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开局，我靠零元购发家 第75章 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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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的北京，一月的风还带着西伯利亚的寒劲，王建新从老首长那里回来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节奏——出操、上课、做实验、写思想汇报，一样不落。只是来找他看病的人更多了，学校的、校外的、从外地专程赶来的，诊室门口经常排着队。

他没想到的是，更大的事在后面。

年终总结评定的时候，部队正式下文嘉奖。他给老首长治病的全过程，从周副团长引荐到治疗经过到痊愈复查，被一层一层地报了上去——卫生院的病例记录、保健医生的观察报告、会诊专家的签字确认、老首长痊愈后的体检结果，一沓厚厚的材料，经过军委卫生系统和军区党委的联合审批，最终结论是：王建新同志在救治高级首长过程中，政治立场坚定，医疗技术精湛，功绩突出，影响重大，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立功条例》相关规定，记个人二等功一次。

二等功，这个分量王建新知道。在和平年代，一等功是拿命换的，二等功是拿本事换的。他在边防团立一等功，那是跟越境分子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这次立二等功，是他用针灸和中药，把京城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的老首长治好了。两种功，一个战场，一个病房，但分量都不轻。

消息传到北医，教导员第一时间找到王建新，把一份红头文件递给他。“你自己看。”教导员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高兴，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

王建新翻开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内容不长，但每一句都沉甸甸的：

根据王建新同志在校求学期间的突出表现——攻克全军各大医院束手无策的疑难顽疾，挽救了高级首长的生命，政治影响重大，医疗功绩突出，经军委卫生系统、军区党委联合审批，破格核定如下：

第一，行政级别直接定为二十一级。1965年“减薪定级”之后，军队干部级别统一改定为国家行政干部级别，共设二十三级。

第二，职务定为正连职军医。连级是“官”的起点，管一个连队，管几十号人，放在基层部队已经是一方小主了。

第三，待遇高配——正连职务，享受正营级的工资、住房、医疗、后勤全套待遇。正营级在部队里已经是“营座”了，家属可以随军，住房有单独的公寓，医疗保健级别也更高。而王建新还没毕业，连正式分配都没到，就已经提前享受了。

文件最后还附了几条说明。王建新看了，心里有了数。工农兵学员在读期间立功，级别和待遇当场生效，不用等毕业。二等功档案永久归档，过往所有战功全部累计叠加，后续晋职、晋级、调级一路绿灯。在读即可享受高一级待遇，军龄连续计算，毕业分配直接进军区核心卫勤单位，跳过基层磨练。

这里头有几层意思。王建新在读期间就能拿正营级待遇，这在工农兵学员里是头一份。他的档案上所有功劳全部加起来，分量翻倍，以后调级的时候，这些全是硬通货。别人的军龄从毕业分配算起，他的从特招入伍那天就开始算了，毕业的时候军龄已经好几年了。最关键的是毕业分配直接跳过基层，进军区核心卫勤单位——别人毕业去团卫生队，他直接进总医院或者军区总院。

至于正营级的工资、住房、医疗、后勤待遇到底是多少，王建新心里没数，但大概能猜到。部队的行政级别工资制度下，不同级别对应不同的工资标准。二十二级的副连职干部，月工资大概在六十九元左右。二十一级比二十二级高一档，正连职比副连职高一档，正营级又比正连级高一档——他实际上跨了三个台阶，工资应该在一百元上下浮动。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普通二级工一个月三十三块钱左右，一百块钱顶三个工人。他家在北京，父亲王世昌是四级电工，一个月撑死了六七十块，大哥王建国开卡车，一个月也就那么多。他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工资比他爹还高。住房是正营级的公寓，随军家属能安排，医疗是干部保健，后勤配给也比连级高一档。老首长的签字背书，一锤定音，直接给他盖了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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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的喜报送达院校那天，王建新正在实验室里看片子。刘晓东跑到门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队长！快回去！来人了！军区的！”

王建新放下手里的切片，擦了擦手，回到宿舍楼。楼下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车旁站着几个穿军装的干部，手里捧着一面锦旗和一个奖状。教导员站在旁边，看见王建新过来，朝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小子别愣着”。

来人向他宣读了嘉奖令。北京的天气还很冷，但楼门口站了不少人——同班的学员、其他专业的学生、甚至还有几个路过的老师，都停下来看。宣读完，锦旗递过来，写的是“医术精湛，功绩卓著”。还有盖着军区党委的大红公章的奖状。

王建新接过锦旗和奖状，敬了个礼。旁边有人鼓掌，稀稀拉拉的，后来越来越响。

送走了军区的干部，教导员把王建新拉到办公室，关上门，从抽屉里又拿出一份文件。“还有一件事，你心里有数就行，别到处说。”他把文件递过来。

王建新接过去一看，是老首长亲自签字背书的嘉奖评语。寥寥数语，但字字千钧：“王建新同志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以中医手法治愈了我多年的顽疾，实属难得。望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教导员说：“老首长不轻易给人签字。你这辈子，只要不犯错误，路就铺好了。”

王建新把文件合上，没说话。他站在教导员办公室的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北京的风还硬，但阳光已经有了春天的意思。楼下的杨树光秃秃的，枝杈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

他想起刚从北京站出发去草原的那列火车，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连草原上的风都不知道怎么挡。现在他有了军装，有了医术，有了空间里堆成山的物资，有了四级炼气的修为，有了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有了团员、党员的身份，有了二十一级的行政级别，有了正连职的职务，有了正营级的待遇。

一步一个脚印，踩得扎扎实实。

回到宿舍，同屋的五个人都在。刘卫东第一个凑上来：“队长，听说你现在拿正营级的工资了？请客！”郭大江靠在床头，一边擦皮鞋一边说：“人家还没拿到钱呢，你着什么急？”赵振国从上铺探出头来：“队长，你工资多少？”王建新说：“还不知道呢，下个月发工资才知道。”赵振国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说：“二十一级，正连职，正营待遇，算下来怎么也得一百上下吧。”陈志远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包花生米，往桌上一扔：“队长，不用你请，我们自己请自己，就当给你庆祝了。”林大山闷声说了一句：“别吵吵，让人听见不好。”但嘴角是翘着的。

六个人的搪瓷缸碰在一起，声音不大，闷闷的。花生米嚼得咯嘣响，笑声压在嗓子眼里。

王建新靠在床架上，手里握着搪瓷缸，缸底剩了点凉茶。他看着同屋的五个人——刘卫东在分花生米，分了半天自己那颗最小，在抱怨；郭大江的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还在拿布蹭；赵振国眼镜滑到鼻尖，也没扶，眯着眼在看一份旧报纸；陈志远在那哼歌，调子跑了但自我陶醉；林大山又点了一根烟，烟雾在灯光下飘散，没人说他。

他忽然觉得，这个宿舍、这五个人、这间挤了六张上下铺的小屋，比他在空间里的火车包厢还让人踏实。火车包厢什么都有——皮沙发、实木家具、银质餐具、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好吃的。但这个宿舍里有一种东西是空间里没有的——有人气。有人跟你抢花生米，有人嫌你抽烟呛，有人在走廊里大声说话被隔壁骂回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热热闹闹的，像冬天炉子里的火，不旺，但温温的，烤着舒服。

那天晚上，王建新躺在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红皮党章，翻了几页。党章的纸不厚，有点糙，印的字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看了几页，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窗外有风，杨树光秃秃的枝杈被吹得沙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