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头 第十章 躲避治安队

第十章躲避治安队(第1/2页)

在永丰玩具厂干了不到两个月，陈建军就学会了三件事：把注塑机吐出来的玩具零件码整齐、在流水线上连续站十二个小时不打瞌睡、以及——听见摩托车声就躲。

这三件事，像三颗钉子，牢牢钉在他的生活里，刻在他的骨子里，成为了他在樟木头这个陌生小镇上，赖以生存的本能。前两件是阿强手把手教他的，带着几分过来人的耐心和叮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教得仔仔细细，生怕他出错，生怕他在流水线上受委屈、被拉长呵斥、被克扣工资。而最后一件，是他自己用恐惧和慌乱，一点点学会的，是无数个提心吊胆的日夜，是一次次亲眼目睹的窘迫与无助，硬生生刻进他记忆里的生存法则。

那时候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珠三角地区成为了外来务工者的聚集地，而樟木头，就是这片热土上，最热闹、也最混乱的小镇之一。那时候的樟木头，像是一个巨大的蜂巢，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者，他们背着简单的行囊，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湖南、四川、江西、河南等偏远的农村，一路南下，涌入这座遍地都是机会，也遍地都是艰辛的小镇。

樟木头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三种味道，挥之不去。第一种是塑胶味，来自镇上大大小小的来料加工厂，像永丰玩具厂这样的工厂，遍布小镇的各个角落，注塑机日夜不停运转，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塑料配件，那种温热的、带着刺鼻气息的塑胶味，飘在空气中，钻进每个人的鼻腔里，久而久之，就成了樟木头最具标志性的味道，刻在每个务工者的记忆里，哪怕多年以后离开，一闻到类似的味道，就会瞬间想起这座小镇的喧嚣与无奈。

第二种是油烟味，来自街面上密密麻麻的大排档、小餐馆。那时候的樟木头，街面上的大排档比工厂还要多，每到傍晚，摊主们就会支起摊子，摆上破旧的桌椅，点燃煤炉，拿着锅铲在铁锅里翻炒，油星子溅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混着蒜蓉、辣椒、酱油和炒粉、炒面的香味，飘得满街都是，钻进每个务工者的骨子里，成为了他们疲惫生活里，最廉价也最温暖的慰藉。

第三种味道，是漂泊感。那是一种无形的味道，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被每个外来务工者真切地感受到。它藏在狭窄拥挤的出租屋里，藏在流水线无休止的运转声里，藏在务工者疲惫的眼神里，藏在他们深夜里对家乡的思念里，藏在他们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日子里。那种漂泊感，像一层薄薄的雾，裹着每个背井离乡的人，让他们在这座热闹的小镇上，永远觉得自己是外人，是没有根的野草，随时可能被风吹走，随时可能被这座小镇抛弃。

那时候的樟木头，遍地都是像永丰玩具厂这样的来料加工厂，厂房大多是低矮的平房，墙壁是灰色的，上面布满了油污和灰尘，窗户大多是破旧的，玻璃上沾着厚厚的污渍，勉强能透过一点光线。工厂的大门，大多是厚重的铁皮门，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吱呀吱呀”的刺耳声响，像是在诉说着这座小镇的沧桑与忙碌。

来自湖南、四川、江西的务工者，挤在小镇各个角落的出租屋里。那些出租屋，大多是低矮的民房，分成一个个狭小的房间，每个房间里，挤着三四个人，甚至五六个人，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一张小小的桌子，几个塑料凳子，就是他们在这座小镇上，全部的家当。房间里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夏天闷热得像蒸笼，晚上睡觉，只能靠一把破旧的扇子，扇一整夜，才能勉强入睡；冬天阴冷潮湿，被子薄薄的，裹在身上，依旧能感受到刺骨的寒意，早上醒来，被子上都会凝结一层薄薄的水汽。

工厂的流水线，从早转到晚，没有停歇。务工者们每天早上七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用来吃饭、喝水、上厕所。流水线的速度很快，注塑机不断吐出零件，务工者们的手指，要不停地重复着取料、检查、摆放的动作，一刻也不能停歇，稍微慢一点，零件就会堆积起来，被拉长呵斥，甚至被扣工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手指，变得僵硬而粗糙，布满了老茧，指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干净的塑料碎屑，身上的工服，永远沾着塑胶味和油污，疲惫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却没有人敢停下脚步——他们身后，是老家的父母、孩子，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他们只能咬牙坚持，只能拼命干活，只能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一点点挣扎着求生。

街面上，更是热闹非凡，却又混乱不堪。发廊、大排档、二手书店、小卖部，挤挤挨挨地排列在街道两旁，彼此相邻，却又各有各的喧嚣。发廊的门口，挂着红红绿绿的招牌，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暴露的衣服，对着过往的务工者搔首姿态，嘴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招揽着生意；大排档的摊主，光着膀子，穿着沾了油污的短裤，手里拿着锅铲，在铁锅里奋力翻炒，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吸引着过往的食客；二手书店的门口，摆着一堆堆破旧的书籍、杂志和磁带，大多是几分钱、几毛钱一本，是务工者们为数不多的精神消遣；小卖部的货架上，摆满了廉价的零食、香烟、肥皂、毛巾，还有玻璃瓶的橘子汽水、可乐，是务工者们辛苦一天后，最廉价的享受。

