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 龙驷爷爷一言九鼎 雨萍姐姐百媚千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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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六章龙驷爷爷一言九鼎雨萍姐姐百媚千娇

第八十三回龙驷爷爷一言九鼎雨萍姐姐百媚千娇（5）

中考最后一天。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过之后，整个重龙中学沸腾了。考生们从考场里涌出来，像开了闸的洪水，把走廊和操场灌得满满当当。

刘二娃第一个冲出考场，把书包往天上一扔，书包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落下来砸在张大勇头上。张大勇一把扯住他的袖子，把他拽到旗杆底下挠痒痒。虚五蹲在地上用粉笔写了一行大字——“解放了”，每个字都有簸箕那么大，旁边还画了一个握拳头的小人。王红梅站在一边抿着嘴笑，孙小梅拉着她的手又蹦又跳，两个人转着圈，把周围的灰尘都扬了起来。

东西哥哥站在考场门口，看着自己班上的学生一个一个地走出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袖口上还沾着粉笔灰。每出来一个学生，他就微微点一下头，像是在清点一件一件的宝贝。他的嘴角挂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笑，那笑很轻，可眼底的亮光是藏不住的。

虚老夫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甄老师，这三天辛苦你了。你们班的学生考完都笑眯眯的，看来发挥得不错。”东西哥哥推了推眼镜，说：“虚主任您才辛苦。咱们带队老师里头，您最稳当。有您在，我心里踏实。”虚老夫摆摆手，拎着搪瓷缸子走了。

回到重阳镇之后，成绩公布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等待比考试本身更折磨人。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发现，月生伯伯这几天烧水的时候总是走神——不是忘了盖壶盖，就是把茶叶放多了，泡出来的茶苦得皱眉。有人问他怎么了，他就笑笑，说天热，心里头燥。

他在茶馆门口多放了两张桌子，备了免费的凉茶，用的是八宝琉璃井的水，泡的是老荫茶。他说等金娃子考上了，咱们好好庆贺一番，这几张桌子就是给来道贺的人准备的。

甄贤婆婆每天下午在老栗子树下纳鞋底的时候，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仔细听，念的是“云开见月明”。她把那根麻线拉得沙沙响，针脚密密匝匝的。有一回我妈从她旁边走过，听见她在自言自语：“菩萨说了，云开见月明。云都散了，月亮总该出来了吧。”

成绩公布那天，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家长们也来了，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有的踮着脚，有的搬了砖头垫在脚下。刘老倔来得最早，蹲在公告栏旁边抽旱烟，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又磕。郑校长亲自把两张大红纸贴在公告栏上，贴完了退后两步，推了推眼镜，端详了一下贴得正不正。

我从人缝里往里瞅，心咚咚跳得像擂鼓。从上往下数——第一名是我。红纸黑字，清清楚楚。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是真的。旁边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金娃子，你考了第一”，我回头一看，是虚五。他笑得比我还高兴，说“咱们三班包揽了全年级前三名”。

刘二娃第十五名，他爹刘老倔从地上一跃而起，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狠狠磕了三下。张大勇第二十名，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好几遍，又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最后把眼镜腿别在耳朵后面傻笑。虚五第三十名，他把成绩单往兜里一塞，拍着胸脯说“上了线就行，比分数线高出十八分呢”。

全班四十个人，三十六个考上了高中，其中，重点高中十二个，中专、中师四个。

咱们班的语文成绩出来之后，贾老夫子的病彻底好了，他站在公告栏前，把每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得摇头晃脑，像是在课堂上念《出师表》。

念到我的名字时，他推了推眼镜，回头看了我一眼。“金娃子，你语文考了多少？”

“作文拿了满分。”我说。旁边的王红梅补充道：“全县就他一个人作文满分。”

贾老夫子点了点头，眼角的皱纹全挤了出来，像一朵被太阳晒开的干菊花。他转身对旁边的人说，声音大得像在教室里讲课：“我说什么来着？咱们班的学生写的文章，不可能差！一班二班的人呢？让他们来看看，满分作文在哪个班！”

这天，雨萍姐姐从龙门镇来了。她坐了一个多钟头的班车，班车在铁马桥上颠了一下，把她手里的网兜颠得晃了好几晃。她拎着两兜东西，一兜是龙门镇的麻糖，用油纸包着，麻糖上撒着芝麻；一兜是给她自己买的几本自考教材，《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原理》，书的封面还是崭新的，散发着一股油墨味。

