位导师,根本就没有心思做科研。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不是出差开会,就是参加各种评审,要么就是应酬吃饭,拉拢人脉。他手下的学生,成了他最廉价的劳动力,实验是学生做的,论文是学生写的,项目申报材料是学生填的,甚至连他家里的琐事,比如接送孩子、买东西,都让学生去做。

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博士生,为了完成一个实验,熬了整整一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终顺利完成了实验,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可论文发出来的时候,通讯作者是这位导师,第一作者是导师的一个亲戚,而那个辛辛苦苦做实验、写论文的博士生,却只排在了第三作者的位置,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致谢都没有。那个博士生去找导师理论,可导师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我给你提供平台和经费,你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吗?给你一个第三作者,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懂得感恩。”

那个博士生,心灰意冷,最终选择了退学。他说,他原来以为,学术圈是纯粹的,是靠实力说话的,可直到那一刻他才明白,在帽子和权力面前,普通学生的努力和付出,一文不值。他们就像耗材一样,被导师用完即弃,没有尊严,没有价值,更没有未来。

写完了学生的困境,我又写下了那些刚入职的青椒们的无奈,写下了原文中B青椒的故事,也写下了我身边小李的遭遇。我认识一位刚回国的青年教师,他在国外的时候,成绩优异,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满怀热情地回到国内,希望能在自己的母校,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的科研梦想。可入职之后,他才发现,现实和他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他所在的学院,派系林立,想要在学院里生存下去,就必须站队。要么站在院长这边,要么站在书记那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不愿意参与这些派系斗争,只想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可没想到,却被两边都排挤。学院里的资源,从来都不会向他倾斜;项目申报,他的申报书再好,也不会被重视;甚至连课时安排,都给了他最冷门、最难教的课程。

后来,有一位大佬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让他站队自己这边,跟着自己做项目、冲业绩。大佬告诉他,只要他听话,跟着自己好好干,就给他提供经费、提供平台,帮他申报帽子,让他在学院里站稳脚跟。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做那些大佬指定的、容易发文章的热门话题。

这位青年教师,纠结了很久。他知道,那些热门话题,虽然容易发文章,但根本没有什么研究价值,说白了,就是“学术垃圾”。可他也知道,如果不答应大佬的要求,他在学院里,根本就活不下去。最终,他还是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坚守多年的研究方向,开始跟着大佬,跪着“制造”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他说:“明知道是学术垃圾,但不跪着造,根本就活不下去。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选择。”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过度量化、行政化不断渗透的科研系统里,戴“帽子”的大佬占据着所有的资源,他们高高在上,呼风唤雨;那些深谙人情世故、懂得钻营算计的“人精”,则凭借着自己的圆滑和世故,占据着所有的机会,节节高升;而那些最普通、最老实、最踏实做科研的人,却只能被夹在缝隙里,被挤压、被消耗,越来越难呼吸。

我在文章里,还写下了C研究员的故事。C研究员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老实人,干活踏实,治学严谨,发表的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在业内也有很高的认可度。可他不善交际,不懂圆滑世故,不愿意去应酬,不愿意去拉拢人脉,更不愿意去站队。而他身边的一位同事D,科研能力一般,发表的论文也大多是凑数的,可他特别懂包装,特别会应酬,每天围着大佬转,嘴巴甜,会来事,把大佬哄得团团转。

年底考核的时候,按照量化指标,C研究员的科研成果,远远超过了D。可最终,C研究员却因为“不够团队贡献”“群众基础不好”,被打了低分,不仅没有拿到年终奖金,还影响了自己的晋升;而D,则凭借着提前铺好的关系,凭借着大佬的关照,顺利拿到了重点项目,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一路高升。

后来,我和C研究员聊过一次。他告诉我,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踏踏实实地做科研。可他也坦言,有时候,他也会感到无力和迷茫。“我辛辛苦苦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学问,可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只会溜须拍马、弄虚作假的人。”C研究员的声音里,满是疲惫和无奈,“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科研还有什么意义?”

C研究员的疑问,也是我一直以来,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做科研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为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还是为了帽子、为了项目、为了名利?我想,大多数走进学术圈的人,最初的初心,都是纯粹的,都是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有价值的成果。可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都偏离了自己的初心,变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喜欢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停下了键盘,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凉茶,思绪却越来越清晰。其实,“帽子”和“人精”,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整个科研系统的“土壤反应”,是功利化、行政化浪潮下的必然产物。而这一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行政化思维的渗透,以及评价体系的扭曲。

我在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思考。高校管理者需要政绩,而最直接、最省事的政绩,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指标:一所学校有多少杰青、有多少优青、有多少国家重大项目、有多少一流团队、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有多少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这些数字越亮眼,学校也就越能拿到资源,管理者的政绩也就越突出。因此,各类帽子,就成了学校领导层们的KPI,成了他们追求政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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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拿到更多的帽子,为了提升学校的排名,学校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引进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去扶持那些有潜力拿到帽子的人。而那些没有帽子、没有背景的普通科研人,却被忽视、被冷落,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根本就不被重视。甚至,很多学校,为了追求数字指标,还制定了严苛的量化考核制度,要求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多少篇论文、拿到多少经费,否则就无法晋升、无法转正,甚至会被辞退。

