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未来国府高官谈恋爱 第25章 生日

第25章生日(第1/2页)

四月初，南京的春天终于像点样子了。

成贤街两旁的法桐冒出了嫩芽，黄绿黄绿的，小得几乎看不见，但凑近了瞧，能看出那股憋了一个冬天的劲儿。汪昭走在路上，把围巾解下来搭在胳膊上，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她眯了眯眼睛。

楚材的电话是下午打来的。王女士接的，喊了一声“汪小姐，电话”。汪昭走过去，拿起听筒。那边是楚材的声音，低低的，带着一点沙哑，像是刚开完会还没来得及喝水。

“是我。楚材。”

“嗯。”

“你四月十八号有空吗？”

汪昭愣了一下。四月十八号。她的生日。她没跟他说过。她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什么事？”

“想请你吃饭。”

汪昭想了想。“不巧，我和家里人约好了十七号动身去上海，十九号返回。”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十九号晚上可以吗？”汪昭问。

“可以。”

“那十九号，六点，你来接我。”

“好。”

挂了电话。王女士在旁边看着她，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我们汪小姐有约了？”汪昭没接话，嘴角弯弯，眼睛也是笑模样，低下头继续看稿子。

楚材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从抽屉里摸出包骆驼，抽出一根，他点着了烟，吸了一口。

汪昭的生日是他从人事档案里查到的。编审处的入职登记表，有一栏写着出生年月。他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四月十八日。他没跟任何人说过。他只是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

这段时间他忙得脚不沾地。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整顿中央党部的内部人事。他调阅了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人事档案，圈出了十几个“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名单递上去，校长批了。第二天，那些人就被调了岗。整个中央党部大楼都安静了一截，没人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

第二把火是清查党部的财务账目。他发现有几笔账目对不上，追查下去，牵出一个贪污窝案。涉案的是党部的一个中层干部，靠着关系进来的，这些年贪了不少。楚材没手软，该抓的抓，该撤的撤。消息传出去，有人说他“铁腕”，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他不在乎。

第三把火是推行新的公文处理流程。以前中央党部的文件流转慢得像蜗牛，一份公文走半个月是常事。楚材花了三天时间，重新设计了整个流程，把审批环节从七个砍到三个。试行一周，效率提升了一倍。连校长都注意到了，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一句“楚材做事，我放心”。

三把火烧完，楚材在中央党部的地位算是彻底稳了。但他也累得够呛。这段时间他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眼下的青色一直没消下去。副官和手底下的人更累，跟着他连轴转，动不动还要被骂“蠢”。整个秘书处怨声载道，但没人敢说。

汪昭回到宿舍，给上海家里写了一封信。

父亲母亲大人：

四月十八日是我的生日。我十七号动身回上海，十九号返回。生日不要大办，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就好。

女儿昭拜上

信寄出去没几天，母亲的回信就到了。信里说，知道了，不会大办。又说，二哥回不来，部队里忙。最后说，你爹说，生日还是要吃面的，他亲自下厨。

汪昭看了信，笑了一下。把信折好，放回抽屉里。

四月十七日，汪昭坐火车回了上海。

到上海的时候快中午了。母亲在车站接她，看到她出来，伸手接过她手里的皮包。

下午，汪昭去了一趟美发厅。在霞飞路上，门面不大，里面干干净净的。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迎上来，问她做什么。她说“烫头”。年轻人领着她坐下，拿了几本画报给她看，问她想要什么样的。

她翻了几页，指着一张照片。“这种。不要太卷，也不要太直。”

年轻人看了看照片，点了点头。“这个可以。”

烫头花了两个多小时。她坐在椅子上，头上卷着发卷，包着毛巾，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脸。前世她也烫过头发，那时候她三十多岁，烫的是大波浪，穿的是西装，踩的是高跟鞋。这一世她还没烫过。这是第一次。

发卷拆下来的时候，她对着镜子看了看。头发垂到腰际，卷度不大不小，蓬蓬松松的，在灯光下泛着柔柔的光。年轻人拿了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后面，问她“满意吗”。她点了点头。

回到家，她从柜子里拿出那件月白色的旗袍。是上次做的，一直没穿过。料子是苏州产的丝绸，软软的，滑溜溜的。旗袍上用银丝线绣着几只小蝴蝶，绣娘的绣工很好，蝴蝶活灵活现的，盘扣点缀着珍珠，小小的，白白的，在灯光下微微发亮。

她穿上旗袍，站在镜子前。身量纤细，旗袍贴着身子，行动之间，蝴蝶像是在飞。她把头发半扎起来，剩下的散在肩上。又拿出那条珍珠项链，戴在脖子上。

大嫂从门口经过，探头看了一眼，愣了一下。“偶滴乖，小妹，这身旗袍真衬你，出去走一圈不知道迷倒多少小伙子。”

汪昭闻言和大嫂笑做一团。

四月十八日，一家人去了照相馆。

不是王开，是家附近的一家小照相馆。汪父说，不要跑太远，就近拍一张就行。一家人站在一块深色背景布前面，继安被大嫂抱在怀里，穿着一件红色的小褂，眼睛乌溜溜的，到处看。

老板把照相机摆好，钻进黑布里调了调。探出头，说“好了，大家看镜头，笑一笑”。汪昭伸出手挠了挠继安的小下巴，继安咯咯笑起来。

老板按下快门。咔嚓一声。

拍完全家福，老板说“汪小姐，我帮你单独拍几张”。汪昭站在背景布前面，不知道摆什么姿势。老板说“你随便站，怎么舒服怎么来”。她想了想，侧过身，一只手搭在腰上，微微侧头，笑了一下。老板按了快门。

