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开局考上北大经济学博士 第209章 划清

第209章划清(第1/2页)

下午的会，是省长办公会。

例行会议，议题早就排定了——三季度经济运行分析、几个重点项目的资金安排、国企改革方案的第二次汇报。祁同伟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议程，表情和平时并无两样。参会的副省长和各厅局长陆续落座，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余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会开了四十分钟，一切照常。

轮到省发改委汇报三季度经济数据时，祁同伟忽然打断了。

“等一下。”

发改委主任停了下来，抬头看着他。

祁同伟翻着面前的材料，目光落在某一页上，眉头微微皱起。会议室里的气氛骤然绷紧了一分，所有人的注意力无声地向他聚拢。

“你这个报告里写，京州市预期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半年下降了五点三个百分点。原因是什么？”

发改委主任愣了一下，快速翻了几页材料，找到相关说明：“主要是光明峰项目的几项配套工程进度滞后，加上棚户区改造有几个片区拆迁收尾比预期慢了些，拉低了整体数据。另外……也有一些投资商在观望，个别项目的预期资金到位率不高。”

“观望。”

祁同伟将这两个字轻轻重复了一遍，像是把它们掂在手心里估过了分量，又放了下去。“观望什么？”

发改委主任张了张嘴，没有接话。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低沉的嗡嗡声。在座的人都听出了祁同伟话里的意思，但没有人敢接这个话茬——投资商在观望京州的政治局势，观望李达康被带走之后会不会有更大的震荡，观望汉东的投资环境究竟还撑不撑得住。

这个答案，会议室里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但没有一个人能在会上说出口。

祁同伟也没有继续追问。

他把材料放下，目光不疾不徐地在座位上扫了一圈。

“经济工作，讲究的是预期。预期稳，投资就稳；预期一旦散了，再好的项目也推不动。我们有些同志，做事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以为把一个人拿下了，问题就解决了。殊不知，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的心就散了。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队伍不好带了，经济发展从何谈起？”

会议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层。

常务副省长林隆安坐在祁同伟旁边，端着茶杯的手在空中微微顿了一下。他没有看祁同伟，目光落在桌面上，一动不动。几个副省长快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极快地移开了视线。

“我在这里强调一点。”祁同伟的声音高了一个调，“不管外面发生什么，省政府的工作不能停，京州的发展不能慢。谁的项目谁负责，谁的指标谁兜底。年底考核，数字说话。到时候拿不出成绩的，不要来找我解释。”

他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没有说“李达康”，没有说“沙瑞金”，甚至没有提“纪委”。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明白了——“有些同志做事不考虑后果，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说的是谁，心里各有数；“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的心就散了”，说的是什么处境，也无需点明。

这段话，意味深长，信息量极大。

林隆安放下茶杯，轻咳了一声，稳稳地把话头接了过去：“发改委回去把数据再核实一遍，下周报一个更详尽的分析报告。下一项议题。”

会议继续推进。后面的议题走得很顺，没有人再提京州，没有人再提投资增速。散会的时候，大家收拾材料起身，步伐比平时快了几分，像是都急着离开这间屋子。

祁同伟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他把材料收进公文包，端起保温杯，不紧不慢地往外走。林隆安在走廊里候着，跟上来，并肩走了几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祁省长，今天的会……有些话传出去，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祁同伟没有放慢脚步，也没有转头看他，只是说：“我说的是经济工作。经济工作，有什么不能说的？”

林隆安没有再开口，点了点头，加快脚步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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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走进办公室，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在椅子上坐下来。廖清源跟着进来，换了杯热茶，把当天需要批示的文件放在桌角，然后退出去，带上了门。

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在想今天的会开完之后，这些话会在多长时间内传到沙瑞金的耳朵里。以沙瑞金的信息渠道，也许不用等到晚上，下午就到了。

他不在乎。

本身就是要说给外界听的。

他要的就是让沙瑞金知道——你要动李达康，我不反对，但你不能让我这个省长没法干活。经济数据往下掉，投资商人心惶惶，这些后果，你是要担责的。

毕竟，你是省委书记，又不是纪委书记。

他拿起文件，继续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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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六点半，祁同伟的车停在省委大院三号别墅门口。

他今晚没有让廖清源跟着，一个人下了车，走上台阶，按了门铃。开门的是吴惠芬，穿着一件深色家居服，腰间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同伟来了，快进来。”她侧身让他进去，转头朝里喊了一声，“老高，同伟到了！”

高育良从书房走出来，换了一件浅灰色羊绒衫，手里没有拿书。他在沙发区落座，朝对面的位置抬了抬下巴，对祁同伟说：“坐。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晚饭不复杂，四菜一汤——清蒸鲈鱼、红烧排骨、蒜蓉西兰花、凉拌黄瓜，还有一碗西红柿蛋花汤。高育良坐在主位，祁同伟在他右手边，吴惠芬坐在对面。高芳芳没有回来，说是实验室里有事。

三个人安静地吃着，间或说几句闲话。吴惠芬问起孩子们的情况，祁同伟说怀音和怀远都在北京读书，功课紧，回来的时间少。吴惠芬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路要走，别太操心。高育良一直话不多，偶尔夹一筷子菜，吃得很慢，神色平静，但有些心不在焉。

