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咱家势力到底有多强 第168章 钢丝绳上的生活

第168章钢丝绳上的生活(第1/2页)

三十五岁的陈长生，在某个寻常的周三下午，接到了那个改变一切的电话。

当时他正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核对第三季度的销售数据。

午后的阳光斜射进办公室，在隔板上切割出明暗交界线，空气里漂浮着复印机特有的臭氧味和同事外卖里残存的麻辣烫气息。

手机震动的时候，他瞥了一眼屏幕——是母亲。

“长生啊……”电话那头的声音迟疑而颤抖，“你爸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陈长生的心跳漏了一拍。

两周前，父亲说胃疼得厉害，吃什么都吐，在社区医院开了点胃药不见好，陈长生硬是请了半天假，带父亲去市里的大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检查费花了两千多，他刷的信用卡。

“医生说……”母亲的声音哽住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是胃癌。”

两个字像两记重锤，狠狠砸在陈长生的耳膜上。

他握手机的手开始发抖，下意识地环顾四周，还好，周围的同事都戴着耳机，要么在敲键盘，要么在低声打电话谈业务。

“早期还是晚期？”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说是……中期。”母亲终于哭了出来，“医生说要马上住院，做手术，还要化疗……长生，怎么办啊？”

怎么办？

陈长生不知道。

他机械地安慰了母亲几句，说“别急，我想办法”，然后挂了电话。

放下手机，他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数字，它们突然变得模糊而陌生，像一群爬动的黑色蚂蚁。

胃癌。中期。手术。化疗。

每一个词都意味着钱。很多很多的钱。

陈长生的生活，用妻子李静的话说，是“在钢丝上走路，还得抱着两个孩子”。

他是鄂省一个二线城市的普通上班族，在一家建材公司做销售主管，听起来头衔不错，实际月薪八千。

妻子李静是小学老师，月薪六千。

两人加起来一万四，不，去年李静评了职称，现在每月能多四百块，所以是一万四千四。

他们有一套房子。89平米，三室一厅，位于城市新区。

2018年房价顶峰时买的，总价120万，首付36万，掏空了双方父母的积蓄加上他们工作攒下的所有钱。

贷款84万，三十年，等额本息，每月还款四千七。

有一辆车。国产SUV，十二万，贷款三年，每月还三千二。

当时为什么要买SUV？因为李静说以后带孩子出去玩方便，而且“同事家都买了，咱们不能太寒酸”。

有两个孩子。儿子陈子轩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女儿陈子涵五岁，上幼儿园大班。

小学是公立的，还好；幼儿园是私立的，每月两千三。

为什么不上公立的？因为公立幼儿园名额紧张，他们没抢到，只能上私立。

每月固定支出：

房贷：4700

车贷：3200

幼儿园：2300

水电燃气物业：600

车险油费停车：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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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口伙食费：3000（已经尽量省了）

日用品、孩子零食玩具：1000

合计：16300元。

而他们的收入是14400元。

每月净亏1900元。

这还不包括：孩子偶尔生病去医院的费用，少儿医保能报一部分，但自付部分也不少。

人情往来，同事结婚、朋友生孩子、亲戚白事。

衣服鞋袜，孩子长得快，几乎每季都要买新的。

家庭应急，上个月卫生间漏水，修一下花了八百。

偶尔带孩子出去吃顿好的，半年一次，肯德基或者小馆子，两百块封顶。

这个窟窿怎么补？

靠父母。

陈长生的父亲陈建国，六十二岁，原本是一个工人，退休金每月三千二。

母亲张淑芬，六十岁，没有退休金，但还在小区物业做保洁，每月一千八。

岳父李国强，六十一岁，退休教师，退休金四千。

岳母王秀英，五十九岁，在超市当收银员，每月两千二。

四位老人，每月总收入一万三千二。

他们每月补贴陈长生家三千到五千不等。

有时候是直接给钱，有时候是“正好路过菜市场买了点肉和菜”，有时候是“孙子孙女过生日给的红包”，有时候是“我们老人花不了什么钱，你们拿着”。

靠着这份补贴，陈长生一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才能在每月10号准时还上房贷，才能在孩子说“爸爸我想学画画”时，咬牙报个一学期八百块的兴趣班。

李静常说：“等车贷还完就好了。”

车贷还有八个月还清。到时候每月能多出三千二，日子就能松快些。

陈长生也常对自己说：“等孩子上小学就好了。”

女儿明年上小学，幼儿园费用就省了。到时候每月又能省下两千三。

他们像沙漠里跋涉的旅人，盯着远处海市蜃楼般的绿洲，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能喝到水了。

可是现在，父亲病了。

第二天，陈长生请了假，带着父亲的检查报告跑了三家医院。

市人民医院、肿瘤医院、省立医院。

结论都一样：胃癌中期，肿瘤直径4.5厘米，侵犯到肌层，没有远处转移，但有淋巴结转移的可能。

建议尽快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手术加化疗，大概需要多少钱？”陈长生在每个医生面前都问出同样的问题。

答案也大同小异：“手术费用五到八万，医保能报一部分。化疗一个周期大概一万多，要做六到八个周期。还有靶向药，如果用的话更贵。全部下来，自付部分……准备二十万吧。”

二十万。

陈长生走出最后一家医院时，下午四点的阳光依然刺眼。

他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拎着CT袋子的老人，有推着轮椅的家属，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他熟悉的焦虑：对疾病的恐惧，对费用的担忧，对未来的茫然。

他想起父亲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