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未来国府高官谈恋爱 第22章 旧历年

第22章旧历年(第1/2页)

旧历新年前，汪昭抽空回了上海。

火车上人很多，大包小包的。有人挑着扁担，两头挂着行李，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有人抱着孩子，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母亲哄着说“不哭不哭，快到家了”。汪昭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田野往后倒退。快到上海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闷闷的，像是有人在远处放了一串哑炮。

母亲在车站接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围着一条厚围巾，把手插在口袋里。看到汪昭出来，伸手接过她手里的皮包。“你二哥也回来了，比你早到半天。”

“二哥瘦了没？”

“瘦了。黑了一圈。”

母女俩出了站，叫了一辆人力车。车夫拉着他们在街上跑，穿过南京路，拐进霞飞路。法租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路灯上还挂着元旦时的标语，风吹雨打，边角已经卷起来了，上面“实行国历”几个字还看得清，底下的“废除旧历”被撕掉了半张，晃晃悠悠的，像一片快掉的树皮。

汪父说今年要拍全家福。

“照相馆刚开到扬州那会儿，”汪父坐在沙发上，抱着继安，“我就带着你们去拍了。那时候你大哥还没你大嫂高，你二哥还在换牙，你——”他看了汪昭一眼，“你还在你娘怀里啃手指。”

“后来就定了规矩，”母亲接话，“逢大事，拍全家福。你大哥去上海念书，拍了一张。你二哥进军校，拍了一张。你出国留学，拍了一张。”她顿了顿，“你大哥结婚，又拍了一张。”

“今年添了继安，”汪父说，“得拍。”

照相馆是汪家一直去的那家老店，在南京路上，叫王开。老板认得汪父，一进门就迎上来。“汪先生，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今天拍全家福。”

老板点了点头，领着他们往里走。摄影棚不大，背景是一块深色的布，旁边放着几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老板搬来一把椅子让汪父坐下，又搬来几把让汪母、大哥大嫂坐。汪昭和二哥站在后面，继安被大嫂抱在怀里。

老板把照相机摆好，钻进黑布里调了调。然后探出头，说“好了，大家看镜头，笑一笑”。

继安不肯笑。他盯着镜头看，眼睛乌溜溜的，表情严肃得像个小老头。大嫂说“笑一个”，他不笑。母亲说“继安，看奶奶”，他还是不笑。汪昭在旁边说“继安，看姑姑”。他看了汪昭一眼，咧嘴笑了。

老板赶紧按下快门。咔嚓一声。

“这张好，”老板说，“这张好。”

从照相馆出来，一家人回了家。母亲和保姆邱姨在厨房里忙活，准备年夜饭。虽然政府不让过旧历年，但母亲说，“在自己家里过，谁管得着？”

汪昭走进厨房，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灶台上还摆着几笼刚蒸好的包子，热气腾腾的，白雾从笼屉缝里钻出来，满屋子都是面香。

“年蒸，”母亲说，“腊月二十四往后，家家户户都要蒸包子。你小时候最爱吃豆沙馅的，每次都要抢第一个。”

汪昭笑了。“现在也爱吃。”

邱姨在旁边擀面皮，头都没抬。“你小时候还最爱给包子点红，点得满手都是红水，你娘骂你你也不听。”

汪昭想起小时候的事。腊月十七十八掸尘，母亲带着她把家里里外外擦一遍，她拿着鸡毛掸子到处乱挥，把花瓶打碎了一个。腊月二十三送灶，母亲在灶台上摆糖果，说要用糖把灶王爷的嘴粘住，让他上天只说好话。她问“灶王爷真的会上天吗”，母亲说“会的”，她又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母亲说“大年三十”。她那时候信以为真，每年大年三十都趴在窗口等灶王爷回来。

“还有安豆头，”母亲一边切菜一边说，“豌豆苗，平平安安。水芹菜，路路通顺。红烧鱼，年年有余。烧杂烩，全家福。芋头烧肉，一年四季不会愁。”她顿了顿，“还有狮子头，团团圆圆。”

“娘，你记性真好。”

“老了，”母亲说，“就剩记性了。”

大年初一早上，汪昭醒来的时候，发现床头摆着一块云片糕、一个苹果、一个橘子。

“高高爽爽，平平安安，走局走局，”母亲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汤圆，“快起来，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汪昭坐起来，拿起云片糕咬了一口。甜的，软软的，和记忆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

继安也被大嫂抱出来了，穿着大红棉袄，头上戴着一顶虎头帽，眼睛乌溜溜的，到处看。母亲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塞进继安的棉袄口袋里。“压岁钱，平平安安。”

汪父也拿出一个红纸包，递给继安。“继安，快高长大。”

继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到红纸包，伸手就抓，抓过去就往嘴里塞。大嫂赶紧抢过来，“不能吃，这个不能吃”。

全家都笑了。

吃完早饭，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喝茶。

汪昭从包里拿出给家人准备的礼物，一个一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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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这是你的。”一条墨绿色的丝绸围巾，上面绣着暗纹。

