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哪些事 第6章：没有硝烟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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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计算机学院302教研室的灯还亮着。张启明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指尖在键盘上悬停片刻，又猛地按下去，在屏幕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申报书”的标题下方，摘要栏里那句“基于深度学习的工业设备故障预警系统研究”已经是第五次修改了。窗外的冬夜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道的嗡鸣，桌上的速溶咖啡凉透了，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小的“山丘”，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妻子发来的消息：“孩子说想爸爸了，你早点回来。”他指尖顿了顿，回了句“快了，再改改就回”，又把目光拽回屏幕，点开了技术路线图的文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张启明已经在这所211重点大学工作了整整三年。如今33岁的他，虽然头上还顶着“青年教师”的标签，但实际上，他早已被职称晋级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对这场“战争”的规则可谓是心知肚明：想要评上副教授，每年360课时的教学工作量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硬门槛”。这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他每周需要上12节课，从周一到周五，几乎每天都要像被钉在教室里一样，无法脱身。不仅如此，课后他还得马不停蹄地批改作业、为学生答疑解惑，甚至还要带着学生们去做各种实验。

然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对于张启明来说，科研工作量更是一道让人望而生畏的“生死线”。每年他必须想方设法积攒够80分的科研分数，少一分都不行。一旦分数不够，他不仅会面临绩效被扣的风险，甚至连年终奖都可能化为泡影，更严重的是，基本工资也会大打折扣。

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翻出了学校科研处发放的《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那是一份薄薄的文件，但却承载着他对于科研工作的所有期望和压力。

他的指尖轻轻地在纸面上划过，仿佛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字的重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能够主持这个项目，将会获得整整40分的科研工作量！然而，参与项目的话，得分就要按照排名来折算，而且只有前三位才能分到几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主持这个项目可以得到25分，虽然比国家青年基金项目少一些，但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横向项目则是“按钱计分”，10万元经费才能算5分，而且还得是到账经费才算数。这让他不禁感叹，科研工作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一定的运气和人脉。

“40分啊，如果我能拿到国家青年基金项目，今年的科研分就够一半了。”他喃喃自语道，心中涌起一股期待和渴望。

然而，上个月系里开会时主任的话却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他的头上：“今年咱们系国青基的申报率要达到100%，但中标率去年才18%，大家多下点功夫。”这意味着竞争将会异常激烈，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申报国青基是年轻老师为数不多“靠实力说话”的机会，不用拼人脉，不用等内部指标，只要申报书够硬，就能进入评审环节。可“够硬”两个字，背后藏着无数个不眠之夜。张启明的申报方向是工业设备故障预警，为此他查了近三年的相关文献，跑了五次本地的制造企业做调研，甚至跟着工程师在车间待了整整一周，就为了摸清实际生产中的技术痛点。初稿写完后，他找系里的李教授请教，李教授是国青基评审专家，每年要审几十份申报书。

“你的研究基础太弱了。”李教授翻着申报书，手指点在“研究基础”那一页，“你只发了两篇SCI三区论文，还都是第二作者，评审专家一看就会觉得你没能力完成这个项目。”张启明的脸一下子红了，他知道李教授说的是实话——前两年忙着赶课时，论文只能挤时间写，质量自然上不去。“还有技术路线图，”李教授继续说，“你这图太笼统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故障诊断’，每个环节用什么方法？遇到数据噪声怎么处理？模型迭代的周期是多久？这些都要写清楚，不能含糊。”

那天下午，张启明在李教授的办公室待了三个小时，笔记本上记满了修改意见。回去后，他把申报书拆成了八个部分，每天改一部分：摘要改了五遍，从最初的“介绍研究内容”改成了“突出创新点与应用价值”；研究基础部分，他补充了自己参与的一个横向项目的成果，虽然经费只有8万，但好歹有实际应用案例；技术路线图重新画了三遍，用不同颜色标注出关键节点，甚至加了一个应急方案——万一数据采集不顺利，该如何调整样本量。

可并非所有项目都能“自由申报”。去年年底，省科技厅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申报通知，全校只有六个申报指标。系里组织内部PK，张启明也报了名，这个项目要是能中，不仅能拿30分科研工作量，还能拿到30万项目经费。PK那天，会议室里坐了七位评委，有系领导、资深教授，我作为科研处的代表也参加了。张启明是第三个汇报的，他提前准备了20页PPT，练了不下十遍，可站在讲台上时，手心还是直冒汗。

“你的项目和XX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一位评委直接指出，“他们要的是生产线实时监控系统，你做的是故障预警，虽然相关，但针对性不够。”张启明赶紧解释：“我们可以在预警模型里加入实时数据接口，只要企业提供生产线数据，就能实现实时监控。”可另一位评委摇了摇头：“你没有和这家企业合作过，怎么保证他们愿意提供数据？风险太大了。”

最后，三个指标分给了两位资深教授和一个有企业合作基础的团队。张启明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冷风一吹，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全湿了。回到家，妻子见他脸色不好，没敢问，只是把温好的饭端到他面前。他扒了两口饭，突然想起自己这个月的绩效，因为上个月有个横向项目的经费没到账，科研工作量差了5分，绩效被扣了1200块，而房贷每个月要还4800，孩子的奶粉钱还要2000。“再熬熬，等国青基结果出来就好了。”他安慰自己，可心里却没底。