街道的墙壁上，贴满了“招工启事”和“暂住证代办”的小广告，红纸黑字，密密麻麻，被风吹得卷边，边角发白，又被新的广告层层覆盖，一层叠一层，像是这座小镇的年轮，记录着无数务工者的到来与离去，记录着他们的希望与失望。“招工启事”上，写着“包吃包住，月薪三百起”“招男女工，不限学历，吃苦耐劳者优先”，字迹潦草，却格外醒目，吸引着无数刚刚来到樟木头的务工者，他们围着广告，小心翼翼地看着，眼里满是期待，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了赚钱回家的希望。而“暂住证代办”的广告，大多写着“快速代办暂住证，无需排队，收费五十元”，字体夸张，带着几分诱惑，也带着几分隐秘——那时候，暂住证很难办，手续繁琐，还要花钱，很多务工者，要么办不起，要么不知道怎么办理，只能寄希望于这些代办广告，哪怕知道可能是骗局，也只能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试一试。

那时候，没有身份证联网，没有电子登记，没有大数据监控，外来务工者能不能在樟木头站稳脚跟，能不能安安稳稳地干活、赚钱，全看有没有那张小小的、绿色的暂住证。那张暂住证，巴掌大小，绿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暂住证”三个大字，还有持证人的照片、姓名、籍贯、身份证号，以及暂住地址和有效期，是九十年代外来人在南方小镇的“通行证”，是他们在这座小镇上，唯一的“身份象征”。

没有暂住证，就像没根的野草，随时可能被治安队“清理”走。那时候的治安队，是外来务工者心里，最恐惧的存在。他们穿着灰蓝色的制服，腰上别着对讲机和黑色的橡胶棍，眼神锐利，说话冰冷，行事果断，只要看到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务工者，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是不是在好好干活，不管你有没有钱，都能把你抓走，关起来，要么让厂里花钱领人，要么直接送回老家，没有丝毫情面可讲。

樟木头的治安队，开的是三轮摩托车，车身上刷着蓝白相间的漆，颜色刺眼，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来。车顶安着一盏红蓝爆闪灯，不用的时候，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一旦开动，就会发出“红蓝交替”的光芒，映得周围一片通红，格外吓人。车斗两边，焊着高高的铁栏杆，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像个移动的小囚笼，冰冷而压抑，让人望而生畏。

那车的声音，和普通摩托车不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令人心悸的声响。普通摩托车的声音，是“突突突”的，带着几分随意的嘈杂，是务工者们上下班代步的声音，是他们疲惫生活里，最常见的声音，听久了，甚至会觉得亲切；而治安队的摩托车，声音是“嗡嗡嗡”的，低沉、密集、急促，像一群马蜂，贴着地面，疯狂地飞过来，带着不容置喙的压迫感，带着冰冷的威慑力，只要听到那种声音，每个外来务工者，都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浑身发冷，下意识地想躲，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不敢露面。

后来，陈建军只要听见那种“嗡嗡嗡”的声音，心脏就会猛地缩一下，像被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比在流水线上，被注塑机烫到手指还要疼，还要慌。那种疼，不是皮肉之苦，是深入骨髓的恐惧，是对被抓走的恐惧，是对无法赚钱回家的恐惧，是对家里人失望的恐惧，是对未知命运的恐惧。

他见过隔壁车间的老王，因为没办暂住证，被治安队抓走。老王是江西人，四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为人老实巴交，干活勤快，从不偷懒，每天在流水线上，默默地劳作着，只为了多赚一点钱，寄回家，给家里的孩子交学费，给生病的老伴买药。那天，老王下班后，去街面上买馒头，刚走到大排档门口，就遇到了巡逻的治安队，因为没带暂住证，被两个治安队员架着，塞进了三轮摩托车的车斗里，老王拼命挣扎，嘴里不停地喊着“我有身份证，我在厂里上班，厂里正在办暂住证”，可治安队员，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只是冷冷地呵斥他，用力地推他，把他塞进车斗里，关了起来。

后来，厂里花了五十块钱，才把老王从派出所领回来。老王回来的时候，身上的衬衫被扯破了，脸上还有几道抓痕，嘴角也破了，身上沾满了灰尘和泥土，看起来狼狈不堪。他回到宿舍，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床边，闷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烟雾缭绕，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他的表情，可从他颤抖的肩膀，从他沉默的模样，能看出来，他受了很大的委屈，也受了很大的惊吓。那天晚上，老王一夜没睡，坐在床边，抽了一整夜的烟，宿舍里，弥漫着浓重的烟味，也弥漫着一种压抑的、令人心疼的沉默。

从那以后，陈建军就把“躲治安队”，当成了和吃饭、干活一样重要的事。他每天上下班，都会格外警惕，一边走，一边听着周围的声音，生怕身后，突然传来那种令人心悸的“嗡嗡嗡”声。他会刻意避开那些治安队经常巡逻的路段，会尽量走小巷子，走偏僻的路，哪怕绕远一点，哪怕多走十几分钟，也不愿意冒险。他常常在心里默念：一定要忍，等暂住证办下来，就不用再这样提心吊胆了，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呢，我不能被抓走，我不能让家里人失望。

