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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哪些事 第26章:逐梦沙河经验,赶赴阳光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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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汉潜水龙 分类:都市 更新时间:2026-02-03 07:14:05 来源:源1

第26章:逐梦沙河经验,赶赴阳光新程(第1/2页)

初秋的风掠过校园的林荫道,梧桐叶打着旋儿落在我摊开的调令上,油墨印的“阳光市研究院”几个字被光斑晃得有些刺眼。指尖摩挲着纸张边缘,耳畔还能想起一周前在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中心办公室里,主任握着我的手说“阳光市的研究院是学校今年重点推进的项目,需要有人敢闯敢试”时的语气。我几乎是没有犹豫就接下了这份任命,不是因为“原有待遇不变、额外发放驻外津贴”的双重收入吸引力,也不是“不占在岗人员指标”的灵活政策,而是五年前跟着老领导程处长去沙河调研时,他站在转型升级后的玻璃厂区里说的那句话:“异地驻外研究院从来不是学校的‘飞地’,而是扎进地方产业土壤里的‘根’,扎得深,才能长出支撑学科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枝丫。”

那时候我还是科发院高新办的科长,跟着程处长跑遍了沙河的大小玻璃厂。如今手里握着前往阳光市的调令,那些关于沙河玻璃研究院的记忆,像一帧帧鲜活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而这份凝聚了多日心血的《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报告,也仿佛有了更具体的温度,它不再是纸上的分析,而是即将落地的实践,是要带着沙河的经验、踩着前辈的脚印,去开拓的新征程。

一、林荫道上的调令:一份“主动请缨”背后的考量

调令上的落款日期是周一,而我递交“驻外申请”是在上上周五。那天下午,我抱着整理好的《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初稿,敲开了主任办公室的门。报告里详细梳理了学校30多个驻外研究院的运营现状,也分析了阳光市的产业基础,作为东部沿海的新兴制造业城市,阳光市近年来在高端装备、新材料领域发展迅猛,但缺乏高校的智力支撑和技术转化平台,这正是学校优势学科能够对接的方向。

“为什么要主动去?阳光市离本部有900多公里,家里老人孩子怎么办?”主任看着我的申请,语气里带着关切。我指了指报告里“长期驻外人员状况分析”那一节,笑着说:“正因为知道驻外人员会面临工作生活平衡、职业发展困惑这些问题,我才想亲自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而且,老领导程处长当年在沙河也面临过类似的难题,他能把玻璃研究院做起来,我觉得我也能试试。”

主任沉默了片刻,翻到报告里“成功案例”部分,指着“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的内容说:“清华深圳研究院能成功,靠的是‘体制机制创新’;浙大苏州研究院能落地,靠的是‘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你去了阳光市,打算从哪儿入手?”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阳光市产业调研笔记,上面记着当地12家重点企业的技术需求:“先调研,再对接。程处长当年去沙河,第一件事就是扎进玻璃厂车间,我也打算这么做,不了解当地产业的痛点,研究院就是空架子。”

最终,主任在我的申请上签了字。走出办公室时,夕阳正好斜照在校园的校训石上,“知行合一”四个大字格外醒目。我知道,这份调令不仅意味着一份工作,更意味着一份责任——要把报告里的“思考”变成“行动”,要把前辈的经验变成实践的指南,更要为学校未来的驻外研究院发展,趟出一条可行的路。

二、沙河往事:程处长与玻璃研究院的“破局之道”

提到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的成功经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领导程处长和他牵头创办的沙河玻璃研究院。那是2010年,沙河还是全国有名的“玻璃产业基地”,但也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代名词,当地有大小玻璃厂200多家,大多采用传统的浮法玻璃生产工艺,熔窑能耗比行业先进水平高15%,次品率超过18%,环保指标频频不达标。当时学校材料学院的玻璃材料研究团队已有多项技术成果,但一直“待在实验室里”,难以落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处长主动向学校申请,要去沙河创办玻璃研究院。