就在张启明为项目申报熬夜时，我也刚从省科技厅高新处回来。晚上八点多，我坐在办公室里，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一叠申报指标表。作为科技处项目管理科的科长，我的“战场”不在教研室，而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桥梁”上。每年年初，我就要开始“跑资源”——去科技部、科技厅、工信厅、市科技局等部门打听申报信息，争取更多的指标；申报季时，要陪老师去企业“站台”，帮他们对接需求；还要组织校内PK预审会，筛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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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科长，明年‘人工智能专项’的指标能多给我们学校一个不？”下午在省科技厅，我跟高新处的王处长磨了半天。王处长笑着说：“你们学校今年的中标率已经很高了，再要指标，其他学校该有意见了。”我赶紧递上一份材料：“您看，我们学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引进了三位长江学者，还有五个团队在做相关研究，实力比去年强多了，多给一个指标，说不定能多出一个国家级项目呢。”王处长翻了翻材料，没立刻答应：“我再看看，下周给你答复。”

从科技厅出来，我又去了一家汽车制造企业，机械学院的陈教授有个“汽车零部件智能检测”项目，想和这家企业合作申报横向项目。陈教授技术过硬，但不擅长和企业打交道，上次谈的时候，企业负责人觉得项目周期太长，不太愿意合作。这次我提前做了功课，了解到企业最近在赶生产线升级，急需检测技术支持，于是我帮陈教授调整了项目方案，把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12个月，还承诺学校可派研究生驻厂服务。

“我们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术，不是实验室里的成果。”企业负责人直言。我笑着说：“陈教授的团队已经做了三次小试，检测准确率能达到98%，驻厂后还能根据生产线情况调整算法，保证三个月内就能试运行。”我边说边拿出调试报告，又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账：“用上这个检测系统，每条生产线每年能减少50万的废品损失，两年就能收回成本。”负责人被说动了，当场拍板：“行，我们先签个意向协议，下周再细谈。”

回到学校时，已经快七点了。我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就接到了程处长的电话：“明天上午九点开‘省重点研发计划’校内预审会，你安排一下，评委要选懂技术又懂政策的，别出岔子。”挂了电话，我赶紧给几位评委发消息确认时间，又把12份申报材料整理好，每份材料上都贴了便签，标注出项目的创新点、风险点和建议。

第二天的预审会开得很激烈。有个“新能源电池回收”项目，评委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觉得项目创新度高，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另一派觉得技术不成熟，回收效率不如现有技术。“现在的回收技术只能提取50%的锂，我们的技术能提到80%，这就是创新！”项目负责人急得站起来反驳。“可你们的中试数据只有三组，样本量太小，说服力不够。”一位评委毫不退让。我赶紧打圆场：“要不这样，让团队补充中试数据，下周再复评，大家看怎么样？”两边都点了点头，这场“争论”才算平息。

预审会结束后，我留下了几个落选的老师。“这次没选上别灰心，”我拍着一位年轻老师的肩膀，“你的项目方向很好，就是申报书里的应用前景写得太笼统了，下次可以多找几家企业聊聊，把市场需求写具体点。”年轻老师红着眼眶说：“鹿科长，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还差30分，要是没项目，绩效就全没了。”我叹了一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企业名单：“这几家企业最近有技术需求，你可以联系看看，说不定能谈个横向项目。”

科研处的工作就像“走钢丝”，一边要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一边要帮老师争取资源，还要完成学校的任务指标。每年年初，学校都会给科研处定目标：今年纵向项目立项数要增长15%，横向项目经费要突破8000万，成果转化要完成50项以上。完成了有奖励，没完成就要扣科室绩效，还要在全处大会上做检讨。“就像一条鞭子，天天抽着你往前跑。”我常跟同事这样说。

去年，因为“人工智能专项”的指标没争取到，学校的纵向项目立项数只增长了10%，没达到目标。年底评绩效时，科室每个人的奖金都扣了20%，办公室里的氛围压抑了好几天。那段时间，我天天往省科技厅跑，甚至等过王处长下班，在停车场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今年总算把指标争回来了，不然又要挨批。”我笑着说，眼里却有掩不住的疲惫。

3月的一天，国青基立项结果公布了。张启明早上七点就醒了，手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官网。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里时，他愣了几秒，然后突然跳了起来，大喊：“中了！我中了！”妻子被他吓了一跳，孩子揉着眼睛问：“爸爸，什么中了？”张启明抱起孩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爸爸的项目中了，以后能多陪你玩了。”

他第一时间给李教授发了消息：“李老师，谢谢您，我的国青基中了！”又给我发了条短信：“鹿鸣科长，麻烦您帮忙走一下立项流程，辛苦您了。”没过多久，我回复：“恭喜！流程我已经安排了，下周就能签合同。”

那天下午，张启明去科研处送材料，正好碰到我。我笑着说：“听说你中了国青基，不错啊，以后继续加油。”张启明不好意思地说：“多亏了您上次帮我对接的企业，让我补充了研究基础。”我摆了摆手：“都是应该的，你们老师能拿到项目，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

走出科研处办公楼，张启明抬头看了看天，阳光正好，春风吹在脸上暖暖的。他想起自己改了12遍的申报书，想起PK时的紧张，想起那些熬夜的夜晚，突然觉得一切都值了。而在科研处的办公室里，我正对着“省重点研发计划”的立项名单微笑，经过复评补充数据的那个“新能源电池回收”项目，也中了。桌上的咖啡冒着热气，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枪林弹雨，却有无数个为了梦想和责任奋斗的身影。老师为了职称晋级、实现科研理想而拼搏，管理人员为了争取资源、推动学校发展而奔波。他们或许有压力、有焦虑、有挫折，但当项目立项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成就感。而这条“绩效鞭子”，看似无情，却推着学校的科研一步一步向前走，也推着每一个参与者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前行。就像张启明在日记里写的：“这场战争，我们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了给学生、给学校、给社会多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