他也问过阿强，暂住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阿强比他早来樟木头半年，已经在永丰玩具厂干了八个多月，暂住证早就办好了，是厂里统一办理的，花了三十块钱，手续很繁琐，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才办下来。阿强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带着几分安慰，也带着几分无奈：“别急，厂里统一办理，都是一批一批的，你刚来不到两个月，还没轮到你，再等等，再过半个月，估计就能办下来了。这段时间，你千万小心，别被治安队抓到，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找个小巷子，找个废品站，找个任何能藏起来的地方，别硬扛，硬扛没用，只会吃亏。”

陈建军点点头，把阿强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阿强不会骗他，阿强是真心待他，是真心为他好。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阿强是唯一肯真心待他、提醒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的依靠，是他的慰藉。他不敢有丝毫松懈，每天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把“躲治安队”，当成了自己的本能，当成了自己生存的第一法则。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天已经凉了，深秋的寒意，渐渐笼罩了樟木头，可樟木头的凉，和湖南老家的凉，不一样，有着天壤之别。湖南的冷，是干的、硬的，像一把把小刀子，刮在脸上，刮在身上，疼得人直哆嗦，那种冷，是刺骨的，是深入骨髓的，却来得干脆利落，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而樟木头的凉，是湿的、软的，黏在皮肤上，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毛巾，裹得人喘不过气，那种冷，不刺骨，却很磨人，钻进骨子里，让人浑身发冷，怎么也暖不过来，哪怕裹紧了衣服，也依旧能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阴冷。

街面上，已经热闹了起来。大排档已经支起了摊子，一个个煤炉，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煤炉里的炭火，噼啪作响，火苗窜得很高，映得摊主们的脸上，通红通红的。摊主们，大多是本地人，光着膀子，穿着沾了油污的短裤，手里拿着锅铲，在铁锅里奋力翻炒，油星子溅在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溅在摊主的身上，他们也毫不在意，依旧熟练地翻炒着，嘴里不停地吆喝着：“炒粉、炒面，十块钱一份，管饱！”“蒜蓉炒青菜，五块钱一份，新鲜得很！”

炒粉的香味、炒面的香味、蒜蓉的香味、辣椒的香味，还有煤炉里炭火的焦香味，混在一起，飘得满街都是，钻进每个务工者的鼻腔里，勾得人直流口水。那些辛苦了一天的务工者，纷纷走到大排档前，找个破旧的桌椅坐下，点一份炒粉，加一个卤蛋，再买一瓶玻璃瓶的橘子汽水，或是一瓶廉价的啤酒，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和身边的工友，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吐槽着车间的辛苦，吐槽着拉长的刻薄，吐槽着饭菜的难吃，憧憬着月底发工资的日子，憧憬着回家的日子。那种简单的快乐，那种短暂的放松，是他们在这座陌生小镇上，最珍贵的慰藉，是他们疲惫生活里，唯一的光亮。

偶尔，有骑自行车的务工者，从街边经过。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工服，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破旧的饭盒和一个水壶，饭盒里，装着第二天的早饭，水壶里，装着凉白开。他们骑着车，速度很快，车铃“叮铃铃”地响着，清脆而急促，打破了夜晚的嘈杂，又很快，被卡拉OK厅里传来的、走调的粤语歌淹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那时候的卡拉OK厅，都很简陋，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专业的音响，只是一间小小的屋子，用一块破旧的红布，当背景布，上面印着“卡拉OK”四个大字，字迹模糊，边角发白。音响里的声音，大得震耳朵，失真得厉害，唱的都是当时流行的粤语歌，大多是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歌，可唱的人，大多五音不全，调子跑得老远，却依旧唱得格外投入，格外卖力。卡拉OK厅的门口，站着几个染着黄头发、烫着卷发的年轻人，他们叼着烟，眼神吊儿郎当的，时不时地，对着过往的务工者吹口哨，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身上，散发着一股叛逆而张扬的气息，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那天，陈建军加班到九点多。车间里的日光灯，嗡嗡作响，灯光惨白，照得人眼睛发花，头晕目眩。注塑机，依旧在不停运转着，“嗡嗡”的机鸣声，此起彼伏，刺耳而单调，不断吐出五颜六色的玩具零件，有红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都是一些小小的玩具配件，带着刚出炉的温热，还有一股刺鼻的塑胶味，呛得人嗓子发紧，忍不住咳嗽。

车间里，一片忙碌，工友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手指不停地重复着取料、检查、摆放的动作，一刻也不能停歇。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眼神麻木，动作机械，仿佛已经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没有思想，没有情绪，只有无尽的劳作，只有对工资的期盼，只有对回家的渴望。拉长，是个本地女人，四十多岁，身材微胖，脸上布满了雀斑，说话尖酸刻薄，声音尖利，像指甲刮过玻璃一样，刺耳难听。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着，眼神锐利，扫视着每个工友的动作，只要发现谁动作慢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的零件摆得歪了一点，只要发现谁稍微偷懒了一点，她就会指着鼻子，大声呵斥，嘴里说着生硬的粤语，夹杂着几句普通话，骂得很难听，扣工资，更是常有的事。