她穿着那件藕荷色的短袖衬衫，麻花辫上换了一根淡蓝色的新头绳。她笑着说她是专程来道贺的，听说金娃子考了第一名，那可是龙门镇和重阳镇两镇的状元。龙驷爷爷听说了也很高兴，说重阳镇出人才，甄老师带的学生都争气。她还说龙驷爷爷托她给金娃子带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大家很快发现，雨萍姐姐来重阳镇，不是只为了道贺。她和东西哥哥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聊了很久，从下午聊到黄昏。夕阳照在青石板街道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茶馆门口的红灯笼上，一晃一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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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聊起粮站的业务，说今年夏粮收购任务比去年多了三成，仓储压力很大。还聊起她正在自考大学文凭，已经在县城报了名，明年春天考第一门。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炫耀，只有一种笃定的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她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做成的事。

东西哥哥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他说自考不容易，尤其是《大学语文》，要背的古诗文不少。雨萍姐姐笑了笑，说古诗文我倒不怕，毕竟高中时候背过。就是《政治经济学》有点枯燥，看不进去的时候就想，想想甄老师在黑板上画辅助线。两个人相视一笑，那份默契像是从来没有断过。

临走的时候，雨萍姐姐站在榕树下，等班车。雨花姐也在。她系着围裙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刚出锅的糍粑，黄豆面还冒着热气。她把糍粑放在桌上，用围裙擦了擦手，腼腆地招呼雨萍姐姐趁热吃。

雨萍姐姐接过筷子，尝了一口，说这糍粑打得真糯，比我妈做的还糯。雨花姐笑了笑，用围裙角擦着盘子边缘，说糯米是龙门镇的，黄豆是重阳镇的，一半一半。这话听着是在说糍粑，又像是在说别的什么。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班车来了。雨萍姐姐上车前，忽然回过头来，对着站在街口的东西哥哥说了一句：“甄东西，你现在做的就是你该做的事。教书育人，比什么都强。”东西哥哥站在榕树下，手里还攥着那个刻着“龙”字的小木牌，对着远去的班车轻轻点了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雨花姐放下了手里的空托盘，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平淡得像一杯凉透了的茶，却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

“东西，我有话跟你说。”

那天晚上，雨花姐和东西哥哥在茶馆后院的栗子树下坐了许久。月亮从东山顶上升起来的时候，她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栗子叶，对着那个坐在石凳上沉默的男人说出了她想了很久的话。

她说东西，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没什么文化，人又胖，嘴又笨。可我不傻。她说着，用手指头在石桌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一条线，像是在画一个她一直想画却总也画不好的圆。

雨花姐说她看得出来，他这些日子心里头装着一个人，不是她。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语气平静得像在菜摊前称了半斤豆芽。她说那天在情人岛上，他对着雨萍姐姐笑了一下，那种笑她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不是感激的笑，不是客气的笑，是一种很轻的、像风吹过水面一样的笑。

她说咱俩耍了这么久，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可好和好不一样。她说她的好是糍粑、是回锅肉、是半夜跑去医院攥着输液管的手，而他的好，是感激，不是心动。她说得坦坦荡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有关又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总算是想通了——与其抱着两块金砖抱得手酸，不如找一块自己抱得动的石头。”她把那个她一直藏着没舍得用的搪瓷缸子放在石桌上，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这缸子是她用食堂的积分换的，一直没舍得用，打算等结婚的时候拿出来。现在用不上了，可她还是想送给他。她说这东西你拿回去，放在你那管箫旁边——那管箫是吹给心上人听的。

东西哥哥低着头，过了很久才开口。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醒什么东西。“雨花姐，我对不起你。”

雨花姐摇了摇头。月光照在她圆圆的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卸下了重担之后的平静。“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我很好——你帮我澄清谣言，你在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站在我这边。可好人和能过一辈子的人，不是一回事。好人很多，能过一辈子的人只有一个。”

她忽然笑了，笑得坦坦荡荡，笑得像是卸下了一个背了很久的包袱。她伸手在东西哥哥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像是在拍一个舍不得又不得不放手的什么东西。“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咱俩又不是不往来了。以后你饿了，照样来食堂找我，我照样多给你舀一勺肉。”

说完，她转身走了，脚步稳稳当当，麻花辫在背后一晃一晃，嘴里哼着一支她自己编的、永远不在调上的不知名的小曲。那曲子听不出是啥，可节奏轻快，像是在给自己打着拍子。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栗子树下的身影，然后推开门，消失在了昏黄的灯光里。

东西哥哥一个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攥着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子。缸子还是新的，杯底白白亮亮的，从来没有装过水。他把缸子翻过来，看着杯底那一圈没印上釉的粗瓷，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帆布包里，和那管箫、那本《初级佛学课本》、那个刻着“龙”字的小木牌放在一起。

月亮从栗子树的枝桠间漏下来，在石桌上洒下一片碎银。远处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夜风吹过，老栗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在替谁说着一句说不出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