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 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 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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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三章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

第六十六回新铺面虚老幺新开店讲堂上贾眼镜讲古书（6）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重阳镇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

丽春OK厅关门了。不是被派出所查了，是自己关的。老板张春和老板娘王丽贴了张告示在卷帘门上，红纸黑字，写着“店面转让，另谋发展，去县城开更大的店”。门口的红地毯被人卷起来靠在墙根，已经落了一层灰。霓虹灯拆下来了，只剩几根电线在门楣上晃荡。花篮也不知被谁搬走了，只剩下几个插花的塑料泡沫墩子。那道拉了一半的卷帘门在秋风中哐当作响，每响一下，街对面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就抬头看一眼。

虚五跑来找我，手里还捏着半根烤红薯，红薯皮上的灰蹭了他一袖子。他说听人说丽春开不下去了，平时根本没什么人，就周末晚上有几个外地来的司机进去吼两嗓子。我说那天晚上我们俩溜进去的时候，人不是挺多的吗，舞池里都是人。

虚五在我家门槛上坐下来，用红薯皮在地上划了一道线。他说那是周末，平时根本没几个人。幺叔说那种生意不是正经买卖，外地人来耍一次，最多来一回；本地人白天个个要面子，根本不敢往那门口走。他说完把红薯皮往墙角一扔，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们俩蹲在榕树根上，望着街对面那扇关了的卷帘门。门上贴的那张红纸告示被风吹得翘了角，呼啦呼啦地拍着铁皮门。心里头都有一点说不清的感觉——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是那种亲眼看见一个大红灯笼灭了，忽然觉得街上少了什么，可又说不上来少了什么的感觉。就像小时候赶场天最喜欢看的那家吹糖人摊子，有一天忽然就不来了，你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过了两天，大舅在全镇干部会议上讲了话。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语气比平时重了几分。他说要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严禁不健康的娱乐活动，还点名批评了丽春OK厅。他说这种场所扰乱了镇上的风气，必须引以为戒。散会后几个干部在走廊上抽烟，有人小声说丽春已经关门了，大舅这是在敲山震虎。

虚五把丽春关门的事告诉了他幺叔。虚老幺正在吧台后面算账，计算器上的数字一排排跳着。他听完之后放下计算器，一只手夹着香烟，另一只手把账本合上。

他说做生意不能只看眼前热闹，要看长远。有些店开张的时候鞭炮放得震天响，不到半年就卷帘门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没人需要它。他说的长远，不是长久地来钱，是长期地走心。你卖的东西人家愿意天天来买，风雨无阻，那才是真本事。

他拍了拍虚五的脑袋，手上的烟灰差点飘到虚五头发上。他让虚五出去看看，这镇上每天早上最先开门的是哪家店。

虚五说不用看，肯定是甄贤婆婆家的茶馆——月生伯伯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灶上的火比太阳还早。

虚老幺说茶馆开得最早，因为有人需要它。不管刮风下雨，老街坊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茶馆泡杯茶。他说咖啡屋也是一样的道理，要是哪天没人来喝咖啡了，那就是他虚老幺没摸准这镇上的脉。

到了年底，虚老幺的咖啡屋反而添了新东西。他在吧台旁边搬了一张旧条桌，摆上一壶免费的老荫茶，用茶馆里的那种搪瓷缸子装着，旁边搁了几个粗瓷杯。杯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有两个还磕了边。

他还让人在门口贴了张红纸，上面写着“免费茶水，来者都是客”。镇上的人都说虚老幺这是唱哪一出——咖啡屋里摆茶摊，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宝剑吗。

虚老幺也不解释，只是笑笑。他说给那些喝不惯咖啡的人准备的，喝不惯的不用硬喝，总不能让人家在旁边干坐着看别人喝。

月生伯伯是第一个来喝茶的镇上老人。那天早上他照例去茶馆开了门，烧了水，泡了自己的盖碗茶。然后端着搪瓷缸子穿过街，推开了咖啡屋那扇绿门。门上的风铃叮铃铃响了一阵，店里几个正在搅咖啡的年轻人都抬起头看他。

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吧台旁边，自己倒了杯老荫茶，端着缸子坐到靠窗的位子上。抿了一口，咂了咂嘴，说虚老幺你这茶叶不是八宝琉璃井水泡的，差了点火候，水碱味儿太重了。

虚老幺从吧台后面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计算器。他说那下次让人从八宝琉璃井挑水，专门给您老泡茶。

月生伯伯摆摆手，缸子里的茶水晃了晃，差点洒出来。他说算了算了，不用费那个事，你这儿方便就行。坐在这儿喝你这免费茶，正好能看见咱茶馆门口的两块碑——七杀碑和无字碑，一个刻满了字，一个字都没有，搁在一块儿刚刚好。

这话一说，旁边几个喝咖啡的年轻人都笑了。有个烫卷发的姑娘笑得咖啡溅到了碟子里。连月生伯伯自己也笑了，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微微晃着。