“爹，这是你的。”一盒龙井茶叶。

“大嫂，这是你的。”一条奶白色的羊毛披肩。

“继安，这是你的。”一个木制的小玩具车，四个轮子能转，漆着红漆。继安拿着不肯撒手，谁要都不给。

“二哥，这是你的。”一支钢笔，黑色的，笔杆细细的，不是什么贵重的牌子，但写起来顺滑。

汪明诚接过钢笔，拧开笔帽，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写完了，看了看，把笔帽拧上，放进口袋里。“好用，”他说。

大哥的礼物最后拿出来。一个纸袋，不大，汪昭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件皮夹克，棕色的，皮质很软，摸起来滑溜溜的。她拿出来抖开，是女式的，短款，收腰，领口是小翻领。

“英国货，”大哥说，“我一个朋友从伦敦带回来的。你试试。”

汪昭脱了外套，把皮夹克穿上。大小刚好，肩膀不紧，袖子不长。她照了照镜子，想着回南京后里面配着那件磨毛衬衫，下面穿一条厚呢直筒裤，肯定利落又英气。

大嫂在旁边看了，说“小妹穿旗袍时柔美，穿这件夹克时英气逼人，不愧是新首都的新女性”。

汪昭笑了。“大嫂，在民国不管穿什么都是新女性，和旧社会不一样了。”

大嫂也笑了。“你说的对。”

大哥在旁边看了看，说“鞋不太配”。汪昭低头看了一眼，她穿的是一双半旧的皮鞋，圆头的，鞋面已经起了褶。她想了想。“我那里有一块皮子，从美国带回来的。回南京找修鞋师傅做一双，系带的，薄底，像那种牛津鞋，但是又没有那么多花纹，简洁一点的那种。”

“不是牛津鞋？”大哥愣了一下。

“就是那种薄底的，轻便，走路不累。现在南京的姑娘都穿H型大衣配西装裤，但鞋子还是老样子——不是高跟鞋就是棉鞋。我想做一双不一样的。”

大哥点了点头。“做好了拍张照片寄给我看看。”

“好。”

汪昭答应的脆生生的。

回南京后，汪昭找了修鞋师傅。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把锥子，正在补一双皮鞋的鞋底。汪昭把皮子和画好的鞋样给他看，师傅拿起来看了看，又看了看鞋样，说“这种样子的倒是没做过”。

“试试看，”汪昭说，“系带的，薄底，不要高跟。”

师傅点了点头，量了尺寸，说过一周来取。

一周后，鞋做好了。系带的，薄底，棕色的皮面，配着深色的鞋带。汪昭穿上试了试，大小刚好，不磨脚，走起路来很轻。她在宿舍里走了两圈，觉得比那双半旧的皮鞋舒服多了。汪昭穿着去了照相馆，摆了个三七步，一手叉腰，照相师看着这个姿势笑着说“小姐，你还是第一个这样拍照的女士。”汪昭听完哈哈大笑“总得有人敢为人先吧。”等相片洗好就给大哥寄去。

第二天她穿着这身上班了——英国皮夹克、磨毛衬衫、厚呢直筒裤、薄底系带鞋。进了办公室，王女士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汪小姐，你今天不一样了。”

“哪儿不一样？”

“说不上来，”王女士歪着头看了看，“就是不一样。”

中午在食堂，几个女同事围过来。“汪小姐，你这鞋哪儿买的？”汪昭说“找人做的”。她们弯下腰看，有人摸了摸皮面，有人问“穿着舒服吗”，汪昭说“舒服，走路不累”。

没过几天，编审处好几个女同事都穿上了类似的薄底系带鞋。有人用旧皮鞋改的，有人找修鞋师傅做的。王女士做了一双黑色的，配着她的H型大衣和西装裤，走起路来嗒嗒嗒的，轻快得很。

消息又传到了中央党部。女职员们得了信，也悄悄去找那位修鞋师傅。师傅忙得脚不沾地。

后来，连夫人都听说了。据说夫人在一次社交场合问身边的人：“听说编审处有位汪小姐，穿的鞋样子很时兴，是哪儿做的？”

有人把这话传回来的时候，汪昭正在办公室里看稿子。王女士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汪小姐，夫人听说你的鞋了”。

汪昭抬起头，“嗯”了一声。

王女士在她对面坐下来，自顾自地说起来。“你别说，这种鞋确实实用。咱们职业女性，天天要上班，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的，穿高跟鞋一天下来脚肿得不行。棉鞋又太笨，走路不跟脚。现在这种薄底系带鞋，皮面软，走路轻便，还暖和，正好给咱们多一种选择。”

汪昭放下笔，看了她一眼。“你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鞋了？”

“不是研究，”王女士说，“是穿出来的心得。我这双穿了一周了，脚不疼，也不磨。你说以前怎么没人想到做这种鞋呢？”

汪昭没接话。她低下头，继续看稿子。嘴角弯了一下，自己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