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闺秀 第202章 “毒树之果”

第202章“毒树之果”(第1/2页)

他从桌上拿起那份医学鉴定报告，翻开，翻到某一页，食指点了点上面的几行字，然后抬起头，目光像两把手术刀，直直地切向控方席上的卡特检察官。

“根据我方委托的第三方医疗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梁家骏先生在进入中央警察局时，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任何需要就医的外伤。

而在被关押四十个小时之后，他身上的伤痕共计二十七处，其中包括三根手指的指甲盖下方出现大面积淤血——这是典型的“夹棍伤”，眼眶及颧骨处有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口腔内侧有因外力冲击造成的溃疡，双腕有被手铐长时间紧勒留下的环形伤痕，背部及肋部有多处面积不等的软组织挫伤，以及——最严重的是——他的肺部因被反复按入冰水中而出现了轻度感染的症状。”

邓肯每说一项，就翻过一页报告，像在翻开一本惨不忍睹的相册。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着什么。秦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邓肯的背影，那个微微发福的、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的背影。

卡特检察官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声音里带着一种被人戳中痛处之后的虚张声势的愤怒：“反对！辩方律师所述的这些伤痕和症状，与本案的定罪证据毫无关系！本案的关键是梁家骏先生是否承认了自己蓄意谋杀的犯罪事实，而不是他在拘留期间是否感到不适——”

邓肯转过身来，目光如电，声音却依然平静得像一潭秋水：“法官大人，我的论点非常明确——梁家骏先生的口供，是在非法审讯的胁迫下取得的。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以及加州证据法典中关于强制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任何在刑讯逼供下取得的供述，都不具备证据能力。如果警方的取证程序本身是违法的，那么由此取得的任何证据——包括梁家骏先生的口供——都应当被排除。”

他顿了顿，声音降了半度，却平添了三分威力：“换言之，卡特检察官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那份认罪口供，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产品。就像一棵从毒土里长出来的树，结出来的果子，不能吃，也不配被端上法庭。”

旁听席上又是一阵骚动。“毒树之果”——这是一个在美国法律界广为人知的原则，源自二十世纪初联邦最高法院对非法搜查案件的判例。邓肯将这个原则套用到本案上，可谓一剑封喉：不是纠结于梁家骏“说了什么”，而是直接攻击那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如果他说那些话的时候，警棍就抵在他的太阳穴上，那么那些话就是废纸——任凭卡特检察官说破大天去，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哈里斯法官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面无表情地看了邓肯一眼，又看了看卡特检察官，最后将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医学鉴定报告上。他沉默了许久，久到旁听席上的人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而低沉，像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在说话：“控方对辩方提出的口供自愿性质疑，有什么回应？”

卡特检察官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

他想说“口供是在合法范围内取得的”，可他也知道，那份医学鉴定报告上的照片不会说谎——一个被警方“合法审讯”四十个小时的人，身上不应当有二十七处伤痕。

他想说“梁家骏先生是自愿供述的”，可这个“自愿”，在已经有明确的、第三方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的情况下，显得荒唐可笑。

他最终只能憋出一句：“控方……控方将提交警方的审讯记录，以证明审讯过程的合法性。”

邓肯嘴角微微一弯，那个弧度小得几乎看不见，可秦渡看见了。那是猎手在陷阱前嗅到猎物气味的、志在必得的笑。

“我们拭目以待。”邓肯说。

听证会结束后，邓肯和秦渡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一人点了一根烟。旧金山的天空难得地晴朗着，阳光落在法院那排科林斯柱上，将大理石的纹理照得一清二楚。街上人来人往，白人们夹着公文包匆匆走过，偶尔有人侧目看他们一眼——一个黄皮肤的年轻人和一个穿西装的白人律师站在一起，这组合在旧金山并不常见。

“法官没有当场驳回我们的动议，”邓肯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望着远处的天际线，“这意味着他对警方的取证程序已经有了怀疑。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秦渡问。

“第二步，检方会试图证明警方没有刑讯逼供。他们会拿出审讯记录，证明给梁家骏提供了足够的水和食物、允许他休息。

可我们有照片，有医生的鉴定报告，还有人证。梁家骏本人就是最大的证人，他的伤在法庭上会被陪审团亲眼看到。只要他站在证人席上，让他们看见他的脸、他的手、他身上的伤疤，陪审团自己就会得出答案。”

邓肯将烟蒂弹到了街边的下水道里，动作干净利落，像一个打完了子弹、从容地退出弹夹的枪手。

“这案子，急不得。我会一步一步来，先申请排除口供，再申请保释。保释金的数额不会小，你们先准备着。”

秦渡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已经学会了和邓肯打交道的方式，不废话，只做最有效率的事情。

一个月后，第二次听证会。

三个月后，第三次。

每一次，邓肯都像一位精密的外科医生，将警方取证过程中的每一处缝合线拆开、每一块纱布掀起来，暴露出底下那些丑陋的、见不得光的东西。

奥布莱恩巡官被传唤上证人席的那一天，邓肯一个接一个地将问题砸向他，每个问题都像一个深水炸弹，在法庭的平静水面上炸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巡官先生，你们有没有记录梁家骏先生被审讯的具体时长？”