阿强，比他早半小时下班。阿强是车间里的老员工，干活麻利，手脚灵活，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很多老工友都多，拉长，也不敢轻易呵斥他。阿强临走前，走到陈建军的工位旁，拍了拍他的肩膀，手里，攥着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信封里，装着他这个月的工资，他要去镇上的邮局，寄钱回家。“建军，我先下班了，去邮局寄钱，你下班后，去‘好再来’大排档找我，顺便点一份炒粉，加一个卤蛋，算我的，就当是庆祝你，下个月就能拿到暂住证了。”阿强的语气，带着几分叮嘱，眼神里，满是过来人的郑重，没有丝毫的玩笑意味。

顿了顿，阿强又皱了皱眉，语气变得更加严肃，更加急切：“建军，记着啊，路上机灵点，最近治安队查得严，比平时还要严，到处都是巡逻的摩托车，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找个小巷子，找个废品站，别硬扛，硬扛没用，只会被抓走，到时候，厂里还要花钱领你，得不偿失。”阿强的眼神里，满是担忧，他想起了自己上次，差点被治安队抓走的经历，语气里，带着几分后怕：“我上次，就是下班路上，没注意，听见摩托声的时候，已经晚了，多亏我反应快，躲进了巷子里的废品站，蹲在一堆废品后面，屏住呼吸，才没被他们发现，你可别大意，一定要小心。”

陈建军点点头，心里一紧，连忙应道：“知道了强哥，你也小心点，寄完钱，早点去大排档，我先把活干完，很快就过去。”他看着阿强的背影，消失在车间门口，心里，泛起一丝暖意。在这陌生的小镇上，在这冰冷的车间里，阿强是唯一肯真心待他、提醒他、照顾他的人，是他的依靠，是他的慰藉。他知道，阿强的叮嘱，不是多余的，不是玩笑，是实实在在的关心，是过来人的经验，他不敢有丝毫松懈，只能牢牢地记在心里，小心翼翼地干活，盼着早点下班，盼着早点去大排档，和阿强汇合，也盼着，自己的暂住证，能早日办下来，再也不用这样提心吊胆。

他低下头，把最后一批零件，码得整整齐齐，每一个零件，都对着流水线的刻度线，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敢有丝毫偏差。他知道，拉长就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着，随时可能走到他的工位旁，一旦发现他的零件摆得歪了一点，就会指着鼻子骂他，就会扣他的工资，他不能出错，不能被拉长呵斥，不能被扣工资——他的工资，每一分，都很珍贵，都是他辛辛苦苦，在流水线上，熬了十二个小时，一点点赚来的，都是家里的指望，他不能浪费，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终于，他把最后一批零件，全部码好，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才松了一口气。他站起身，伸了伸懒腰，浑身的骨头，发出“咔咔”的声响，肩膀和后背，酸痛得厉害，像是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了一整天，连抬手的力气，都快要没有了。他走到拉长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句：“拉长，我活干完了，下班了。”

拉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是冷冷地“嗯”了一声，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走吧走吧，明天早点来，别迟到，迟到一分钟，扣五块钱。”

“好的，谢谢拉长，我明天一定早点来，不迟到。”陈建军连忙应道，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转身，匆匆走向车间的更衣室。更衣室里，很简陋，只有几个破旧的柜子，柜子上，没有锁，只是用一根绳子，简单地拴着。他换上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衬衫的领口，已经磨破了边，袖口，卷了两层，显得有些单薄，这是他来樟木头时，带的唯一一件体面衣服，只有出门的时候，才舍得穿，平时，都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柜子里，生怕弄脏了，生怕磨破了。

走出厂门，晚风一吹，身上的塑胶味，淡了一些，却又被街面上的油烟味，紧紧裹住了，那种混杂着塑胶味、油烟味、炭火味的气息，钻进鼻腔里，虽然有些刺鼻，却让他觉得，多了一丝烟火气，少了一丝车间里的冰冷与压抑。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衬衫口袋，里面的工资和信，还在，硬硬的，暖暖的，贴在他的胸口，让他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衬衫口袋里，放着刚发的工资。四百三十块，这是他来永丰玩具厂，第一个月的工资，也是他长这么大，赚的第一笔工资，他看得格外珍贵，叠得整整齐齐，边角，都被他小心翼翼地抚平了，没有一丝褶皱。财务室的阿姨，用一张旧报纸，把钱包好，递给他的时候，反复叮嘱他：“孩子，收好，别被偷了，樟木头的街上，小偷很多，专挑你们这些外来务工者下手，有人刚发了工资，转眼就被偷得一分不剩，坐在街边哭，我见得多了，你一定要小心，把钱放好，别大意。”

陈建军当时，连忙点了点头，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心里，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他终于赚到钱了，终于可以寄钱回家了，终于可以为家里，分担一点压力了；紧张的是，他害怕钱被偷，害怕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眼就消失不见，害怕自己无法给家里，一个交代。他把钱，小心翼翼地放进衬衫口袋里，又用手，紧紧地按住，生怕被别人看到，生怕被小偷盯上。