(一)“蹲出来”的需求:把实验室建在车间里

程处长刚到沙河的时候,没先租办公室,而是揣着一个笔记本,在玻璃厂区转了半个月。我当时就听陪同他“蹲点调研”的人说:每天早上7点就到玻璃厂门口等工人上班,跟着车间主任进熔窑车间,里面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热浪裹着粉尘扑面而来,我们穿的工作服不到半小时就湿透了。程处长却毫不在意,一会儿蹲在熔窑边看火候,一会儿跟老师傅聊“玻璃液澄清时间”,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细节:“某厂熔窑温度波动±5℃,导致玻璃平整度差”“某企业生产的建筑玻璃透光率仅85%,达不到节能标准”“工人反映‘新技术学不会,怕影响生产’”。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小型玻璃厂调研,厂长叹着气说:“不是不想升级技术,可我们试过引进外地的设备,结果工人操作不了,最后设备都成了摆设。”程处长当即拍板:“研究院不搞‘高大上’的空架子,就建在你们厂旁边,我们的科研人员跟工人一起上班,手把手教技术。”

就这样,沙河玻璃研究院的第一个“车间实验室”在这家小厂落地了。材料学院的老师每周驻场3天,一边帮厂里调试熔窑温度控制系统,一边给工人做技术培训。三个月后,这家厂的熔窑能耗降低了12%,次品率降到了8%以下。消息传开后,周边的玻璃厂纷纷主动找上门,希望跟研究院合作。

(二)“跨出来”的团队:打破学科壁垒

沙河玻璃产业的痛点不止于生产工艺,还有“产品单一”的问题,当地大多生产建筑玻璃,附加值低,而汽车玻璃、电子玻璃等高端产品几乎是空白。程处长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材料学院的力量不够,必须组建跨学科团队。

他牵头协调了学校机械工程学院、自动化学院、环境学院的专家,成立了“高端玻璃技术研发中心”:材料学院负责玻璃配方优化,机械学院负责生产设备改造,自动化学院负责智能控制系统开发,环境学院负责废气废水处理技术。这个跨学科团队很快就拿出了成果,针对汽车玻璃的“低辐射镀膜技术”,让玻璃的隔热性能提升了40%;针对电子玻璃的“超薄玻璃成型技术”,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

记得有一次,一家汽车玻璃企业急需解决“玻璃弯曲成型精度”的问题,团队里的机械学院李教授和材料学院王教授一起驻场,连续一周泡在车间里,反复调整模具参数和玻璃加热曲线。最终,成型精度从±0.5mm提升到±0.2mm,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企业老板握着程处长的手说:“你们研究院不是来‘卖技术’的,是来跟我们一起‘解决问题’的!”

(三)“暖起来”的保障:让驻外人员安心

程处长常说:“研究院的核心是人,只有让驻外人员安心,才能让研究院有活力。”当时,沙河玻璃研究院有8名常驻科研人员,大多是30岁左右的青年教师,面临着职称评定、子女入学等问题。程处长主动向学校争取政策支持,最终敲定了三项保障措施:

一是职称评定倾斜:驻外人员在研究院的技术转化成果,可折算为校内科研考核指标,比如“促成一项技术转化合同,等同于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二是子女入学协调:程处长跟沙河市教育局沟通,为驻外人员子女争取到了当地优质中小学的入学名额,解决了“后顾之忧”;三是生活保障升级:研究院租了一套带厨房和活动室的公寓,配备了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还定期组织驻外人员家属来沙河探亲,报销往返路费。

当时在研究院驻场的青年教师小赵,原本担心“驻外影响职称评定”,但他在沙河促成了3项技术转化,最终顺利评上了副教授。他后来跟我说:“程处长让我们觉得,驻外不是‘被边缘化’,而是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正是靠着这样“接地气”的做法,沙河玻璃研究院在短短5年内就成为了沙河玻璃产业的“技术引擎”:累计促成技术转化项目23项,带动当地玻璃企业新增产值50多亿元,帮助12家企业通过环保验收,学校材料学科的影响力也因此跻身全国前列。程处长常说:“驻外研究院的成功,不是看建了多少大楼,而是看解决了多少问题,解决了地方产业的问题,就是解决了学校学科发展的问题;解决了驻外人员的问题,就是解决了研究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异地驻外的深层逻辑:资源、学科与责任的共振

