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 第三回 一场逗趣惹血难 大帅立碑铸七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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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一场逗趣惹血难大帅立碑铸七杀（3）

王婆婆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碗水：“喝口水吧。井里打上来的，不是竹篮子打的了。”

张献忠接过碗，仰头喝干。水很甜，跟当年喝的那碗茶一样甜。

“婆婆。”他说，“今天的事，谢了。”

王婆婆摆摆手：“谢什么。你是心里头本来就不想屠镇，我老婆子不过是给你个台阶下罢了。要是你铁了心要杀，十个王婆婆也拦不住。”

张献忠没有否认。他望着月光下的街道，忽然说：“这座镇子，其实挺好的。只是有些人，不配住在这儿。”

王婆婆叹了口气：“人呐，兜里有了钱，心里就容易长出毛病来。这毛病，得用时间治。”

张献忠没再说话。他转过身，对手下吩咐了几句。不一会儿，几个士兵抬着一块巨大的石碑走了过来。那石碑足有一人多高，厚得像城门，少说也有千斤重。

“这是……”王婆婆疑惑地看着那块石碑。

张献忠从士兵手中接过一把凿子和一柄锤，走到石碑前。月光下，他举起锤子，对着石碑，一锤一锤地凿了下去。

叮。叮。叮。

火星四溅，石屑纷飞。

整座镇子都听见了这凿石的声音。没有人敢出来看，只有王婆婆站在一旁，看着张献忠一锤一凿地在石碑上刻字。

他刻了很久。月亮从东边升到了头顶，又从头顶偏到了西边。

最后一锤落下的时候，张献忠把锤子和凿子往地上一扔，退后两步，看着自己的作品。

月光照在那块石碑上，照出了上面刻着的大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七个“杀”字。

杀杀杀杀杀杀杀。

七个杀字，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刀刻在人骨头上。有的正，有的歪，有的深，有的浅，却个个透着一股子凌厉的杀气。

王婆婆看着这七个字，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蹿到天灵盖。她颤声问：“这……这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拍了拍手上的石屑，淡淡地说：“没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后来人，这地方，我张献忠来过。”

他翻身上马，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月光下的小镇。大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按在青石板街道上。

“走。”

一声令下，十万大军如同退潮的海水，无声无息地撤出了史家街——不，从今天起，它叫重阳镇了。

王婆婆站在那块七杀碑前，望着大军远去的方向，久久没有动。夜风吹过，大榕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无数个人在窃窃私语。

她低头又看了看那七个“杀”字。月光下，那些字像是活了过来，一笔一划都在往外渗着什么东西。

不是血。

是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

王婆婆忽然明白了什么，喃喃自语道：“他这是在镇着什么东西……不，他不是在镇，他是在……”

她没有说完。夜风把后半句话吹散在了黑暗里。

张献忠立下那块七杀碑，带着十万大军扬长而去。从此以后，史家街这名字就彻底成了老黄历，人们改口叫它重阳镇。至于为什么叫重阳，说法可就多了。有人说是因为张献忠来的那天恰好是九月初九重阳节；有人说“重阳”二字暗合“重见天日”的意思；还有人说，张献忠本意是“重洋”，意思是他从外乡来，像漂洋过海一样——不过听的人以讹传讹，就成了“重阳”。

到底是哪种说法靠谱，谁也说不准。反正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一叫就是几百年。

那块七杀碑，就立在街口大榕树下。说来也怪，自从这碑立起来之后，重阳镇就再没出过什么大乱子。有人说这碑镇住了地下的龙脉，有人说这碑上的七个“杀”字有煞气，妖魔鬼怪不敢靠近。更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每逢阴天下雨，那碑上的“杀”字就会渗出血红色的水珠来，拿手一摸，冰凉刺骨。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且说张献忠走后，重阳镇沉寂了好一阵子。那些被打了军棍撵出去的青皮混混，再也没人见过。史三炮据说流落到了湖广一带，后来死在了逃难的路上，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王婆婆又多活了三年。三年里，她每天傍晚还是会拄着拐棍走到大榕树下，坐在七杀碑旁边，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发呆。有人问她望什么，她就说：“望人。”