扣掉每个月的伙食费和水电费，还剩三百八十多块。他留了五十块，在身上，打算给阿强，买一瓶啤酒，感谢阿强这段时间的照顾和提醒，再给自己，买一双胶鞋——他现在穿的胶鞋，已经破了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在流水线上，站一天，脚底板，又酸又疼，每天下班，脱掉鞋子，脚底板，都布满了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疼得他难以入眠。剩下的三百三十块，他用一块蓝色的碎布，小心翼翼地包好，和那些碎纸片，叠在一起，贴着心口，那是他的念想，是家里的指望，是他辛辛苦苦，在流水线上，熬了一个月，一点点赚来的，是母亲的药钱，是秀兰的学费，是大哥的彩礼钱，是家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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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边走，边在心里，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寄三百块回家，留三十块，应急，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也能有个保障。再攒两个月的工资，就能给母亲，买一台电风扇了，湖南老家的夏天，很热，母亲，总是扇一晚上的扇子，才能勉强入睡，常常扇得胳膊酸痛，一想到母亲，不用再在夏天，扇一晚上的扇子，能安安稳稳地睡一觉，他的嘴角，就不自觉地往上翘了翘，眼里，也泛起了一丝光亮，所有的疲惫和辛苦，仿佛都烟消云散了。

他要先去邮局，给家里寄钱。九十年代的邮局，晚上九点多，还开着门，没有下班。邮局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汇款须知”，字迹工整，上面写着汇款的流程、手续费，还有营业时间，纸张，已经有些泛黄，边角，也被风吹得卷边了。邮局里面，灯光昏黄，光线很弱，只能照亮柜台周围的一小片地方，显得有些昏暗，有些压抑。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四十多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冷冰冰的，像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不管是前来汇款的务工者，还是他们脸上的期盼与疲惫，她都视而不见，只是机械地，办理着汇款手续，嘴里，说着生硬的普通话，语气，没有丝毫的温度。

那时候，没有手机转账，没有微信支付，没有支付宝，外来务工者，想要给家里寄钱，只能去邮局，填汇款单，手续费，要两块钱，虽然不多，但对于陈建军来说，还是觉得心疼——两块钱，足够他在食堂里，吃两顿早饭，足够他买一块肥皂，足够他给秀兰，买一本作业本，可他又不敢不寄，家里，太需要钱了，母亲，父亲，秀兰，大哥，都在等着他寄钱回去，他不能因为心疼两块钱，就耽误了寄钱，就让家里人，失望。

母亲，上个月，在信里说，父亲的脚，又开始疼了。父亲的脚，是年轻时，下田种地，留下的老毛病，每到阴雨天，就会疼得走不了路，疼得浑身发抖，只能躺在床上，连饭都吃不下。母亲，想带父亲，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看病，拿点药，可一直没去，说是舍不得花钱，说是家里，太穷了，钱，要留着，给秀兰交学费，要留着，给大哥，凑彩礼钱，要留着，应急，不能浪费在看病上。母亲，在信里，反复叮嘱他，在外，一定要好好干活，多赚钱，不用惦记家里，家里，一切都好，可陈建军知道，母亲，是在骗他，是不想让他担心，不想让他分心，不想影响他干活，不想让他，因为家里的事，而被拉长呵斥，被扣工资。

秀兰，是家里最小的妹妹，也是家里，唯一能读书的孩子。陈建军，从小就很疼秀兰，舍不得让她受一点委屈，舍不得让她，像自己一样，没读过多少书，只能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只能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只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秀兰，很聪明，也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能考第一名，老师，也很喜欢她，常常表扬她。可母亲，在信里说，秀兰的学费，还差三十块，老师，已经催了好几次了，说再不交，就不让秀兰上课了。陈建军，能想象出秀兰，委屈的模样，能想象出她，趴在桌子上，偷偷流泪的样子，能想象出她，渴望读书，却又无能为力的眼神，心里，又酸又涩，恨不得，立刻，就把钱寄回去，让秀兰，能安心读书，能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大哥建国，比他大五岁，已经二十五岁了，到了该成家的年纪。母亲，托人，给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人很好，很善良，也很勤劳，可女方的家里，要求三千块钱的彩礼，家里，拿不出来，母亲，在信里，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信纸上，有水渍，像是眼泪，洇的，晕开了字迹，模糊不清。陈建军，能想象出母亲，写信时的样子，坐在昏暗的煤油灯底下，一边哭，一边写，手，都在抖，脸上，满是无奈和焦虑，满是对儿子的愧疚和心疼。他知道，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哥，能早日成家，能早日有自己的小家，能了却她的一桩心事，可家里，太穷了，三千块钱的彩礼，对于他们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母亲，只能急得团团转，只能偷偷地哭，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寄托在他，在外打工，赚来的钱上。

陈建军，把那封信，看了好几遍，信纸，被他折了又打开，打开了又折，边角，都被磨得发毛，上面的字迹，也变得有些模糊，可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默念，心里，又酸又涩，又充满了愧疚和自责。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妈，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能早点赚钱，没能早点，为家里，分担压力，没能让你，少操一点心，没能让父亲，好好看病，没能让秀兰，安心读书，没能让大哥，顺利成家。我一定要好好干活，多赚钱，拼命干活，拼命赚钱，让爸妈，少操心，让秀兰，能安心读书，让大哥，能顺利成家，让家里，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再也不用，这样受苦，这样为难。