翻开《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报告,“原因分析”部分的四个维度——拓展资源与合作机会、提升学科影响力、吸引优秀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程处长的沙河玻璃研究院案例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而学校布局30多个驻外研究院的实践,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逻辑的必然性。

(一)资源整合:打破地域限制的“桥梁”

大学的发展离不开资源,而资源的分布往往具有地域性。比如,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苏州的智能制造产业、沙河的玻璃产业,都是当地独有的资源禀赋。通过创办异地驻外研究院,大学能够突破地域限制,将这些“分散的资源”整合为“发展的资本”。

在沙河玻璃研究院的案例中,程处长正是看到了沙河玻璃产业的“资源潜力”,200多家玻璃厂的技术需求,就是科研项目的“富矿”;当地政府对产业升级的政策支持,就是研究院发展的“助力”。研究院成立后,不仅为学校争取到了沙河市“产业升级专项基金”2000万元,还促成了学校与当地15家企业的长期合作,建立了6个联合实验室,为科研团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平台。

同样,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之所以能成功,也离不开对深圳资源的整合。深圳作为“创新之城”,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清华大学通过研究院这个平台,将学校的科研实力与深圳的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对接,最终形成了“科研-转化-孵化”的良性循环。

(二)学科提升:从“实验室”到“应用场”的跨越

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很多高校的优势学科,往往因为缺乏“应用场景”,导致科研成果“束之高阁”。而异地驻外研究院,恰恰为学科提供了这样的“应用场”,将学科优势与当地产业需求结合,让科研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提升,进而增强学科的影响力。

学校材料学科在创办沙河玻璃研究院之前,虽然在玻璃材料基础研究方面有积累,但在“产业应用”领域一直处于劣势。而通过研究院的实践,材料学科的研究方向更加“接地气”:针对玻璃生产的能耗问题,研发出了“低温熔融玻璃配方”;针对环保问题,开发出了“玻璃熔窑废气脱硫技术”。这些成果不仅在行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还带动了学科的人才培养,材料学院开设了“玻璃材料应用”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很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来自研究院的实际项目,毕业生也深受企业青睐。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浙江大学的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学科,通过与苏州的产业需求对接,不仅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还形成了“智能制造系统工程”“生物医药转化医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方向,进一步提升了学科的竞争力。

(三)人才吸引: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对接”的转变

人才是大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但很多高校在人才吸引方面,往往局限于“本部所在地”,难以接触到外地的优秀人才。而异地驻外研究院,能够将学校的“人才平台”延伸到外地,近距离接触和吸引当地的优秀人才。

沙河玻璃研究院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吸引了学校的科研人员驻外,还从当地企业引进了5名资深技术专家作为“产业导师”,这些专家熟悉玻璃生产工艺,为研究院的技术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研究院还与沙河市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设了“玻璃技术定向班”,为当地培养了400多名技术工人,其中有20多名优秀学员后来考入了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实现了“人才培养-就业-升学”的闭环。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则通过“双基地”模式,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科研人员可以在深圳研究院工作,同时享受清华大学的学术资源;研究生可以在深圳完成部分课程学习和科研实践,毕业后还能留在深圳就业。这种模式不仅吸引了国内的优秀人才,还吸引了不少海外高层次人才加盟。

(四)社会服务:大学的“责任担当”与“价值体现”

大学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服务社会的责任。而异地驻外研究院,正是大学履行这一责任的重要载体——将学校的智力资源、科研资源输送到地方,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实现“校地共赢”。

某师范大学在教育资源薄弱地区设立的驻外研究院,通过开展教师培训、教育咨询等服务,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还为学校的教育学学科积累了实践经验;我校在西部某省设立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针对当地的农业产业需求,研发出了“节水灌溉技术”“特色农产品保鲜技术”,帮助当地农民增收致富。这些案例都说明,异地驻外研究院不仅是学校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智囊团”。