这种过度量化的考核制度,彻底扭曲了科研的本质,让学术圈变得越来越浮躁。很多教师,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本的研究方向,去追热点、赶潮流,去发表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论文”;很多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不得不跟着导师,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实验,去写那些没有价值的论文。科研,不再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是变成了一种“计件工作”,变成了一种追求名利的工具。

除此之外,小圈子文化的盛行,也让同行评议不断变形,让学术公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行评议,本来应该是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应该是基于成果的质量和实力,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可现在,同行评议,却变成了人情往来,变成了利益交换。

那些头顶帽子的大佬,占据着评审委员会的重要位置,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亲信、自己圈子里的人铺路,给他们的项目、论文打高分;而那些不属于自己圈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的普通科研人,哪怕他们的成果再优秀,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更可怕的是,一旦拿到了帽子,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劳永逸的终身特权,无论以后的科研成果如何,都能一直享受着优质的资源和优厚的待遇,各种寻租空间也随之出现。

我想起了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学阀们的帽子从何而来?谁给的?为何给学阀而非老实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学阀们的帽子,是体制给的,是那些追求政绩的管理者给的,是那些被人情世故裹挟的评审专家给的。而之所以给学阀,不给老实人,核心就是因为,学阀们懂得钻营算计,懂得拉拢人脉,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懂得为管理者创造“政绩”;而老实人们,只懂得踏踏实实做科研,不懂圆滑世故,不懂人情往来,不懂得迎合管理者的需求,无法为管理者创造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管理者需要的,是能快速提升学校排名、能为学校带来资源的帽子,是能让他们的政绩变得亮眼的数字指标,而不是那些需要长期坚守、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基础研究;评审专家们,大多也是圈子里的人,他们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自然会优先照顾自己圈子里的人,优先照顾那些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利益交换的人。而那些老实人,没有帽子,没有背景,不懂人情世故,自然也就无法进入这个圈子,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无法拿到那些优质的资源和机会。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鹿辰。鹿辰从小就很优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的时候,顺利考上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杜克大学读博,现在,正在杜克大学做博后。前几天,鹿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有一篇论文,已经通过了《自然》主刊的评审,就等着杂志的最后确认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无比欣慰,也无比骄傲——我的孩子,没有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没有去钻营算计,而是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最终,用自己的实力,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论文发表之后,鹿辰就准备投简历找工作了。我一直倾向于让他回到中国的大学,回到我的身边,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是他的根。而且,现在国内的高校,发展得也很快,资源也很充足,我相信,以他的实力,一定能在国内的大学里,做出一番成绩。可鹿辰,却倾向于留在美国的大学,继续做科研。

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他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想回到家乡,而是他对国内高校的科研生态,感到失望和担忧。他说,他在国外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国内学术圈的现状,了解到了那些帽子、人脉、站队的乱象,了解到了国内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他害怕,自己回到国内之后,也会被这些乱象所裹挟,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被迫去钻营算计,被迫去做那些没有价值的学术垃圾。

鹿辰说,在美国的大学里,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那里的评价体系,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而不是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不是帽子的多少;那里的学者,更注重踏踏实实做科研,聊的是学术前沿,谈的是研究思路,而不是人脉、站队、利益交换;那里,没有那么多的行政干预,没有那么多的量化指标,学者们有足够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去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

“爸,我不是不想回去,我也想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鹿辰的声音里,满是真诚,“可我不想,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最终,却变成一个只会追热点、**文、搞人脉的工具人。我想踏踏实实地做科研,想追求真理,想做出真正有价值、有原创性的成果。在美国,我能拥有这样的空间和自由,可回到国内,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到。”

鹿辰的话,像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作为一个在国内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很想反驳他,很想告诉他,国内的学术圈,也有很多踏实做科研的人,也有很多纯粹的学者,国内的科研生态,也在慢慢变好。可我却无法开口,因为鹿辰说的,都是事实。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鹿辰的担心,到底是不是多余的?美国的大学,真的就像鹿辰说的那样,没有帽子乱象,没有行政干预,能让学者们安心做科研吗?我问过很多在美国高校工作的朋友,也查过很多相关的资料,最终发现,鹿辰说的,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

不可否认,美国的大学,科研生态相对纯粹很多,行政干预较少,评价体系也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学者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在那里,帽子虽然也存在,但并没有成为衡量学者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没有成为管理者追求政绩的工具;人脉虽然也重要,但并没有到决定一切的地步,实力和成果,依然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那些踏实做科研、有实力、有才华的学者,无论有没有背景、有没有人脉,都能被看到、被认可,都能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学术圈,就是完美的,就是没有乱象的。美国的学术圈,也有利益交换,也有圈子文化,也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只是,相对来说,这些乱象,没有国内那么普遍,没有国内那么严重而已。而且,美国的大学,也有自己的压力,比如,经费竞争也很激烈,学者们也需要发表论文、拿到项目,才能维持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只是,他们的压力,更多的来自于科研本身,而不是那些不合理的量化指标和人情世故。