陈建军，把信，小心翼翼地折好，和钱，一起装进信封里。信封，是从厂里，拿的，上面，印着“永丰玩具厂”的字样，还有工厂的地址和电话，纸张，很薄，很粗糙，却被他，小心翼翼地抚平，不敢有丝毫的褶皱。他拿出一支钢笔，那是他，从供销社，花五毛钱，买的，笔尖，已经有些磨损，写出来的字，有些潦草，可他，还是很认真，很仔细，在信封上，一笔一划，写着村里的地址，写着家里的邮编，写着母亲的名字，怕写错，每个字，都描了两遍，连邮政编码，都核对了三遍，确认没有任何错误，才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家里的信箱，是父亲，用一块破旧的木板，钉的，很简陋，上面，没有锁，只是用一根绳子，简单地拴着，挂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每次，他寄信，寄钱，都要等村支书，从镇上，捎回来，有时候，要等半个月，有时候，要等一个月，才能收到。他能想象出，母亲，每天，都会去村口的老槐树下，看看信箱，看看，有没有他寄来的信，有没有他寄来的钱，那种期盼的眼神，那种等待的焦虑，那种收到信和钱时的喜悦，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再等等，妈，再等等，等我寄了钱，你就带爸，去看病，秀兰的学费，也别愁了，大哥的彩礼，我也会慢慢攒，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一定会，不辜负你们的期盼。”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脚步，又快了些，离邮局，越来越近了，心里，也越来越期待，期待着，能早日，把钱和信，寄出去，期待着，能早日，收到家里的回信，期待着，能早日，听到母亲，欣慰的声音。

从永丰玩具厂，到邮局，要走二十分钟的路。这二十分钟的路，不算长，却很热闹，也很混乱，充满了樟木头，独有的烟火气，也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樟木头的夜晚，不像夜晚，到处都亮着灯，没有丝毫的静谧，只有无尽的喧嚣，只有无尽的忙碌，只有无尽的疲惫。

工厂的窗户里，透出白晃晃的日光灯光，一盏接着一盏，照亮了整个厂区，一台台机器，还在不停运转着，隐约能听见，流水线的轰鸣声，隐约能听见，拉长的呵斥声，隐约能听见，工友们，疲惫的叹息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构成了樟木头，最具标志性的夜晚旋律，单调而枯燥，却又，充满了无奈与挣扎。

大排档的招牌上，挂着红红绿绿的灯管，忽明忽暗，“好再来”“迎客来”“家乡味”的字样，在灯光下，格外显眼，吸引着过往的务工者。摊主们，依旧在铁锅里，奋力翻炒着，油星子，溅得满地都是，嘴里，依旧不停地吆喝着，声音，洪亮而急促，夹杂着，食客们的欢声笑语，夹杂着，啤酒瓶碰撞的声音，夹杂着，卡拉OK厅里，走调的粤语歌，构成了一幅，热闹而杂乱的市井画卷。

卡拉OK厅的门口，闪着霓虹灯，红的、绿的、黄的、蓝的，交替闪烁，把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显得有些诡异，有些张扬。门口，那些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依旧叼着烟，眼神吊儿郎当的，时不时地，对着过往的务工者，吹口哨，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偶尔，还会和路过的务工者，发生争执，甚至，动手打架，场面，十分混乱，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劝阻——在这座陌生的小镇上，每个人，都只想，安安稳稳地干活，安安稳稳地赚钱，不想惹事，不想给自己，添麻烦，不想被治安队，盯上，不想被抓走。

路边的小摊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人，在卖炒粉、炒面、卤蛋、烤红薯，有人，在卖二手衣服、旧鞋子、旧袜子，有人，在卖肥皂、毛巾、牙膏、牙刷，还有人，在卖廉价的零食、香烟、玻璃瓶的汽水。摊主将衣服，铺在地上，用手电筒，照着，嘴里，不停吆喝着：“十块钱三件，十块钱三件，便宜又耐穿！”“五块钱一双，五块钱一双，胶鞋，耐磨，适合干活！”“烤红薯，香甜软糯，一块钱一个，暖手又暖胃！”

那些务工者，纷纷围在小摊前，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讨价还价着，脸上，带着几分疲惫，却又带着几分期待，几分喜悦。他们，大多，都很节俭，买衣服，只买最便宜的，买生活用品，只买最实用的，买吃的，只买最廉价的，他们，舍不得，多花一分钱，舍不得，浪费一分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都是自己，在流水线上，辛辛苦苦，熬了十二个小时，一点点赚来的，都是家里的指望，都是母亲的药钱，都是孩子的学费，都是自己，回家的希望。

偶尔，有治安队的巡逻车，驶过这条街。摩托车“嗡嗡嗡”的声音，远远传来，带着冰冷的压迫感，瞬间，打破了街面上的热闹与喧嚣。街面上，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安静了下来，大排档的吆喝声，食客们的欢声笑语，卡拉OK厅的歌声，小摊主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声，都变得模糊了，只剩下，那令人心悸的“嗡嗡嗡”声，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刻进每个人的骨子里。