从那天起，咖啡屋里多了几样东西：一张旧竹椅，月生伯伯从茶馆里搬来的，说坐不惯那软乎乎的沙发，坐久了腰疼；一个盖碗，虚老幺特意从供销社买来的，碗盖上画着一枝兰花；还有一壶八宝琉璃井的老荫茶，每天早上月生伯伯亲自从茶馆提过来，用棉套子裹着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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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和茶，就这么在虚老幺的店里和平共处了。

入冬后的第一个逢场天，古驿道上的摊位从街口一直摆到了街尾，卖鸡的、卖蛋的、卖红薯干酸豆角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贾眼镜又在阶梯教室办了一场讲座。这回不讲茶，也不讲咖啡——讲对联。他穿着那件领口磨白了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袖口上还沾着早上批改作文时蹭的红墨水。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两行字，上联是“家有千书穷攻而不舍必成大器”，下联是“学富四海苦读且无倦岂为小人”。粉笔字端端正正，每一个字的横平竖直都一丝不苟。

他问还有谁记得这副对联。刘二娃第一个举手，手举得太高，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他说是甄老师写的，贴在甄老师寝室墙上的，上次他去交作业的时候念过一遍，念完了甄老师还给他倒了一杯水。

贾眼镜说是，也不是。这副对联是甄老师写的，可它现在贴在光才书屋的门框上，贴在茶馆的墙上，贴在好多学生的笔记本第一页，有的还用透明胶带过了塑。

它已经不只是甄老师的对联了，它是咱们重阳镇的对联。

贾眼镜把粉笔放在讲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他说咱们镇上有很多对联。郑家无缺堂门口有一副，甄家茶馆门口有一副，极乐寺弥勒佛旁边有一副，白云庵静闲师太的茅庵门口也刻着一副。对联是什么？对联是咱们的根。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那个大大的“根”字旁边，又写了一个“家”字。他说有根才有家，有家才有对联。

他说对联、茶、古驿道、七杀碑、无字碑——这些都是根。人没有根，走到哪儿都是飘着的，像浮萍一样，水往哪儿流你就往哪儿漂。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扫过教室里每一张脸。他问他的学生将来离开重阳镇走了出去，能不能把家乡的对联讲给别人听。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喊了一声“能”。是王红梅。她站起来，两只手撑在课桌上。然后是孙小梅，她的声音比王红梅还大。然后是虚五，他站起来的时候带倒了旁边的椅子，哐当一声。然后是刘二娃，他喊得最大声，脸都涨红了。最后全班都喊了，声浪冲出窗户，在操场上回荡。

散会后，贾眼镜一个人回到光才书屋。夕阳正透过窗户照在书架上，把那些书的书脊一个个地照亮，烫金的书名在夕阳下闪闪发光。他抽出一本《古文观止》，翻到折了角的那一页，是《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窗外有人在远处喊——贾老师，走了，食堂没饭了，今晚吃回锅肉。

他合上书，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下，顺手把桌上那张被学生画了茶壶的废纸扔进了纸篓。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墙上那副对联——东西哥哥写的那副。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红纸的边缘也开始泛白，可字还是清清楚楚的。他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走廊上，东西哥哥正夹着作业本往办公室走，作业本摞得老高，最上面那本歪了，他一边走一边用下巴去顶。两人在楼梯口打了个照面。

贾眼镜推了推眼镜，对东西哥哥说今天讲座讲到你那副对联了，学生们都记得，一个字都不差。

东西哥哥把作业本换了个手，笑了笑。那笑很平淡，可底下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他说那就好。两人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看着窗外操场上最后几个学生在收球。然后各自转身，一个往办公室走，一个往校门口走。

春节临近的时候，古驿道上挂满了红灯笼，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上了春联。郑光才的大女儿从云南来了一封信，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是昆明。信里说丽雅娜将在开春后启程，来重阳镇看看父亲，看看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地方——那个有七杀碑、有无字碑、有八宝琉璃井的古镇。

郑光才把那封信折好放进怀里，和大外公那年写给他的信叠在一起。他拄着拐杖走到白蔹的坟前，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对着那块被风雨侵蚀得斑驳的石碑站了很久，然后把拐杖靠在碑座上，慢慢蹲下去。

他说她终于要来了。你放心，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院子里的老槐树发了新芽，她的屋子收拾干净了，门口的石凳也搬好了。你没有等到我，她等到了。我对不起你，我对得起她。你和她，都是好人。

风吹过坟头的茅草，像在点头。

风从东山吹下来，穿过七杀碑上被岁月磨浅的裂纹，穿过无字碑上被月光填满的空白。

穿过甄家茶馆门口半掩的木门，灶上的水壶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穿过虚老幺咖啡屋里并排搁着的咖啡杯和搪瓷缸子，月生伯伯的旧竹椅上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垫子。

穿过光才书屋里摊开的《红楼梦》和《射雕英雄传》，茹心表妹那朵野菊花还插在窗台上的玻璃瓶里，花瓣已经干透了，可那根红头绳还鲜艳如初。

穿过古驿道上熙熙攘攘的赶场人群，穿过茶馆里白胡子老头们的谈笑声，穿过咖啡屋里张国荣低沉的歌声，穿过学校操场上孩子们踢球的喊声，一直吹到远处的东山之巅。

有一朵白云，像一把展开的纸扇，静静地悬在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