“还望那个张大帅？”

王婆婆摇摇头：“不是望他。是望这镇子，啥时候能真正活过来。”

三年后的一个黄昏，王婆婆就坐在那棵大榕树下，靠着七杀碑，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她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像是看到了什么让她安心的事情。

她下葬的那天，全镇的人都来了。连平日里最抠门的郑家老爷子，都掏钱请了一班吹鼓手，送老太太最后一程。坟就选在镇北的白果树下，据说那是王婆婆自己生前挑的地方。

墓碑上刻着四个字：慈心婆婆。

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大家只记得，她是重阳镇上心肠最软、嘴皮子最硬的老婆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明末清初那场天翻地覆的大乱，像一阵狂风刮过四川这片土地。张献忠死了，大明朝亡了，大清朝立了。战乱过后，四川盆地十室九空，曾经繁华的成都城里，狐狸在街道上做窝，野兔在皇宫f墟里打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如今许多四川人的祖先，便是在那个时候，挑着担子，背着娃娃，踏上了入川的道路。

最先来到重阳镇落户的，是一户姓郑的人家。当家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叫郑有田，祖上是湖北麻城的。他带着老婆孩子，外加两个兄弟，一家七八口人，赶着一头瘦驴，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这座荒废的镇子。

那时候的重阳镇，早不是当年史家街的模样了。战乱过后，镇上的房屋塌的塌，烧的烧，满目疮痍。街道上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野狗在废墟里钻进钻出。只有那棵大榕树还活着，枝繁叶茂地立在街口，树下那块七杀碑，被荒草遮住了一大半。

郑有田站在街口，看着这片废墟，愣了半天。他老婆在身后小声说：“当家的，这地方……能住人吗？”

郑有田没吭声，走到大榕树下，拨开荒草，露出那块石碑。七个“杀”字赫然映入眼帘，虽然历经风雨，笔画依然清晰可辨，像七只睁着的眼睛。

他伸手摸了摸那七个字，忽然笑了：“好地方。就这儿了。”

老婆急了：“当家的，你没看见那碑上写的啥？七个杀字！这地方怕不是闹鬼吧？”

郑有田拍了拍手上的土，说了一句让后人念叨了几百年的话：“杀字怕什么？杀出一条血路，才能活出个人样来。这地方有煞气，煞气就是活气。走，咱们就在这儿安家！”

郑家人便在重阳镇的正街中心地段，清理出一片老屋基，开始修房造屋。郑有田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没有急着修自家的住房，而是先在驿道边上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茶棚，给过往的行人提供茶水。

那时候，驿道上已经渐渐有了行人。逃难的、做小买卖的、寻找亲人的，三三两两地从这条古道上经过。郑有田的茶棚虽然简陋，可茶水烧得滚烫，价钱也公道，过路的人走到这儿，都愿意坐下来歇歇脚，喝碗茶。

郑有田一边卖茶，一边跟过路的人攀谈。他嘴巴甜，见啥人说啥话，把天南地北的消息都收进了耳朵里。今天听说哪儿在招垦荒的人，明天听说哪儿的盐能卖出好价钱。一来二去，他心里就有了谱。

第三年上，郑有田把茶棚拆了，在原地盖起了一座正儿八经的茶馆。茶馆不大，却收拾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一应俱全。他还在门口挂了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无缺茶堂。

有人问他，为啥叫“无缺”？

郑有田笑呵呵地说：“咱这茶馆，茶不缺，水不缺，人情更不缺。”

这话传出去，过路的客商都愿意来他这儿喝茶。郑有田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渐渐地，茶馆变成了饭馆，饭馆又变成了客栈。十年光景，郑家已经成了重阳镇上首屈一指的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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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田发达之后，没有忘记自己刚到这儿时看到的满目荒凉。他出钱整修了街道，把那些倒塌的房屋清理干净，又在街边种上了一排槐树。那块七杀碑，他也没有动，只是让人把碑周围的荒草清理了，又用青砖砌了个基座，把碑立得端端正正。

