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七杀碑 甄东西有心变成熟 冷茹雪无意种庄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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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七杀碑》第一卷《重阳碑》

第十八章甄东西有心变成熟冷茹雪无意种庄稼

第九十六回甄东西有心变成熟冷茹雪无意种庄稼（6）

从冷姑爷家回来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我妈说我“出去晒了几天太阳，人倒是精神了”，我爹说我“终于不整天窝在屋里发霉了”。我嘿嘿一笑，心里头那些迷茫和焦虑，像是在那片玉米地里被太阳晒化了。

我把三表哥的事讲给东西哥听。他正在备课，手里握着钢笔，桌上摊着教学大纲，旁边的搪瓷缸子里泡着老荫茶，茶已经凉透了。听完了，他放下钢笔，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隔壁厨房传来雨萍姐姐洗碗的声音，碗碟碰撞的叮当声透过墙壁传过来，清脆而遥远。

“你这个三表兄，比我当年强。”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本《几何原本》上，手指在书脊上轻轻敲着，“我当年大学毕业被分回来，心里头憋屈了好几年。觉得自己满身本事用不上，天天在黑板上画三角形，委屈得很。可你三表兄，初中毕业，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做什么事，只要肯钻研，都能搞出名堂来。他比你东西哥强。”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条几何定理。可我从那条定理里听出了别的什么东西——不是自嘲，是一种终于想通了之后的坦然。

他说完，拿起钢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我给他列的书单——《土壤学基础》《作物栽培学》《农业气象学》，都是入门教材。县城新华书店有卖，一本一块多钱。他要是不方便买，我帮他买，每个月从工资里匀几块钱出来。就当是我对他搞科研的投资。”

雨萍姐姐从厨房探出头来，围裙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一边擦手一边接了一句：“那我也出一份。三娃子搞的是正经事，支持他是应该的。上回我去龙门镇，看见他蹲在田埂上记笔记，那股子认真劲儿跟你东西哥在黑板上画圆一模一样。”

我接过书单，看着上面工工整整的字迹，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一下。书单最下面，东西哥写了一行小字——“茹雪：科学种田，利国利民。东西哥。”

过了一个星期，县城中等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邮递员老陈骑着那辆绿色自行车，在茶馆门口按了三声铃铛，扯着嗓子喊：“甄金！甄金！你的挂号信！”我妈从厨房里冲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才敢接，她拿着那张红纸，手抖了半天，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那年头中考的录取顺序，是优先录取中师生和中等专业生，然后才是重点高中生。中师毕业国家包分配，一出来就是公办教师，端上铁饭碗，吃上商品粮，转城市户口，在农村人眼里，能考上中师就是中了进士。我是全县中考第一名，自然也是重阳镇第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人。

我妈把通知书贴在了甄家老堂屋的正中央，跟东西哥当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并排。东西哥那张是省城大学的，我的这张是县城中师的，两张通知书，一张已经泛黄了，一张还是崭新的，像两代人之间无声的接力。

我爸端着茶碗，破天荒地说了句“好”。就一个字，可那一个字里头，有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在他嘴里听到过的骄傲。他把茶碗放在桌上，站起身来，走到堂屋门口，背着手看着墙上那两张并排的通知书，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粗糙的手落在肩上，像是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甄贤婆婆把那张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然后拄着拐杖走到院子里，对着那棵老栗子树说：“他爹，金娃子也考上中师了，将来也是要当老师的。咱们家，又出了一个教书匠。”老栗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是在替那个海峡那头的人回答。她站了一会儿，又拄着拐杖走到街口的无字碑前，仰头看着那块空了大半个世纪的石碑。夕阳照在碑面上，把整块碑都染成了金色。她没有说话，只是嘴唇轻轻翕动着，像是在跟远方的某个人汇报这桩喜事。

月生伯伯在茶馆门口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把整条街的人都吸引过来了。白胡子老头们端着搪瓷缸子，说甄家又出了个解元郎。从东西到金娃，一门两个，这在重阳镇可是头一份。一个老头扳着手指头算，说甄家这第三代，东西是大学生，金娃是中师生，将来都是吃国家粮的，祖坟上冒青烟了。

刘二娃头一个跑过来贺喜，手里提着一兜橘子，说是他舅舅从龙门镇带回来的。他考上了县城的中师，跟我同班同校。他把橘子往桌上一搁，自己先剥了一个，一边嚼一边含混不清地说金娃子咱俩又在一个班了，师范三年你可别再跟我抢鸡腿了。

张大勇也考上了中师。他说他爹高兴得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宰了，炖了一大锅汤。虚五考上了技工学校，学的是电工，他把录取通知书往桌上一拍，说以后镇上的电线坏了尽管找他。

