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开局举报轧钢厂 第12章 群情激愤

第12章群情激愤(第1/2页)

广播里的声音还没落尽，三车间已经炸了。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把扳手往台面上重重一拍，铁碰铁，发出哐当一声闷响。

他脸上的皱纹绷得紧紧的，嘴唇抖了两下，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钟大山，老钟，保卫处的大队长。”

旁边一个四十来岁的车工问他是不是认识，老钳工转过头，眼眶已经红了，声音粗得像砂纸：“什么叫认识？老钟当年在三车间后墙根底下按住两个特务，身上着了火都没松手。他拿命换下来的车间，他儿子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他把手套往地上一摔：“不干了，找厂长去！”

车床边，几个年轻学徒工已经把机器停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握着拳头，脸涨得通红，冲着车间门口喊：“师哥师姐们，都听见了吗！烈士的儿子！抚恤金三年没见着！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吗！”

他这话一出，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响声全停了，几十号工人把手里的活撂下，有人解了围裙，有人摘了套袖，有人把帽子往桌上一拍。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站在人群里，眼圈已经红透了，她拽了拽旁边工友的袖子，声音发颤：“我家男人前年走的，厂里抚恤补贴按月发，一分没少过。他怎么就能三年见不着钱？十五岁啊，跟我家老大同年，我家老大还在上学，他就得去搬白菜？”

旁边有人接了句“这事儿必须查”，女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声音突然尖了起来：“查！不光查，还得查到底！咱们工人哪天不是拿命在干活？万一哪天我也没了，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饿死？今天不给钟家一个交代，明天谁还敢拼命！”

这话像一根火柴扔进了油桶里，车间里几十号人齐声吼了起来：“对！查！查他个底掉！谁敢贪烈士的抚恤金，谁就得蹲大牢！”

有人已经朝车间门口涌了过去，脚步声混杂着怒吼，整个三车间都在嗡嗡作响。

消息在三车间炸开的时候，二车间和四车间的喇叭底下也早已没人干活了，二车间的锻工班长老赵是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干了一辈子锻工，身上被火星子烫的疤数都数不过来。

他听完广播，站在铁砧子边上半天没动，然后转过身，闷声说了一句：“三年没见一分钱。”

他重复了一遍，声音越来越大：“三年！一分钱！这抚恤金是给人家孤儿寡母的活命钱！谁的脏手敢往上伸？”

他把手里的铁钳子往地上一掼，铁钳砸在水泥地上弹起来又落下，火花溅了半尺高：“弟兄们，活先撂下，去办公楼！”

二车间的门哗啦一下全开了，工人从车间里涌出来，像开了闸的水，有人手里还拿着扳手，有人脸上的汗都没顾上擦。

与此同时，食堂的胖师傅解了白围裙往案板上一扔，和面的手都没洗，沾着满手的面粉就冲了出去。

锅炉房的、仓库的、后勤的，全都放下了手里的活。

厂区主干道上的人越来越多，灰蓝色的工装像潮水一样往办公楼的方向涌。

办公楼前的小广场已经站满了人，粗略看去至少四五百号。

有人在喊“叫厂长出来”，有人在喊“保卫处的人呢”，有人在高呼“严查硕鼠，绝不姑息”。

一个年轻工人举着拳头喊了一嗓子：“工人兄弟们！咱们工人老大哥流血流汗不流泪！可烈士的儿子流血又流泪！这事不查清楚，咱们谁还有心思干活！”

周围几百号人应声而吼，声浪撞在办公楼的灰墙上又弹回来，震得窗户玻璃嗡嗡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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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二层的窗户后面，有几个科室干部探头往下看了一眼，又赶紧缩了回去。

杨厂长的办公室里没有动静，门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保卫处的几个人站在办公楼门口，手足无措地挡着门，被前排的工人推搡着往后退了两步。

他们也不敢硬拦——哪个保卫干事敢在这时候跟几百号工人对着干？

更大的喧嚣从厂区大门那边涌来了。

轧钢厂的高音喇叭是老式的大功率扩音设备，声音能传出去好几条胡同。

钟国胜在广播里说的话，不但厂区里听得清清楚楚，厂区周围的居民区也听得一清二楚。

交道口、南锣鼓巷、鼓楼东大街——附近的居民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家门，汇聚到胡同口。

“是轧钢厂的喇叭吧？烈士的儿子，造孽哟！”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胡同口，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旁边的邻居念叨：“我听着那孩子的声音，才十八岁，妈没了，爹是烈士，怎么就没人管？”

粮店的老伙计把粮斗往柜台上一搁，走到门口，冲着轧钢厂的方向骂了一句：“吃绝户吃到烈士头上，丧良心！”

副食店的胖大姐红着眼眶把围裙解下来往凳子上一扔，跟旁边的售货员说：“我就知道他爸是烈士，他爸是钟大山，那年抓特务死的。可我不知道他过成这样！搬一上午白菜挣两毛钱，啃的是凉窝头。上回我见他蹲在门口啃窝头，还问了一句‘你不是烈属吗’，他没吭声。这孩子是受了多少委屈才开不了口？”

胖大姐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声音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今天我休息一天，去轧钢厂门口守着，这孩子在我门口干了三年活，今天我得去给他撑这个场子。”

胡同里的人越聚越多，有提着菜篮子的妇女，有蹲在墙根下棋的老头，有刚放学的半大孩子。

有个穿灰布棉袄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站在人群里，皱着眉说：“三年了，街道办管什么了？派出所管什么了？没人管，孩子被逼得跑到轧钢厂厂里用喇叭喊，这都什么事！”

人流开始自发地朝轧钢厂大门的方向汇聚，大门外面是胡同，胡同里站满了人，有人挤不进去就站在墙根底下踮着脚往里看。

他们不是工人，不能进厂区，但都站在大门口不走，里三层外三层地堵在门口。

有人在朝里面喊：“一定要查！”

有人举着胳膊高喊：“不能放过一个贪官！”

“工人老大哥”这个称呼，在这个年代不是一句空话，工人的地位摆在那里，他们是国家的脊梁骨，是受人尊敬的群体。

这些围在厂门口的居民里头，有不少是工人的家属，他们听着喇叭里那个十八岁孩子的控诉，心里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是一种更冷更沉的东西——唇亡齿寒。

今天钟大山的儿子是这个下场，明天呢？

万一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孩子会不会也被人这样吃干抹净？

这已经不只是同情了，是恐惧，是愤怒，是所有靠自己双手吃饭的人骨子里的同仇敌忾。

大国工匠，铁骨铮铮，在炉前和车床前为国家流汗；他们不怕牺牲，可今天却为了一个死后不体面的兄弟集体红了眼。

这不是施舍的怜悯，是滚烫的尊严——没有给烈士应有的体面，这是糟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