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 东西哥轻生吃假药 雨花姐大意失贞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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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回东西哥轻生吃假药雨花姐大意失贞操（4）

他去了龙门镇，当天下午就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夕阳正挂在西边的山头上，像一个煎得太老的荷包蛋，边缘焦了，中间还淌着稀黄的光。我趴在走廊栏杆上远远看见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从古驿道上过来——链条磕着链盒，咣当咣当响，车后座空着。雨花姐没有跟他一起回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把手里正在批改的作业本往栏杆上一拍，跑下楼梯，冲到校门口。“怎么样？说清楚了吗？”我劈头就问，声音急得变了调，像是被谁掐住了嗓子眼。

他把自行车推到墙边支好，单腿撑着车架，摘下眼镜擦了擦汗。镜片上蒙着一层白雾，擦完了还留了道模糊的印子，他就那么对着光看了看，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然后，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笑不是得意，也不是如释重负，而是一种很轻的、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之后才有的笑。“说了。说了很久。”

“她怎么说？”我追着问。他把车子彻底支稳当了，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远处操场上刘二娃正在射门，一脚踢飞了球鞋，球倒是进了，人仰马翻地摔在泥地上，扬起一小片灰。他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她说——我们结婚吧。”

我愣了半秒，然后一巴掌拍在他后背上，拍得他往前踉跄了一步，手扶在走廊柱子上才稳住。“好事啊！东西哥，这是好事啊！”他却没有跟着我激动。他把手插进裤兜里，靠在后墙上，仰头望着走廊顶上的那盏日光灯管——灯管嗡嗡响，有几只蛾子绕着飞。他的语气沉了下来，不是沉重，是严肃。

“可金娃子，我跟雨花姐说好了。结婚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解决——她心里的事，我心里的事，都要讲清楚。我不想我们俩结婚之后，还是隔着什么过日子。”他的视线从灯管上移下来，落在走廊尽头那扇通往操场的小门上。门板破了一块，用铁皮补过，铁皮在夕阳下反着光。

“她是这样的人——她可以为了我把食堂里剩的菜汤留给我的学生，可以为了我每天多走三里路去赶早集买菜，可她死活不敢对我开口说那件事。说到底，她觉得那是她的‘把柄’，她怕被人看不起。我不是要她坦白，我是要她放下。我们俩，都要放下。”

“你是说——她以前的事？”我靠在栏杆上，手抓着冰凉的水泥柱子。他点了点头，目光从操场小门上收回来，落在他自己的手掌上。他把两只手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骨节分明，指腹上有刻蜡纸磨出的老茧。

“她今天终于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不是被我套出来的，是她自己主动讲的。她说，我们结婚，起点要干净些。”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念一句自己还没完全参透的经文。走廊外，刘二娃被张大勇从地上拽起来，两个人正就那个进球有没有碰到手争得面红耳赤。

他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开始从头讲。不是那种竹筒倒豆子的痛快，是拿起一根针，把往事一针一线挑开来给我看。

龙门镇麻袋厂有一个司机，姓胡，叫胡三德，绰号“胡大嘴”。他那个嘴，能把死人说活了，把活人说上天去。女工们从食堂窗口接过饭菜时总要伸手去隔挡他飞溅的口水。雨花姐是食堂的厨娘，他每次来打饭都要跟她多说几句——“雷师傅今天炒的回锅肉真香”“雷师傅你这手艺，能去县里开馆子”——把她夸得心花怒放。她端着饭勺站在窗口，他靠在打饭台上，油嘴滑舌说个没完，后面排队的工人伸着搪瓷碗骂他“胡大嘴你点菜呢”。他也不恼，回头做个鬼脸，继续对着她笑。

有一年中秋节，厂里加餐，雨花姐独自备了三桌菜，做了粉蒸肉，还炸了一锅酥肉。忙完了，工人们都去街上看露天电影了，她一个人坐在食堂门口剥花生。胡三德喝了点酒，从宿舍楼那边晃晃悠悠走过来，说带她去县城看河边的夜景——“你辛苦了一年，也该享享福，月亮这么圆，你不想去看看外面？”雨花姐那时候也没多想，她本来就是个没什么城府的人。她解下围裙搭在椅背上，擦了擦手上的花生屑，上了他的卡车。车轮碾过厂门口的碎石路，颠簸了几下，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卡车开到半路，在河堤上停下来。河堤边空无一人，河水被月光照得发亮，像一条被抖开的银绸带。远处有人在放烟花，噼里啪啦炸开，每炸一朵，河面上就倒映出一圈碎金。胡三德从驾驶座上转过身来，忽然一把抱住了她，说一些她从没听过的甜言蜜语——“你是全厂最善良的人，我就喜欢你这股实在劲儿。好多女人比你还胖，可没你这么好。”雨花姐慌了，使劲推他，可胡三德力气大，攥着她的手腕说“我会对你负责的，我们结婚，我带你离开麻袋厂”。烟花在天上炸着，她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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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胡三德还偶尔来找她，照旧在打饭时说些不值钱的甜话。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她——胡三德早就有老婆了，是邻镇粮站站长的女儿，两个人结婚都五年了。那女人有时也搭他的车去县城，就坐在她曾经坐过的副驾驶座上。雨花姐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她没有哭，没有闹，没有去找胡三德理论——理论什么？她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只是炒菜的时候，盐放得更重了，重得来打饭的工人们都问“雷师傅，这几天菜怎么这么咸”。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对着圆镜子发呆。镜子里那个白白胖胖的女人——她头一回觉得自己这么傻，这么蠢，这么不值钱。后来胡三德调到别的厂去了，走之前连招呼都没跟她打。

