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尸专列 第058章 扭曲之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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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变异结束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眼中，邪教徒的出现几乎是必然发生的情况。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也认同一种观点，即：这种情况早在14世纪中叶那场席卷全球的黑死病流行中已经预演过一次。

从1347年到1353年的短短6年间，黑死病夺走了欧洲约25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到了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伦敦到佛罗伦萨，无处不弥漫在这致命鼠疫的阴霾之下。

彼时的东亚大陆上，元帝国正在经历颠簸与内乱，疾病在战争带来的动摇下无法得到有效记录，但历史上也曾记载“民大疫”、“死者无数”。

而在中亚，作为疫情最有可能的发源地，穆鲁克王朝等伊斯兰政权同样因税收锐减和人口凋零而走向衰落，黑死病的影响可见一斑。

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其巨著《历史绪论》中记录了这场瘟疫，他写道：“文明之潮随着人口的消退而消退。”

可以说，这场席卷世界的黑色病，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元帝国的灭亡，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

以欧洲为例，黑死病的疯狂肆虐彻底动摇了教会的统治。

当人们发现再虔诚的教徒在面临夺取生命的疾病时也无法得到上帝的救赎；当人们发现终日的祷告也无法挽留病危的妻儿死贵，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新的精神支柱。

由此，便衍生出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思想潮流。

第一种，是开放的“解放路经”，其核心逻辑是：既然旧社会已经崩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打破传统的权威，用坚强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第二种，是封闭的“极端路径”，其核心逻辑是：在无比的恐惧之中抓住一根唯一的“救命稻草”，利用最简单的答案麻痹自己，寻找一个新的、看似拥有希望的极端权威。

前者，便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文艺复兴运动。

而后者，则源自一种古老的修行方式，即“鞭挞者运动”。

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鞭挞者，对那时的教会而言都可以理解为抽象的“邪教”，而后者在如今的我们看来，已经出现了传统意义上邪教特征。

包括对自我的惩罚，对伪神的信仰，相信疫病是上帝“见血的考验”，简单的将黑死病归结为“犹太人投毒”等等。

这也便延伸到了大变异发生后的邪教诞生，反观大变异爆发以后，这种“末日下的崩塌”就更加明显。

与黑死病相比，大变异对人类社会和个体的摧残是完全颠覆的、更加彻底的、也是来势更猛的。

在短短不到一个周的时间内，世界完全崩塌，亲友彻底消失，短暂而又强烈的冲击让每个活着的人都难以接受——那些过去所构建起的认知、生活，在顷刻间全部灰飞烟灭。

由此，结合黑死病的历史和大变异本身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灾难的严重程度来说，邪教的出现究其根本可以归为四个大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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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心理上，邪教的出现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为丧失一切的人们提供了虚伪的“希望”和“意义”。

大变异爆发前的科学、体制正如同黑死病时期的信仰、教会，他们都无力解决甚至无法解释摆在眼前的灾难，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大变异爆发之初就已经吞噬了每一个人。

从生理机制上讲，人脑难以忍受这种由“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所带来的长期压力，甚至可以称之为“苦难”。

在这种情况下，大变异后世界各地所出现的邪教也正如他们近千年前的前辈那样，选择用一个最简单的答案让这种不确定确定下来。

无论是传统的“神罚说”；还是略带“科学”色彩的“外星人考验说”；“人类进化说”亦或是“大自然的进化说”，都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单一的答案。

除了答案以外，邪教组织往往还会提供更加“现实”的承诺——即这一切的灾难最终都会转化为一种福报。

无论是死后的天堂还是来世的美好，这种“有价值的坚守”都让那些迷茫的人们重新感受到了活着的意义，从而让“生存”不再是一种负担。

再加上大变异的爆发和突变本身又具有极其强烈的随机性，每个幸存者本身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被选中者”，这种宏大的叙事更能提升个体的价值感。

二、在社会上，邪教的出现重构了归属感与破裂的秩序，替代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原有秩序。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孤独在末日之下会从心理和现实两个方面转化为致命的毒药，当原有的社交网络完全崩塌，邪教便迅速填补上了这个创口。

在大变异中，有记载的大型邪教几乎都提供了相同的“家庭式”生活方式，利用相同的信仰、仪式，共同的生活构建了一个紧密而排他的“家庭”。

在“家庭”中，邪教成员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彼此间拥有明确而单一的共同目标和身份认同，迅速建立起了对个人的“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是强烈而又极具吸引力的，它甚至可以让忽略教义中本身的不合理之处，仅为了能够在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谋得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大变异的到来让世界彻底回到了“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之中——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变异体之间的这种你死我活让早已习惯了所谓文明社会的人们难以接受。

而邪教则在这样的世界中快速创建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新秩序”，利用严格的行为准则和等级制度，以及对物资的严加管理和奖惩制度，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都能够一清二楚。

这种明确的结构和制度让人们在混乱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掌控感”、“可控性”，进而让人在心底抓住了那已经消失的“安全感”。

哪怕这种制度和等级本身是**的、有问题的、压抑的，人们也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去接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