又拍了几张，老板说“好了”。照片洗出来，效果出奇的好。老板挑了一张最满意的，放大了，贴在橱窗里。没过多久，就有人来问“照片上这位女士是谁？我想拍同款的姿势”。老板笑着说“这是我们家老顾客，你们拍你们的，姿势可以学”。

父母留了一张全家福，汪昭拿走了两张。一张是全家福，一张是她自己的单人照。她把那张单人照装进信封，寄给了楚材。信封上只写了一行字：四月十八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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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号下午，汪昭回了南京。

中央党部大楼门口，副官和几个秘书看到楚材的车驶离大楼，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走了？”一个秘书小声问。

“走了。”副官说。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没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出卖了他们——嘴角压都压不住。天知道他们连轴转了多久。楚材上任以来，秘书处的灯就没在半夜十二点前灭过。文件一份接一份，电话一个接一个，动不动还要被骂“蠢”。今天难得能早下班，没人不高兴。

副官收拾好东西，走出大楼，抬头看了一眼天。他深吸一口气，觉得今晚的空气都是甜的。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快黑了。她拎着皮包走出车站，一眼就看到了楚材的车。不是张德胜开的，是他自己开的。他站在车旁边，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没穿中山装，也没打领带。头发梳得整齐，比平时精神。

看到她出来，他拉开车门。她上了车，坐在副驾驶。

“等很久了？”

“刚到。”

车子开出去。穿过南京的街道，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汪昭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街景。她穿着那条月白色的旗袍，戴着珍珠项链，头发半扎着，剩下的散在肩上。楚材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没说话，但握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车子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来。门面不大，但很气派，门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楚材领着她进去，上了二楼，进了一个包间。包间不大，一张圆桌，几把椅子，窗户正对着街景。桌上摆着餐具，还有一束花。不知道是饭店准备的，还是他让人准备的。

两人坐下来。服务员进来，楚材点了几个菜。还是那些——清炒虾仁、狮子头、大煮干丝、咸水鸭还有一份糖藕。汪昭笑了。“你每次点的都一样。”

“你不是爱吃吗？”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

楚材没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眼睛看着别处。

菜上来了。汪昭夹了一块狮子头，咬了一口。软，糯，鲜。

“在我们扬州人心里，狮子头出了扬州再好吃也是不如扬州的。”汪昭说。

楚材笑了。他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和匹兹堡的时候一样。

吃到一半，楚材站起来，说“我出去一下”。汪昭点了点头。他出了包间，门关上。汪昭一个人坐在桌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着，街上人不多。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楚材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礼袋。深蓝色的，上面印着几个英文字母。他走到她面前，把礼袋放在桌上。

“生日礼物。”

她打开礼袋，拿出里面的盒子。深蓝色的绒面盒子，打开，一块欧米茄手表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表盘是银白色的，指针细细的，表带是棕色的皮质，摸上去很软。表盘背面刻着几个小字，她凑近了看——“TOZhaO,frOmChU”。

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几秒。然后抬起头，看着楚材。

“楚材。”

“嗯。”

“你知道一个男人送一个女人手表是什么意思吗？”

他看着她，认真的说，

“知道。”

汪昭挑挑眉。她把表放回盒子里，合上盖子，放在桌上。

“这个礼物我收下。”她说，“但是其他的，我还得考虑考虑。”

楚材的耳朵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想起汪昭上次说的——“我们都长了舌头，长了嘴，有话就要说出来，不然我们要这张嘴干什么？”他有话想说。但他说不出口。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他从小到大，没人教过他怎么说。他只知道做，做完了也不说。他以为做就够了。现在他知道了，不够。

他点了点头。

汪昭看着他红透的耳朵，嘴角弯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楚材送她回去。车子在巷口停下来。汪昭下了车，走了几步，回头。楚材还坐在车里，没走。

“楚材。”

“嗯。”

“你早点回去。明天还要上班。”

“好。”

她转身走了。走到巷子里，没回头。楚材坐在车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等了一会儿，看到三楼的灯亮了，才发动车子，掉头走了。

楚材回到宿舍，他脱了外套，坐在桌前，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玻璃杯，倒了一杯水。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片安眠泡腾片，扔进杯子里。药片在水里翻腾，冒出细密的气泡，嘶嘶地响。

他看着那些气泡，看着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破裂，消失在水的表面。想起汪昭说的话——“我们都长了舌头，长了嘴，有话就要说出来，不然我们要这张嘴干什么？”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药味淡淡的，有点苦。

他不知道怎么说。他从来没说过。在匹兹堡的时候，他送她去宿舍楼下，站在路灯下，想回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他让人送了一盒月饼，写了张纸条，没当面给。她给他煮粥，喂他吃药，他靠在枕头上看着她，眼睛里有光，但什么都没说。

他总是在该说话的时候沉默。他以为她能懂。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懂了。

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放下杯子，关了灯，躺下来。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片光。他盯着那道光，想起今天她穿着那条月白色的旗袍，头发半扎着，珍珠项链在灯光下微微发亮。她问他“你知道一个男人送一个女人手表是什么意思吗”，他说“知道”。他知道。他早就知道。从匹兹堡的时候就知道。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药效上来了，脑子开始发沉。但他还在想，下次见面，他一定要说点什么。不是做，是说。

汪昭回到宿舍，把那块欧米茄手表从盒子里拿出来，戴在手腕上。大小刚好，不紧不松。她抬起手腕，对着台灯看了看。表盘在灯光下微微发亮。

眼光还挺好，汪昭喃喃到。

她点了根烟。

想起他说“知道”。就两个字，说得跟真的似的。她咬了咬烟嘴。

考虑考虑。她说的是“其他的”。他听懂了没有？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耳朵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