有人劝他：“郑掌柜，那块碑多不吉利，七个杀字，阴气重得很。不如把它推倒埋了，换个地方立块功德碑。”

郑有田摇摇头，指着那块碑说：“这是咱重阳镇的根。没有这块碑，就没有今天这座镇子。不但不能推，还得好好供着。”

他不但不推，还每年重阳节的时候，亲自提着酒肉到碑前祭拜。别人问他拜什么，他就说：“拜祖宗。这碑就是咱重阳镇的祖宗。”

这话说得玄乎，可郑家的生意确实一年比一年旺。到了郑有田儿子那一辈，郑家的家业已经大到了一条街都装不下的地步。他们在镇外建了庄园，在镇上开了绸缎庄、粮油行、当铺，几乎垄断了半个镇子的买卖。

继郑家之后，又有甄姓人家来到重阳镇。甄家来的时候，东街还是一片废墟。甄家的当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汉子，叫甄老实。人如其名，确实老实巴交，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他没有郑有田那样的生意头脑，只能靠着祖传的制茶手艺，在东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茶馆。

甄家的茶馆和郑家的没法比。郑家的茶馆雕梁画栋，气派非凡；甄家的茶馆就是两间破木屋，门口支个凉棚，摆几张竹桌竹椅。可甄家的茶好。他们自家上山采的野茶，用祖传的手艺炒制，泡出来的茶汤清亮，香气扑鼻，喝一口回甘悠长。

靠着这一手制茶的本事，甄家在重阳镇上也算站稳了脚跟。虽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后来到重阳镇的是贾家。贾家的当家人叫贾算盘，人如其名，精于算计。他原本是个走乡串户的货郎，挑着担子四处贩卖针头线脑。路过重阳镇的时候，看到郑家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心里就打起了算盘。

贾算盘找到郑有田的儿子郑守业，赔着笑脸说：“郑掌柜，小的想在这镇上讨口饭吃，您看能不能给指条明路？”

郑守业打量了他一番，见他生得精明，说话也利索，便说：“西街还空着，你可以在那儿安家。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在这重阳镇上做生意，得守规矩。”

贾算盘连忙点头哈腰：“一定守规矩，一定守规矩。”

就这样，贾家在西街落了户。贾算盘确实会来事，他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守业的侄子，跟郑家攀上了亲家。有了这层关系，贾家的生意自然顺风顺水。他们从郑家进货，在西街上开了一间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针线布匹，日子虽比不上郑家那般富足，但也过得有滋有味。

三姓人家，东甄、中郑、西贾，就这么在重阳镇上扎下了根。三家各据一条街，郑家独大，贾家依附，甄家清贫，倒也相安无事。

那块七杀碑，就这么静静立在街口，看着这座小镇一点点从废墟中活过来，看着街道两边的房屋一栋栋立起来，看着大榕树的枝叶一年年茂盛起来，看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在驿道上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时间一晃，大清朝都坐稳了江山。重阳镇在这一百多年里，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也跟着沾了光。郑家的生意做到了成都府，贾家也跟着发了财，连最不济的甄家，也在茶馆的基础上开了间客栈，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可有一件事，一直让重阳镇的人觉得奇怪。

自打张献忠立了那块七杀碑之后，重阳镇就再没出过一个当官的。别说当官，连个秀才都很少考中。镇上的人读书认字的不算少，可一到科举考场上，就发挥失常。有的一进考场就头疼，有的提笔就忘字，有的明明文章写得花团锦簇，放榜的时候却名落孙山。

请了多少位风水先生来看，说法都差不多：“张大帅的那块碑，镇住了这地方的龙脉。发大财可以，出大人物，难了。”

郑家的人听了这话，倒也不恼。郑守业的孙子郑百万说过一句名言：“当官有什么好？伴君如伴虎，还不如做生意踏实。银子揣在自家兜里，比什么都强。”