贾老夫子特意从学校赶过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支新钢笔。他把钢笔递给我，说金娃子这是老师送你的，你将来也是要站在讲台上的人，这支笔你拿着，以后用它批改学生的作业。我接过钢笔，笔帽上刻着两个字——育人。贾老夫子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可他的眼眶有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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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哥站在人群后面，背着手，看着堂屋里热闹的场面。他没有挤进来道贺，只是在人群散得差不多的时候，走过来在我肩膀上捶了一下。他说，金娃子，恭喜你。以后咱俩就是同行了。我问他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最重要的是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一个人来教。你当年就是这么教我的。他说，那就对了。

丽媛老师去了县城读民师班。其实民师班和我们中师是同一所学校，只是她们只读两年，而我们要读三年。她离开重阳初中学校的那天，一个人在操场上站了很久，看着空荡荡的教室，看着黑板上还留着的粉笔字，看着操场边上那棵白果树。后来刘二娃告诉我，她走的时候，在东西哥哥的寝室门口放了一束野菊花，用红纸裹着。花是从白云庵山门外摘的，和上次送雨花姐的那束一模一样。

红纸上写了一句话，字迹很轻，轻到像是怕把纸摁疼——“该来的，总会来。”

我把那张红纸上的话告诉了东西哥哥。他正在批改假期作业，红笔停在半空中，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摘下眼镜，用手指揉了揉眉心，把那张红纸小心翼翼地折好，夹进了教案本里。那本教案的封面上，写着几个端端正正的钢笔字——“初三几何教案”。夹进去之后，他按了按封面，似乎在确认那张红纸不会散出来。

又过了几天，我到龙门镇去看三表哥。雨萍姐姐托我给他带了一双解放鞋，说是供销社新到的货，鞋底厚实，下地干活不硌脚。我把那双鞋从包里掏出来递给他，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用手摸了摸鞋底的厚度，说了句这鞋结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鞋放在田埂上，继续忙他的活路。

三表哥正在村东头那块水田边，用一根绑着红线的竹竿量水深。田埂上放着他的笔记本，本子上画着水田的简图，标注着不同位置的泥深和水深，旁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数据。他把笔记本翻给我看，指着最新一页说这一垄是两拃半的间距，长势比两拃的好，比三拃的也不差，阿爷的经验是对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像一个学生在考试后对答案时发现自己全做对了。

我把东西哥哥列的书单递给他。他接过去，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看到《农业气象学》那一行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一下，指着那行字说这本书他找了好久，去年镇农技站的马技术员手里有一本，他借来看了一下午，看得入了迷，差点忘了回家喂猪，没好意思开口借回去，是怕给人弄脏了。他把那片纸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轻轻拍了拍，确保妥帖了。

他走到田埂上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话。“金娃子，等你中师毕业当了老师，我的试验田也该出成果了。到时候，我请你吃我自己培育的西瓜——又大又甜，比阿爷的还甜。”

我说好。他又弯下腰去，把竹竿往水田深处探了探，红线在水面上微微晃动。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背上，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在裤腰上洇开一片深色的汗渍。远处有人在喊他——“三娃子，你爹叫你回去吃饭了！”他直起腰，应了一声“来了”，把竹竿夹在腋下，拿起笔记本，沿着窄窄的田埂往回走。

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是一小包用旧报纸裹着的西瓜籽。旧报纸上还印着去年的一条新闻，标题是“全县粮食产量创新高”。“这是我自己留的种，不是阿爷的。你先拿着，等过年开了春，让你东西哥在学校的菜地里帮我试种一垄。他那学校操场边上不是有块空地嘛，种西瓜正好。”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他走得不快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走在一条细细的辅助线上。这条辅助线从这片坡地开始，延伸到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远方。远处山坡上，冷姑爷正拄着拐杖站在地头，朝这边喊了一句什么，被风吹散了，没听清。大概是让他回去吃饭。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重阳镇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古驿道上的青石板泛着银色的光。七杀碑和无字碑并肩立在街口，风从东山吹下来，穿过老栗子树的叶子，穿过茶馆门口半掩的木门，穿过虚老幺咖啡屋里并排搁着的咖啡杯和搪瓷缸子，穿过光才书屋里摊开的《红楼梦》和《射雕英雄传》，穿过茹心表妹认真读书的教室——她正对着英语课本，嘴唇轻轻翕动，在背诵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母，穿过三表哥在坡地上划下的第一条笔直的垄沟。在这些画面之间，东西哥的黑板上画满了他最爱的圆形——那些圆在月色下仿佛活了过来，从平面中挣脱，变成了球体，变成了旋转的星球，变成了一片由他亲手构建的立体的宇宙。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下了属于自己的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