程处长常说:“大学办驻外研究院,不是‘向外扩张’,而是‘向内扎根’,扎根地方产业,扎根社会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大学的价值。”这句话,也成为了我撰写《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报告时的核心思路。

四、他山之石:标杆研究院的成功密码

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我深入研究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标杆案例,发现它们虽然定位不同、模式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成功密码”,精准的定位、深度的产学研合作、灵活的体制机制,而这些,也与程处长在沙河玻璃研究院的实践不谋而合。

(一)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综合性创新平台”的典范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成立于1996年,是国内最早的异地驻外研究院之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集科研、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平台,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结合”:

一是学校优势与地方需求结合。深圳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产业需求旺盛,而清华大学在这些领域的科研实力雄厚。研究院围绕深圳的产业需求,设立了“电子信息研究所”“生物医药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比如,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研究院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为深圳的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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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结合。研究院建立了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企业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需要的技术;同时,设立“创业孵化基金”,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场地服务和管理咨询。截至2024年,研究院已孵化出高科技企业300多家,其中不乏行业领军企业,这些企业不仅为深圳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还与研究院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三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结合。研究院与清华大学本部紧密合作,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可以在深圳完成部分课程学习和科研实践,毕业论文选题来自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研究院还为深圳的企业开展在职人员培训,培养了大量的高层次创新人才。这种“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满足了深圳的产业需求,还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导向型”的标杆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是典型的“产业导向型”研究院。它以浙江大学的科技成果和人才资源为依托,以苏州的产业需求为导向,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精准”:

一是定位精准。苏州是国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发达,但缺乏高端的技术研发平台。研究院精准定位为“苏州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平台”,不追求“大而全”,而是聚焦苏州的优势产业,开展针对性的研发和转化工作。

二是合作精准。研究院与苏州的企业建立了“一对一”的合作模式,针对每家企业的技术需求,组建专门的研发团队,开展“定制化”的技术服务。比如,为某汽车零部件企业开发“智能检测系统”,为某生物医药企业优化“药物合成工艺”。这种精准的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成果转化的效率,还增强了企业与研究院的粘性。

三是服务精准。研究院搭建了“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从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企业孵化、资金对接,全方位支持企业发展。比如,为初创企业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和法律咨询,为成长型企业对接风险投资机构,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三)沙河玻璃研究院:“小而精”的基层实践

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相比,沙河玻璃研究院规模不大、领域不宽,但它的成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其核心在于“三个务实”:

一是目标务实。不追求“高大上”的定位,而是聚焦沙河玻璃产业的“痛点”——能耗高、污染重、附加值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脚踏实地开展工作。

二是做法务实。不搞“形式主义”的合作,而是将实验室建在车间里,让科研人员跟工人一起上班,手把手教技术;不依赖学校的拨款,而是通过技术服务、成果转化获得资金,实现“自我造血”。

三是保障务实。不空谈“人才政策”,而是实实在在为驻外人员解决职称评定、子女入学等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

这三个标杆案例虽然模式不同,但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异地驻外研究院的成功,不在于规模多大、投入多少,而在于是否能精准对接需求、是否能深度融入地方、是否能切实解决问题。

五、前行路上的镜鉴:经验与教训的沉淀

在调研和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并非所有的异地驻外研究院都能取得成功。部分研究院因为盲目扩张、文化融合困难、资金短缺、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最终陷入“停滞”甚至“关停”的困境。而程处长的沙河玻璃研究院和那些成功的标杆案例,也为我们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敲响了警钟。

(一)经验总结:四个“关键支撑”

明确的目标定位:成功的研究院都有清晰的目标定位——要么聚焦某一产业(如沙河玻璃研究院聚焦玻璃产业),要么服务某一领域(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聚焦高科技产业),要么解决某一问题(如某师范大学研究院聚焦教育资源薄弱地区的教师培训)。没有明确的定位,研究院就会像“无头苍蝇”,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程处长在创办沙河玻璃研究院时,就明确提出“三个服务”目标:服务沙河玻璃产业升级、服务学校材料学科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正是因为目标清晰,研究院的工作才有了方向,避免了“盲目跟风”。