我想,鹿辰之所以倾向于留在美国,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科研生态相对纯粹,更是因为,他害怕国内的科研生态,会消磨掉他的初心和热情,会让他被迫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而是很多年轻科研人,共同的担心。

其实,不仅仅是鹿辰,很多在国外留学、做科研的年轻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回到国内,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贡献,还是留在国外,享受更纯粹的科研环境,坚守自己的科研初心?这个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考量。但这个选择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国内学术圈的困境和无奈,反映出的,是我们需要改变的迫切性。

很多人都在问,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如何才能打破帽子乱象,打破圈子文化,让学术圈回归纯粹,让老实人能被善待,让普通青年能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实,改变这种现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制度的完善,需要管理的优化,需要评价体系的改革,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

首先,我们需要改革评价体系,打破“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量化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不能只看他有多少帽子、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拿到了多少项目,更要看他的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原创性,要看他对这个领域的贡献,要看他的教学水平和育人成果。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评价体系,给那些踏实做科研、潜心做基础研究的学者,更多的包容和支持,让他们不用再为了完成量化指标而焦虑,不用再被迫追热点、发垃圾论文。

其次,我们需要减少行政干预,还给学术圈足够的自主权。高校是学术机构,科研是学者的核心工作,应该让学者们自主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开展科研工作,而不是被行政命令所裹挟,被管理者的政绩需求所绑架。我们应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让行政权力为学术研究服务,而不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

再次,我们需要打破圈子文化,规范同行评议,维护学术公平。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同行评议机制,让那些有实力、有才华、踏实做科研的学者,能够参与到评审工作中来,杜绝人情评议、利益评议。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评审专家的监督和管理,对那些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评审专家,进行严肃的处罚,让同行评议,真正成为保护学术公平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对于那些头顶帽子,却没有实际科研成果,只会钻营算计、拉拢人脉的学阀,应该取消他们的帽子和特权,让他们退出学术圈;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的学者,应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净化学术环境。只有建立健全退出机制,才能打破利益固化的格局,才能让学术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改变这种现状,不仅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管理的优化,更需要每一个科研人的努力和坚守。作为科研人,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坚守科研底线,不被世俗的浮躁所裹挟,不被名利所诱惑,踏踏实实地做科研,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抵制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敢于反抗那些学术不端的行为。哪怕我们人微言轻,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之间,无法改变什么,但只要我们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只要我们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推动学术圈的改变,就一定能为那些普通青椒,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坐在电脑前,指尖再次落在键盘上,写下了文章的最后一段:“科研不是个别人的事业,它关系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年轻一代科研人能不能再相信‘公平’和‘希望’。当一个优秀青年教师努力五年不如别人一次饭局,当一个博士生的辛勤劳动不如别人一句‘老板辛苦了’,这样的科研生态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原创突破的。学术圈的未来,既不属于那些资源和光环堆出来的大佬,也不属于那些深谙人情世故的‘人精’,而是属于那些哪怕没有光环、没有背景,也还愿意坚持基本道德和科研底线的普通人。制度需要变,管理需要变,评价体系需要变。但这些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然而,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我只希望,我们至少还能守住一件事——不麻木、不沉默、不合理化问题本身。继续表达,继续发声,继续坚持做那个‘相信科研本质价值的人’。哪怕慢一点、苦一点,也不要忘记,我们最终要捍卫的,是一个能让普通科研人体面生活、也能安心做学问的未来。”

写完这最后一段,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窗外的风,依然在刮着,但阳光,却透过玻璃,照在了办公桌上,照在了屏幕上,也照在了我的心里,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我点击了“发布”按钮,将这篇文章,发到了今日头条上。

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可能不会改变什么。但我还是想写,还是想发声。因为,我是一个在高校工作了四十年的老教师,我深爱着这片校园,深爱着科研事业,也深爱着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科研人。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学术圈的真相,能让更多的人关注那些普通青年的挣扎和无奈,能让那些还在坚守的年轻人,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力量,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

再有不到两个月,我就要退休了。我可能,再也无法亲眼看到学术圈变得纯粹的那一天,再也无法亲眼看到那些普通青年,能安心做科研、能被善待的那一天。但我相信,我的孩子,鹿辰,还有那些和鹿辰一样,坚守初心、踏实做科研的年轻人们,一定能等到那一天。他们,才是学术圈的未来,才是国家科研事业的希望。

寒假的校园,依然安静,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我的退休生活,将会很平静,但我也知道,我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对科研事业的热爱,永远都不会停止。我会一直关注着学术圈的变化,一直为那些年轻的科研人加油鼓劲,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毕竟,这所大学,这些学生,这项科研事业,是我四十年来,最深的牵挂,也是我一生的坚守。而那些大学里面的人和事,那些欢喜和忧愁,那些坚守和无奈,也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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