“可是，”我抓在栏杆上的手攥紧了，水泥硌得掌心发疼，“胡三德这样子强行欺负她，为什么她不找他算账？”

“因为没有人会信。”东西哥的声音忽然平了下来，平得像一把迟到的刀鞘，把刀刃上的所有余悸都收进了一个人的沉默里。“你想想，胡三德是粮站站长的女婿，雨花姐是麻袋厂的厨娘。如果她把这事闹出去——人家只会说她自己不检点。说她一个从大山里出来的穷丫头，为了在厂里有个靠山，勾引人家有妇之夫。没有人会问是不是她愿意的。灶上的锅铲还搁在她手里，她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心里清楚——往烂泥里再跺一脚，不如忍气吞声。”

我沉默了。走廊外，踢球的孩子们已经散了，只剩操场上零零星星几个捡球的影子。晚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墙上的通知栏哗哗响，几张过期的通知被风掀起一角，啪啪地拍着木板。

“所以她一直瞒着，不敢见你，却又舍不得离开你。”我轻轻地说。

“不是不敢见，是不敢信。”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边缘的汗渍，“她说，从小她娘就告诉她，长得胖不是罪过，最重要的是人要好。人要本分。人被欺负了，只能怪自己没出息。她把自己咽下的委屈全堆在心窝里，以为那就是本分。”

“那你今天怎么跟她说的？”我转过身，和他并肩靠在墙上。

他站直了身子，把后背上那团被汗黏在脊梁上的衬衫拽了拽，发出轻微的布帛声。他轻轻笑了笑，像是在回想刚才在龙门镇麻袋厂宿舍里那场笨拙而认真的对话。他对着走廊尽头缓缓开口，像是在那里还站着另一个人。

“我跟她说，雨花姐，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我也有自己心仪的女人、也有暗恋我的对象。我们俩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谁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过去？我昨天吃了老鼠药，差点死了。我懦弱，我自私，我因为自己的心结差点放弃生命。你过去的事——那不该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就不该你一个人扛。”他的声音沉稳，一字一句像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几何图，每一条线都必须在对的位置上。

他说，雨花姐当时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围裙。那条围裙是食堂发的，蓝布白边，被她洗得发白发毛，边角都起了线絮。过了很久很久，她抬起头来，眼眶里全是泪，可嘴角是笑着的。那笑不是高兴，是被人接住了全部重量之后，才敢松掉最后一口气的笑。

“她说——小东西，那咱们俩，一个吃了假药，一个被人骗——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过去的事。咱们干干净净地过。”

他复述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哽了一下。不是悲伤，是一种被什么东西重重击中之后、差点站不住脚的感觉。他把手扶在走廊的柱子上，手指抠住水泥柱面上的一道裂缝，抠了好一会儿才松开。我把手放在他肩上，他的肩胛骨还是那么硌人。

“东西哥，你们俩——都说定了？”他用力点了点头。然后他抬起眼，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昨晚那种恐惧的光，不是下午那种迷茫的光，而是一种笃定的、亮堂的光。他眼底那团积了几个月的阴翳终于在这一刻散开了。

太阳最后一道余晖从东山侧峰的豁口里劈下来，恰好落在走廊尽头的墙面上，把那面旧墙照得通红。远处东山的剪影静静地横在天边，接官亭的飞檐在暮色中勾勒出古老的轮廓。

“定了。下个月，在甄家茶馆，办两桌。就请家里人和最亲的朋友。”他把手从栏杆上抬起来，在我肩膀捶了一下，“金娃子，到时候你来给我当伴郎。你可是背过我、把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人——必须亲自见证哥哥的幸福。”他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终于不再压着，放开了一点，落日下整条走廊都有回音。

操场边有人吹起一声悠长的口哨，是体育老师催学生归还器材。他直起身，朝那口哨声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像是终于听清了明天该往哪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