摊主们，都会下意识地，低下头，不敢抬头看，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呼吸，生怕，被治安队员，盯上，生怕，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或者，因为摆摊，被抓走。那些正在挑选东西的务工者，也会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纷纷，匆匆付了钱，或者，匆匆放下手里的东西，找个地方，躲起来，有的，躲进小巷子，有的，躲进大排档的角落里，有的，躲进旁边的小卖部里，直到，治安队的巡逻车，走远了，直到，那“嗡嗡嗡”的声音，消失不见了，他们，才敢，慢慢探出头，才敢，松一口气，才敢，继续，做自己的事，只是，脸上的喜悦，已经消失不见了，只剩下，挥之不去的紧张和恐惧。

空气里，全是炒菜的味道，油烟和蒜蓉酱，混在一起，呛得人嗓子发痒，忍不住咳嗽。还有一股，劣质香烟的味道，飘在街面上，挥之不去，夹杂着，塑胶味、炭火味，构成了樟木头，独有的味道，那种味道，既有烟火气，又有漂泊感，既有希望，又有无奈，刻在每个外来务工者的记忆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陈建军，一边走，一边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声音，阿强的叮嘱，在耳边，反复回响着：“路上机灵点，最近治安队查得严，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别硬扛。”他不敢有丝毫松懈，不敢有丝毫大意，时不时地，回头望一眼，生怕，身后，突然传来，那令人心悸的“嗡嗡”声，生怕，自己，被治安队，盯上，生怕，自己，被抓走，生怕，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寄不出去，生怕，自己，无法给家里，一个交代。

他的脚步，很快，却又很轻，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治安队，经常巡逻的地方，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人多嘈杂的地方，尽量，走偏僻的小路，尽量，走小巷子，哪怕，绕远一点，哪怕，多走十几分钟，也不愿意，冒险。他的手，紧紧地，按在衬衫口袋上，按住，里面的钱和信，生怕，被小偷盯上，生怕，钱被偷，生怕，信被弄丢，那是他的念想，是家里的指望，是他，所有的希望，他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有些快，“咚咚咚”的，跳得很急促，手心，也冒出了冷汗，浸湿了衬衫的口袋，浸湿了里面的信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别害怕，别紧张，只要，顺利走到邮局，把钱和信，寄出去，就好了，只要，听见摩托声，就赶紧躲，就不会，被抓走，就不会，让家里人，失望。

就在他，离邮局，还有不到五十米的距离，就在他，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就在他，以为，自己，能顺利，把钱和信，寄出去的时候，他，听见了那个声音。

嗡嗡嗡。

从身后，传来的。低沉，密集，急促，越来越近，像无数只马蜂，在耳边，疯狂地飞，带着冰冷的压迫感，带着不容置喙的威慑力，瞬间，钻进了他的耳朵里，刻进了他的骨头里。

街面上的喧闹，好像，瞬间，安静了下来。大排档的吆喝声，食客们的欢声笑语，卡拉OK厅的歌声，小摊主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声，都变得，模糊不清，都变得，遥远起来，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听不真切，只剩下，那“嗡嗡嗡”的声音，在他的耳边，不断回响着，越来越响，越来越刺耳，越来越令人心悸。

陈建军的心，猛地缩了一下，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攥住了，疼得他，喘不过气，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浑身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手脚，瞬间，变得冰凉，像是，被冰水泡过一样，没有一丝温度，连指尖，都在微微发抖。

完了，治安队来了！

这个念头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他的心上，砸得他，头晕目眩，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无尽的恐慌，无尽的无助，无尽的绝望。他下意识地，想躲，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想找个小巷子，想找个废品站，想找个任何，能藏起来的地方，可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得，挪不动一步，僵硬得，无法弯曲，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神，空洞而恐惧，嘴里，喃喃自语着：“别抓我，别抓我，我要寄钱回家，我要寄信回家，我不能被抓走，我不能被抓走……”

他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一眼，还没来得及，确认，治安队的摩托车，离他，有多远，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躲避的动作，一只手，就搭上了他的肩膀。

那只手，很有力，带着粗糙的茧子，按在他的肩膀上，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压得他，几乎，要弯下腰去。那只手，冰冷而坚硬，没有丝毫的温度，仿佛，不是人的手，而是，一块冰冷的铁块，死死地，按住他，不让他，动弹一下，不让他，有任何，逃跑的机会。

“站住。”

那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像一把钝刀，砍在肉上，没有多余的语气，没有丝毫的温度，只有，不容抗拒的命令，只有，冰冷的威慑力，瞬间，打破了他，所有的侥幸，所有的希望，让他，瞬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九十年代的治安队，在外来务工者眼里，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们穿着灰蓝色的制服，腰上，别着对讲机和黑色的橡胶棍，眼神锐利，像鹰一样，扫视着，每一个外来务工者，说话冰冷，行事果断，没有丝毫的情面可讲，只要，你没有暂住证，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干什么，不管你，是不是，在好好干活，不管你，是不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都能，毫不犹豫地，把你抓走，关起来，要么，让厂里，花钱领人，要么，直接，送你回老家，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陈建军的身体，瞬间，僵住了，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凝固了，不再流动，不再循环，浑身，冰冷刺骨，没有一丝温度。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跳得很快，很快，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手心，全是冷汗，把口袋里的信封，都浸湿了，信封，被他，无意识地，攥得皱巴巴的，里面的钱和信纸，被揉得不成样子，仿佛，随时，都会，从信封里，掉出来，消失不见。