深度的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是异地驻外研究院的“生命线”。成功的研究院都与当地的企业、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与苏州的企业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企业提供资金和需求,研究院提供技术和人才,双方共同开展研发;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与深圳市政府合作,获得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为深圳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这种深度的合作,不仅让研究院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还让企业和政府成为了研究院的“盟友”。

灵活的体制机制:传统的高校管理体制往往僵化,难以适应异地驻外研究院的发展需求。成功的研究院都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沙河玻璃研究院在人事管理方面,实行“双聘制”,科研人员既属于学校的院系,又属于研究院,在考核时兼顾校内科研指标和研究院的技术转化指标;在成果转化方面,实行“收益分成制”,科研人员参与的技术转化项目,可获得转化收益的20%作为奖励。这些灵活的机制,让科研人员有了“干劲”。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则实行“企业化管理”,研究院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拥有人事、财务等方面的自主权,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有力的人才保障:人才是研究院发展的核心,成功的研究院都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不仅能吸引优秀人才,还能留住优秀人才。

除了前面提到的沙河玻璃研究院的人才保障措施,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还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定期组织科研人员与本部的专家交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研究院讲座;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则为科研人员提供了“职业发展通道”,科研人员可以通过技术转化、企业孵化等工作获得晋升,打破了传统的“唯论文”评价体系。

(二)教训反思:四个“常见陷阱”

盲目扩张:部分高校在创办异地驻外研究院时,缺乏充分的调研和规划,看到其他高校办研究院,就盲目跟风,在多个地区设立研究院,导致资源分散、管理混乱。

某高校在短短三年内,在10个地区设立了驻外研究院,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科研人员和资金支持,大多数研究院都处于“空壳”状态,不仅没有产生效益,还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程处长在创办沙河玻璃研究院时,就拒绝了其他地区的邀请,专注于沙河玻璃产业,避免了“盲目扩张”的陷阱。

文化融合困难:不同地区在文化、观念、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化融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和冲突,影响工作效率和团队凝聚力。

某高校在西部某省设立的研究院,由于科研人员大多来自东部地区,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与当地企业的沟通也存在障碍,最终导致研究院的工作难以推进。而程处长在沙河玻璃研究院时,要求科研人员“住在当地、融入当地”,跟企业工人一起吃饭,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快就消除了文化隔阂。

资金支持不足:异地驻外研究院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不能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仅仅依靠学校的拨款或短期的项目资金,难以维持长期的发展。

某高校的驻外研究院由于依赖学校的拨款,而学校的拨款逐年减少,最终因资金短缺而关停。而沙河玻璃研究院通过技术服务、成果转化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收入,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则通过政府补贴、企业合作、创业孵化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实现了“自我造血”。

成果转化不畅:一些研究院虽然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但由于与企业的需求对接不够紧密,缺乏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和平台,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落地应用。

某高校的驻外研究院研发出了多项技术成果,但由于没有与企业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成果一直“待在实验室里”;而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通过建立“技术转移中心”,专门负责成果转化工作,与企业保持密切沟通,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提高了成果转化的效率。

六、驻外者的心声:平衡、发展与保障的温度

在撰写报告的“长期驻外人员状况分析”部分时,我采访了学校30多个驻外研究院的20多名常驻人员,其中小王和小张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小王在驻外研究院工作多年,专利成果落地不少,但职称评定时因“成果认定标准不明确”遇到困难;小张是驻外研究院的管理人员,因户口不在当地,子女入学问题让他头疼。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驻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也制约着研究院的发展。

而程处长在沙河玻璃研究院的实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他常说:“驻外人员是研究院的‘基石’,只有把他们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才能让他们安心工作。”

(一)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人文关怀是“粘合剂”

长期驻外的工作人员,远离家人和朋友,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焦虑感。沙河玻璃研究院通过“三个举措”缓解了这一问题:

一是定期组织交流活动:每月组织一次“驻外人员座谈会”,让大家分享工作中的困难和经验;每季度组织一次“家属探亲活动”,报销家属的往返路费,安排家属参观研究院和当地的景点;二是建立心理疏导机制:邀请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定期到研究院开展心理辅导,为驻外人员缓解压力;三是改善生活条件:研究院的公寓配备了厨房、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还设立了活动室,配备了乒乓球桌、跑步机等器材,让驻外人员在工作之余能够放松身心。

这些看似“小事”的举措,却让驻外人员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当时在研究院驻场的李老师说:“本来以为驻外会很孤单,但研究院的氛围很好,周末跟同事一起做饭、打球,家属来探亲时还能一起去附近的景区玩,感觉很充实。”

(二)职业发展的困惑:公平评价是“定心丸”

驻外人员最担心的,莫过于“职业发展被边缘化”,远离学校本部,获取资源和机会的难度大,成果在学校内部的认可度也存在差异。程处长通过“两个机制”解决了这一问题:一是建立公平的成果认定机制:针对驻外人员的工作特点,制定了《驻外研究院人员成果认定办法》,明确规定“技术转化项目、企业合作项目、地方服务项目等,均可折算为校内科研考核指标”,比如“促成一项技术转化合同(合同金额50万元以上),等同于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主持一项地方政府委托项目(项目金额100万元以上),等同于主持一项校级科研项目”

二是搭建职业发展平台:推荐驻外人员参与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机构,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优先推荐驻外人员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小王的经历如果放在沙河玻璃研究院,或许就不会那么沮丧——他的专利成果落地,按照《成果认定办法》,可以折算为多篇核心期刊论文,职称评定时也不会因为“成果认定标准不明确”而遇到困难。

(三)福利待遇的保障:解决“后顾之忧”是“稳定器”

驻外人员在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让他们安心工作。程处长通过“三个协调”为驻外人员提供了保障:

一是协调子女入学:与沙河市教育局沟通,为驻外人员子女争取到了当地优质中小学的入学名额,无需缴纳“择校费”;二是协调医疗保障:与沙河市人民医院建立“绿色通道”,驻外人员及其家属看病可以优先就诊,医疗费用按照学校本部的标准报销;三是协调住房保障:与沙河市住建局合作,为驻外人员申请了“人才公寓”,租金按照市场价的50%收取,解决了“住房难”的问题。

小张的子女入学问题,如果能借鉴沙河的经验,通过学校与阳光市教育局的协调,或许也能得到解决。正如程处长所说:“福利待遇不是‘额外补贴’,而是驻外人员应有的保障。只有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七、阳光启程:带着经验奔赴新的征途

收拾行李时,我把程处长当年的沙河调研笔记本和那份《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工作的探索与思考》报告一起放进了行李箱。笔记本里,程处长的字迹依旧清晰,“调研要蹲点,合作要走心,保障要务实”的字样被他画了波浪线;报告里,那些关于原因、案例、经验、教训的分析,也因为沙河的经历和驻外人员的心声,变得更加厚重。

明天,我就要踏上前往阳光市的列车。出发前,我给程处长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到了阳光市,先别急着建办公室,先去企业调研,跟当地的政府部门沟通,把需求摸清楚。驻外研究院不是‘面子工程’,是‘里子工程’,要做实事,才能立住脚。”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校园,夜色渐浓,路灯亮起,照亮了林荫道。我知道,这段驻外的旅程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遇到调研受阻、合作不畅、人员管理等问题,但只要带着沙河的经验,秉持“务实、走心、保障”的理念,就一定能把阳光市研究院办起来、办得好。

正如报告里写的那样:“大学异地驻外研究院的发展,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学校带着智力资源走向地方,地方带着产业需求迎接学校;驻外人员带着理想奔赴异地,研究院带着温度留住人才。只有双方同频共振、彼此成就,才能让驻外研究院在服务地方经济、支撑学科发展、培养优秀人才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阳光市的产业需求还在等着对接,驻外人员的保障措施还在等着细化,技术转化的平台还在等着搭建。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带着这份凝聚心血的报告,带着沙河的宝贵经验,带着对驻外事业的热爱,在阳光市的土地上,扎下根,开出花,为学校的驻外研究院发展,写下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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