“巡官先生，在审讯期间，梁家骏先生是否被允许联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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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官先生，你们的审讯室里是否有第三人在场？”

“巡官先生，梁家骏先生身上的这处淤伤——你说他是在试图逃跑的时候撞到门框上造成的？可他双手被铐在身后，如何逃跑？”

奥布莱恩的回答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他的红脸膛越来越白，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大，到最后，他几乎是在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卡特检察官，希望他的盟友能救他于水火。

可卡特检察官自己也是一屁股烂账——他提交的“审讯记录”里，关于审讯时长的记载前后不一致，关于用刑的描述闪烁其词，甚至有好几页记录上的日期都写错了。

哈里斯法官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

到了第四个月的某一天，秦渡正坐在书房的窗前处理信件，电话铃响了。是邓肯打来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压抑着的兴奋——“秦，法官同意了。保释，两万五千美金。人，今天下午就能出来。”

秦渡握着听筒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他没有说话。沉默了几秒，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不像真的：“好。我这就让人送钱过去。”

挂了电话，秦渡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脸上，将那张俊美的脸映得半明半暗。

他慢慢地，慢慢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拖得极长，仿佛将这四个多月来压在胸口的那块大石头，一点一点地，都从肺腑里挤了出去。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衣帽架前，取下那件深灰色的大衣披上，对着门厅的镜子整了整领带。镜子里的那个人，眉目冷峻，眼尾微挑，薄唇紧抿，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经过大风大浪之后才会有的、沉沉的、不动声色的力量。他要亲自去接。

车子停在警察局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秋天的日头落得早，天色已经开始发暗，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将湿漉漉的柏油路照出一片昏黄的光晕。

秦渡靠在车门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眼睛望着警察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门开了。

梁家骏走出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狱警，手里拿着一只信封——大概是他的私人物品。

秦渡第一眼看见他，心里头咯噔了一下。四个多月不见，这个年轻人瘦了整整一圈，原本就不胖的身子，现在像一副被掏空了的骨架，撑在囚服里，晃晃荡荡的。

他的脸色灰败得不像一个十九岁的人，眼窝深深地凹了进去，颧骨高高地耸起来，像一具会行走的骷髅。

可他的眼睛是亮的——那是一种在黑暗里待了太久之后，忽然见到光的人才会有的、刺目的、近乎疯狂的亮。

梁家骏站在台阶上，茫然地望了一圈，目光扫过街对面，扫过路边的消防栓，最后落在了秦渡身上。

他认出了他。

那一刻，梁家骏脸上的表情，秦渡这辈子都忘不掉。那是一种比他年龄苍老了太多的、复杂到难以形容的东西，像是终于从水里被捞起来的溺水者，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还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还不敢相信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实的、不是虚的、不是那些暗无天日的、被冰水淹没的夜晚里的又一个幻觉。

“秦……秦先生。”梁家骏张了张嘴，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玻璃。他的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下嘴唇上那道结了痂的伤口还没好利索，一说话又渗出了血珠。

秦渡向前走了两步，站定在他面前，看着梁家骏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泪光在打转。

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在经历了四个多月的非人折磨之后，还有一丝残存的、不肯轻易示人的骄傲。

秦渡将那根没点着的烟，递给他。

梁家骏愣了一下，伸手接过去，手指颤抖得厉害，好几次都没能夹住那根细长的烟。

秦渡又递过去一个打火机。梁家骏终于点着了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咳得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混着鼻血流出来的，殷红殷红的，一滴一滴落在警察局门口的台阶上，像一朵一朵小小的、开错了季节的花。

秦渡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稳稳地拍了三下。

“回家。”他说。

旧金山的夜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湿冷的气息。

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阳光将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歪歪扭扭地投在人行道上，像两条终于汇合到一起的河流，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流去。

梁少爷无罪释放的消息传遍唐人街，是在第二天。

可是梁老先生，没有等到这一天。

梁家骏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去东华医院看阿珍。那姑娘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脸上的纱布拆了一半，露出来的半张脸上，青紫色的淤血还未完全褪尽，像一幅被泼了墨的画。她看见梁家骏的第一眼，眼泪就涌了出来，扑簌簌地往下掉，可她拼命地笑，笑得嘴唇都在发抖，笑得那只还肿着的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缝，笑得像是要把这几个月来积攒的所有委屈、所有恐惧、所有不敢在人前流露的东西，一口气全倒出来。

“家骏哥，”她说，声音小小的，像怕惊动了什么，“你瘦了。”

梁家骏跪在病床前，握着她的手，额头抵在她的手背上，哭了很久。他哭得没有声音，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个被压弯了的脊梁，终于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允许自己弯下去、再弯下去。

阿珍的另一只手慢慢地抬起来，落在他的头发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的手指冰凉，却有一种奇异的力量，像一只小小的、微弱的灯，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固执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