饭后，吴惠芬指挥保姆收拾碗筷，高育良站起身，朝祁同伟说了一个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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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在二楼，不大，书柜占了整整一面墙，桌上摊着几本书，台灯亮着，橘黄色的光晕在桌面上洒出一个柔和的圆，把四周的暗色推得远了一些。高育良泡了两杯茶，然后在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下，祁同伟在沙发上落座。

楼下厨房里洗碗的声音隐约传上来，哗啦哗啦的，像是一首很轻的背景曲。

高育良靠进椅背，看了祁同伟片刻，先开了口。

“你今天下午会上的讲话，我听说了。”

祁同伟没有意外的神色。

高育良看着他，目光里没有责备，但有一种隐约的担忧。

“同伟，你今天那番发言，太冲了。你把对沙瑞金的不满，摆到了明面上。在办公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有些同志做事不考虑后果’，说‘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的心就散了’。你这和指着鼻子骂他有什么区别？”

祁同伟没有说话。

高育良的声音沉了一分：“你在公开场合表达对他的不满，他会怎么想？他会觉得你是在跟他叫板，是在公然挑战他的权威。这可不是明智之举。”

祁同伟放下茶杯，表情很平静。

“老师，您说的我都清楚。但我不是冲动，我是经过考量的。”

他看着高育良，语气不急不慢，像是在分析一盘棋，而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必须有所表态。沙瑞金动李达康，程序上合规，但方式上有问题。他绕过常委会，直接向上级请示处置副省级干部，连您和我这两个省委副书记都是事后才知道。这不是在尊重班子团结，这是在搞突然袭击。”

他停了一停。

“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别人会怎么看？会觉得这件事是我祁同伟默许的，或者干脆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商量好的？”

高育良沉默了片刻，说：“所以你就要公开跟他叫板？”

“不是叫板，是划清界限。”祁同伟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做的，是和而不同——大的方向上，我支持他；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我有我的立场，我不能跟着走。只有这样，在接下来的风波里，我才能把自己受到的影响降到最低。”

高育良的眉头微微一皱。他从“接下来的风波”这五个字里捕捉到了什么，抬起眼睛看着祁同伟：“你知道了什么？”

祁同伟摇了摇头。

“什么都不知道。但赵立春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看着高育良，“老师，您和赵立春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以您对他的了解——他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吗？”

高育良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摇了摇头。

“沙瑞金自身的问题，赵立春打不动。”祁同伟继续说，“他不贪，不占，不搞权钱交易，这一点是确实的。所以赵立春若要反击，一定不会走这条路——那太蠢了，也打不中要害。他一定是从整个汉东的层面入手，打一个沙瑞金防不住的点。赵立春在汉东深耕二十多年，经手的项目、提拔的干部、留下的痕迹，太多了。他能挖的坑，能埋的雷，太多了。”

他靠回沙发，目光落在头顶那盏灯上，停了片刻。

“老师，我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我要表达我的立场——我是省长，我的职责是发展经济、稳定民生，不是卷进派系博弈里去。另一方面，我要尽可能让自己不受波及。沙瑞金和赵立春这两股力量撞起来，汉东的盘子就会晃。盘子一晃，什么都可能碎。我要在碎的东西砸到我之前，提前躲开。”

高育良沉默了很久。

“同伟，”他终于开口，语气比刚才缓了许多，“你说的这些道理，我理解。但你要想清楚一件事——你今天的发言，沙瑞金会怎么解读。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和而不同’，只有‘听我的’和‘不听我的’。你今天的做法，把自己摆进了后者。”

祁同伟点了点头：“我知道。但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高育良叹了口气，没有再劝。沉默了一会儿，他换了个方向：“你对赵立春可能的动作，有没有什么预判？”

祁同伟想了想，摇了摇头。

“没有具体的思路。赵立春这个人做事大鸣大放，他不会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一旦动手，必然是从整个汉东的层面动手，而且很大可能是在经济方面下手，这也是我下午发言的主要原因。”

高育良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两人又聊了一会，话题慢慢又转移到李达康身上，这是避不开的。

高育良神情微微低迷，语气比之前轻了许多，近乎喃喃自语。

“李达康这个人，说起来，也是可惜了。”

祁同伟看着他，没有接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浩浩荡荡，每个人都身处洪流之中，其间，有许多人凭着自身的努力，或者说幸运，站在了潮头之上。这潮头之上是风光无限，诱惑无限，也风险无限，就看你如何把握了。”

他停了一停。

“各人有各人的造化。但有一件事是笃定的——事后看，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事中看，每一步都是迷雾。李达康这回，不过是从潮头上掉了下去而已。”

“想要安全走到对岸，不容易啊。”

——

离开高育良的别墅，祁同伟回头看了一眼省委三号别墅二楼书房亮着的灯，微微皱眉。

别看他在高育良书房说的多无辜，一副受害者、不得不做的形象，其实他也清楚，他来汉东许久，代省长也接近2个月了，政府方面已经基本掌握，静极思动了。

看了这么久的戏，现在汉东的斗争已经进入你死我活的白热化情况，他是已经做好准备，准备借赵立春的东风，亲自下场了。

他要完成来汉东一开始的既定目标。

他想高老师应该也猜到了，不然也不会在最后有所规劝。

发生了这么多事，高老师的心态也有所变化、愈加保守。

但很多时候，想要进步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他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