他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或者说，他以为，是冷，但其实，那是害怕，是深入骨髓的害怕，是对被抓走的害怕，是对无法赚钱回家的害怕，是对家里人失望的害怕，是对未知命运的害怕。那种害怕，像潮水一样，将他，紧紧地，包裹住，让他，几乎，窒息，让他，几乎，崩溃。

两个人，从他身后，绕到了前面来。都穿着，灰蓝色的制服，戴着，大檐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能，看到，他们的下巴和嘴唇，看不到，他们的眼神，却能，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冰冷的威慑力，那种，不容置喙的威严。

前面那个，矮一些，身材微胖，脸圆圆的，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眼神，很老，像看什么东西，都看腻了，嘴角，挂着一丝，不耐烦的神情，手里，把玩着一个对讲机，对讲机，“滋滋”的电流声，断断续续，在安静的夜晚里，格外刺耳，每一声，都像，扎在陈建军的心上，让他，更加紧张，更加害怕。

后面那个，高一些，身材瘦长，脸也瘦长，嘴唇，很薄，抿成一条线，嘴角，往下撇着，眼神，很冷，像冰一样，没有丝毫的温度，像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像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垃圾，扫过陈建军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停留，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有，冰冷的审视，只有，不屑的嘲讽。

“暂住证。”圆脸的治安队员，开口说道，声音里，带着几分慵懒，带着几分不耐烦，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切入正题。

那时候，暂住证，就是外来务工者的“命根子”，是他们，在这座小镇上，唯一的“通行证”，没有它，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走到哪里，都要小心翼翼，走到哪里，都可能，被治安队，抓走，没有丝毫的安全感。陈建军，心里，很清楚，自己，没有暂住证，厂里，虽然，说正在办，可还没有，办下来，他，拿不出，那张，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小卡片，拿不出，那张，能让他，安安稳稳，在这座小镇上，生存下去的“通行证”。

陈建军的手，开始，剧烈地发抖，手指，僵硬得，几乎，握不住东西，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话，想解释，想祈求，可声音，有些发颤，有些结巴，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在厂里上班，厂里说，正在办……办暂住证，还没下来，真的，同志，我不骗你们，我刚来，不到两个月，厂里说，再过几天，就下来了，再过几天，我就能，拿到暂住证了。”

他一边说，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着，祈祷着，他们，能相信他的话，祈祷着，他们，能手下留情，祈祷着，他们，能放他一马，让他，先去邮局，把钱和信，寄出去，让他，能给家里，一个交代。他的眼神里，满是恐惧，满是无助，满是祈求，像一只，被抓住的羔羊，只能，任由，别人，宰割，只能，默默，祈求，别人，能手下留情。

“厂里说？哪个厂？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拿不出来，就是拿不出来。”圆脸的治安队员，皱了皱眉，语气里的不耐烦，更浓了，手里的对讲机，又“滋滋”响了几声，电流声，更加刺耳，“我见多了，你们这些外来务工者，没办暂住证，就找这样的借口，什么厂里正在办，什么再过几天就下来，全是骗人的，别以为，我会相信你们的鬼话。”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冰冷，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和不屑，仿佛，陈建军的解释，在他眼里，就是，最拙劣的借口，就是，最可笑的谎言，根本，不值得，他，相信，根本，不值得，他，浪费时间，去倾听。

陈建军的心里，一沉，一股绝望，瞬间，涌上心头。他知道，“正在办”这句话，在治安队眼里，不过是，最拙劣的借口罢了，他们，见多了，这样的谎言，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他们，只会，认为，他，是故意，找借口，蒙骗他们，是故意，逃避，没有暂住证的事实。

“永丰玩具厂！”陈建军，连忙，提高声音，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又像是，在祈求，他们，能相信他，“就是，前面那个，永丰玩具厂，有几百个工人，你们，可以去问，厂里，真的，在给我们，办暂住证，真的，再过几天，就下来了，我不骗你们，我真的，不骗你们！”

永丰玩具厂，在樟木头，不算小，有几百个工人，在当地，也算是，有点名气，他以为，报出，工厂的名字，总能，让他们，多一分信任，少一分刁难，总能，让他们，手下留情，放他一马，让他，先去邮局，把钱和信，寄出去。他的眼神里，满是期待，满是祈求，希望，他们，能给他，一次机会，希望，他们，能相信，他的话。

圆脸的治安队员，跟瘦长脸的治安队员，对视了一眼。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交流着，那种眼神，很复杂，有不屑，有嘲讽，有不耐烦，还有，一丝，冰冷的审视，仿佛，在讨论，该怎么，处置，这个，没有暂住证，还敢，找借口，蒙骗他们的外来务工者。

瘦长脸的治安队员，嘴角，往下撇得更厉害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是，没笑，那笑声里，满是嘲讽，满是不屑，没有丝毫的温度，听得陈建军，心里，一阵发寒，一阵绝望。

“永丰玩具厂？”瘦长脸的治安队员，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带着几分嘲讽，“暂住证，办了两个月，还没办下来？永丰的老板，什么时候，这么磨蹭了？我看，你就是，没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