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未来国府高官谈恋爱 第15章 南京

第15章南京(第1/2页)

报到那天，南京闷得像一个瓦罐。天阴阴的，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一看就是要下雨。可偏偏这个雨要下不下，悬在那里，空气又湿又黏，黏在皮肤上，像一层洗不掉的浆糊。汪昭拎着皮箱从码头下来，没走几步，后背上就出了一层薄汗。

教育部在成贤街43号。一栋中西合璧的建筑，灰砖墙，拱形门窗，门口挂着牌子。她推门进去，走廊里有人走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她找到处长办公室，敲了门。

处长姓周，五十多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正坐在桌前看文件。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汪昭？”“是。”“匹兹堡大学？”“是。”“汉密尔顿教授给我写过信，说你很有天赋。”汪昭没说话。周处长把一份表格推过来。“先填表。办公室在三楼，靠窗。宿舍已经安排好了，在成贤街附近，离这儿不远。”

她填完表，接过钥匙，出了周处长那间办公室。走廊很长，铺着地砖，脚步踩上去嗒嗒响。她找到自己的办公室，推门进去。不大，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书架。靠窗的那张桌子上落了一层灰。另一个位子空着，没人。周处长说暂时没人，先一个人用。她把皮箱放下，站在窗前看了看。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不过比刚报道时更阴了。

宿舍在一条小巷子里，离教育部不远。一栋老房子，二楼，一间小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窗台上有一盆快死了的绿植，不知道谁留下的。她把皮箱打开，把衣服叠好放进衣柜，把那几本数学书码在桌上。然后从箱子底层拿出那个青瓷瓶，放在窗台上。母亲塞进皮箱里的。从扬州带到匹兹堡，又从匹兹堡带回扬州，现在又从扬州带到南京。

她坐在床边，点了一根烟。想起五年前刚到匹兹堡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候她十七岁，现在二十二了。那时候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现在知道了。但知道的太多了。

她心想，不管怎么样，既来之则安之。在美国能活五年，在南京还活不了？正要出门，雨哗啦啦地下起来了。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是瓢泼大雨，打在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倒水。她站在窗前看了看，雨大得看不清对面的房子。倒回床上，干脆不出门了。明天再说吧。

躺了一会儿，无聊了。她从箱子里翻出那把左轮手枪。在美国买的，放在皮箱最底下，用衣服裹着。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她装模作样地举起来，对着窗户，眯着一只眼，比划了一下。想起来，现在戴笠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呢。军统还没影儿。要是有，她现在这模样，像极了一位女特务。穿着旗袍，握着枪，躺在南京的雨夜里。想着想着，笑出来了。笑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转念一想，自己这是在干嘛呢。她今年二十二岁。不是前世那个三十六岁的女商人，不是那个在扬州活了十一年的穿越者。就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刚找到工作，刚分到一间宿舍。外面下着大雨，躺在宿舍的床上，无聊地摆弄一把枪。她把枪放下，翻了个身。雨还在下，打在窗玻璃上，啪啪的。她闭上眼睛，听着雨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天放晴了。雨后的南京，空气里有一股泥土和树叶的味道，湿湿的，凉凉的。汪昭换了一件素色的旗袍，把头发拢到耳后，出了门。

走到教育部，上楼，推开办公室的门。窗户开着，阳光照进来，桌上一层灰，亮晶晶的。她找了块抹布，把桌子擦了，把椅子擦了，把书架擦了。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摆上去——那几本数学书，那个笔筒。从扬州带来的青瓷瓶没带，放在宿舍窗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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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处长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这是最近一周的工作安排，”他把纸袋放在桌上，“你先看看，熟悉一下。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好。”“十一点的时候，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同事。”“好。”

周处长走了。她打开纸袋，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编审处的工作计划、在编教材的目录、几份需要审读的稿件。她一份一份地翻，脑子里慢慢理出个头绪。不知不觉，到了十一点。

周处长带着她，一间一间办公室地走。

“这是张先生，编审处的老人了，民国初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干过。”张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一副老花镜。他看了汪昭一眼，点了点头。“留洋回来的？”“是。匹兹堡大学。”“数学？”“是。”“好啊，”他说，“数学缺人。”

周处长又带她去了另一间办公室。“这是李先生，北大毕业的，负责文史类教材。”李先生比她大不了几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他伸出手，和汪昭握了握。“以后多交流。”汪昭说“好”。

走完一圈，她记住了一个张先生，一个李先生，还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负责英语教材。人不多，但每个人都挺和气的。

下了班，汪昭一个人去逛了街。

南京的街道和匹兹堡不一样。匹兹堡的街是直的、方的，横平竖直。南京的街是弯的、曲的，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拐到哪儿去了。中山路上刚种下去的法桐，细细的，光秃秃的，用木棍撑着，风一吹就晃。工人在路边挖坑，黄土堆了一地。她沿着成贤街走，经过一家杂货铺，进去买了点日用品。又经过一家书店，进去看了看，没买。在一家小吃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碗鸭血粉丝汤，站在路边吃了。汤很烫，她吹了吹，喝了一口。鲜的。不是美国那种加了味精的鲜，是真正的鲜。

吃完继续走。经过一家花店，她停下来，进去买了一盆文竹。小小的，绿绿的，种在一个白瓷盆里。明天放在办公室桌上。

回到宿舍，天快黑了。她把买来的东西归置好，把那盆文竹放在窗台上，和那个青瓷瓶挨着。然后坐下来，点了一根烟。窗外的巷子里有人在收衣服，有人在生炉子，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呛得人咳嗽。她靠着椅背，翘着腿，看着窗外的天。天晴了，晚霞把云染成橘红色，一团一团的，像棉花糖。

想起昨天在宿舍里拿着枪比划的样子，笑了。二十二岁。她觉得自己有时候像二十二岁，有时候像五十二岁。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烟抽完了，她把烟头掐灭在窗台上，用纸巾包好扔进垃圾桶。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去买两个烟灰缸了，宿舍办公室各一个。然后拿出纸笔，给家里写信。

父亲母亲大人：

已到南京，安顿好了。宿舍在成贤街附近，离教育部很近，走路十分钟。办公室靠窗，采光好。同事们都不错，处长姓周，人很和气。

一切都好，请二老放心。

女儿昭拜上

写完了，她看了看，又加了一行：

二哥在部队里，让他注意安全。

信写完，窗外天彻底黑了。路灯亮着，刚种下去的小法桐在风里轻轻晃，影子细细的，瘦瘦的，像刚学走路的孩子。她站起来，关了灯，躺下来。

南京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