话是这么说，可郑家人心里还是有些不甘。他们请来石匠，想在七杀碑旁边再立一块碑，写上郑家历代祖先的功德，看看能不能破了那个“镇龙脉”的局。可说来也怪，那碑刚立起来，当天夜里就自己倒了。再立，再倒。第三次立起来，第二天早上一看，碑身裂了一道大口子，像是被什么东西从中间劈开的。

郑百万叹了口气，摆摆手说：“罢了罢了，天意如此。不立了。”

从此，再没人敢动那块七杀碑旁边的心思。

倒是甄家，在光绪二年的时候，迎来了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甄家有位祖奶奶，年轻守寡，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又把儿子的儿子拉扯大，一辈子守身如玉，贞节之名传遍了十里八乡。地方官把这桩事上报到了朝廷，光绪皇帝龙颜大悦，下旨旌表，赐建贞节牌坊。

这对重阳镇来说，可是破天荒的大事。皇帝亲自下旨旌表，那就相当于现在的人评上了全国先进典型，是要树碑立传、永垂不朽的！

为了迎接钦差大人前来监督修造贞节牌坊，重阳镇上下忙成了一锅粥。郑家出了银子，贾家出了木料，甄家出了工。镇里在街口特意修了一座接官亭，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派得很。

钦差大人姓那，是个在京城里待了大半辈子的旗人，被外放到四川这地方来，心里头本就不痛快。可当他坐着轿子，沿着驿道走到重阳镇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夕阳西下，阳光穿过大榕树的枝叶，洒在青石板街道上，像铺了一层碎金子。街道两边的木楼被晚霞映成了橙红色，飞檐斗拱的影子投在地上，错落有致。远处的山峦叠翠，近处的琉璃井泛着幽幽的光。那座刚刚落成的接官亭，矗立在街口，四角飞檐像是四只振翅欲飞的鸟。

钦差大人掀开轿帘，看着这一幕，半晌没说话。最后，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对身边的师爷说：“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叫重阳镇。”

“重阳……”钦差大人捋着胡须，品味着这两个字，忽然笑了，“好名字。重阳登高，极目远眺，这地方配得上这两个字。谁给取的？”

师爷翻出地方志，查了半天，小心翼翼地回答：“回大人，据说是……前明流寇张献忠所取。”

轿子里沉默了一会儿。钦差大人放下轿帘，淡淡地说了一句：“倒是个有眼光的贼。”

贞节牌坊修了整整三个月。钦差大人在重阳镇住下来，全程监督。这三个月里，他走遍了重阳镇的每一条街巷，喝过琉璃井的水，听过大榕树下的评书，尝过甄家茶馆的老荫茶，还跟郑百万下过几盘棋。

临走那天，钦差大人站在接官亭前，望着这座被秋色染透的小镇，忽然叹了口气，对前来送行的乡绅们说：“你们这重阳镇，是个好地方。山水有灵，人杰地灵。好好守着，别让这块宝地糟蹋了。”

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钦差大人上了轿，又掀开帘子，补了一句：“尤其是街口那块碑，上面有煞气，也有灵气。别动它。”

轿子远去，消失在驿道的尽头。郑百万站在街口，望着轿子消失的方向，自言自语道：“这位钦差大人，倒是个识货的。”

他不知道的是，钦差大人回到京城之后，跟同僚说起重阳镇，总是赞不绝口。有人问他，四川那地方穷山恶水，有什么值得夸的？钦差大人就摇摇头，说：“你们不懂。那地方，藏着东西。”

“藏着什么？”

钦差大人不说话了，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了七个“杀”字。

贞节牌坊立起来之后，甄家在镇上的地位总算是抬了抬。虽说还是比不上郑家和贾家，可好歹也是有皇帝旌表的人家了，走在街上腰杆都比以前直了几分。甄家祖奶奶的牌位被供在祠堂正中，逢年过节，全镇的人都要来上香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