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83 第509章 1990（有很大改动）

第509章1990（有很大改动）

在东德这边，游说失败的Aust并未返回法兰克福，而是继续跟著余切。Aust

解释道：「我不是那种替政府办事的御用学者，我之前说您会和我的祖父成为朋友，这都是真的！」

余切表现出一副从来没有怀疑过Aust的样子。

「你不需要假设如果。」余切望著Aust，「你本人足够和我成为朋友，我也感到很荣幸。」

科尔奈能够看到，余切给这个人带来的变化。这个恩格斯的孙子，就像是他祖先的血脉被激活了一样，他短暂的脱离了他的阶层，开始深入到那些东德的底层劳工里去。

调研前后持续了三个月。

《窃听风暴》上下两册都得以出版，在整个德国都引发轩然大波。它以纯粹的悲剧预言了德国接下来的命运，数据翔实程度更远甚于《白夜行》，得益于科尔奈的帮助和两德统一的造势，《窃听风暴》在出版的刚一周后，立刻登上全欧流行书籍销售类榜单的第一名，要注意，这不是「文学类」，而是所有书籍当中的第一名。

有消息说大惊失色的科尔政府自己也买来《窃听风暴》分发来看。东德这边的流亡领导，甚至于苏联的戈氏，竟也表露出对这本书的欣赏。「它至少说明了，我们并非无可救药，我们有良心，有道德，我们也有希望。」

「经济？那确实个问题，我们主要是在经济上没弄明白。但我们真的不是一无是处。」

《窃听风暴》塑造了一种奇异的现象：无论是红色主义者，还是自由市场那一套的西方人，通通都觉得这本书很有可取之处，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描写了德意志民族的大事。

它似乎在推演德国统一的人间世，但又似乎在描写自己。余切的小说在东欧受到的欢迎，就像是科尔奈在中国受到欢迎一样，「我第一次见到有经济学家提到住房和厕所的事情，让我感到很亲切，我知道这是一个懂中国人的洋专家。」

在许多流亡的东欧前领袖眼里，这件事情变成了「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称赞苏式体制讲道义讲人情的一面，这个体制在过去的确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僵化，但我们的人民是可爱的，他们绝不是失败了的二等公民。」

随后，余切迎来他的人生大事。他抵达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领取这一年的文学奖。

本来就在欧洲的新化社全员出动，作为余切的老婆，张俪也随著访问团一起来斯德哥尔摩。

「余厚启开智了！」张俪说，「他说话还是很晚的事情，之后就忽然能数数，看懂图画，杨振宁先生说，余厚启总把事情想明白了后再做，他想透了后学东西就会很快！」

余切大笑道：「我们应该在燕大也申请一个房子，就住在杨振宁家里附近，让他天天来教我孩子读书。」

「杨教授是诺奖学者啊！他的时间很宝贵的！」

不需要余切说话，新化社的邵琦记者就说，「现在余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了！

他是完全的土生土长的内地学者！而且他还在出成果的期间————」

匈牙利人科尔奈和余切一起参加颁奖礼，Aust回法兰克福大学发动德国学者游说政府————

余切又和这一年的各大学术明星相遇了。

余切成了颁奖礼上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有个「诺奖诅咒」，但是他只用了两个月就打破这一诅咒。评论家普遍认为，《窃听风暴》文学价值上完全不逊色于《白夜行》，至于它最终的分量如何？还要取决于接下来的两德如何发展。

甚至要看东欧剧变之后，这一系列小国将来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

科尔奈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窃听风暴》传奇程度胜过了《白夜行》。

因为我们至今不知道他如何写出那本小说，但《窃听风暴》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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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在马尔克斯的病床前有了想法，紧接著在和科尔的电视辩论中得到升华————一千八百万东德人民，以及作为对照的六千万西德人为他小说提供了现实素材，恩格斯的孙子，一众经济学家————如此多的人都看到了他如何创作一部巨作。我们的见证本身，也是这本书魅力的一部分。」

蜂拥而来的媒体好奇余切怎么看待这些圈内人的「吹捧」。

「你如何看待你打破了诅咒？」

「我的身上不存在诅咒。」

「好答案！那么，这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同凡响吗？在斯德哥尔摩，历史上从未有人拿到过两次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你可以成为那一个人？」

余切对两次诺奖感兴趣，但对两次文学奖并不感兴趣。

这是因为文学奖后来逐渐变得政治化，文学的黄金年代衰退。而经济学奖，在后世逐渐成为一个分量颇重的奖项。评委会总把当年度的经济大事列出来，从故纸堆里面寻找准确预言了今天趋势的那些研究————

看看那些经济学奖作品：《雅典娜的礼物》、《**和民主的起源》、《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国家为何失败》————

他们就像是文学著作那样朗朗上口，和常人想像的艰深晦涩绝不一样。

余切说：「我此前对荣誉的追求，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作为中国人需要荣誉，我必须证明我们不比别人差，甚至更好————现在我仍然渴望荣誉，但我不为了某个荣誉进行创作。」

美联社的记者问他：「马尔克斯说，作家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是他一生中最可悲的事情，许多作家都承认他的话————如果他站在你面前，你将会如何回答他？」

「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但是做少数人才能成的事。」

「即便是在获得诺奖这件事情也是如此吗？」

余切得意的已经让人觉得他真的和马尔克斯在谈话。他毫不掩饰的说：「为什么不呢？加博？」

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大笑。这一年的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挪威人哈维默，他略带艳羡的和周围人说：「我真希望我能像他那样说话，和他站在一起，我就好像没有获奖一样！」

哈维默的将概率论引入到计量经济学，这是一个诺奖级但并不是一定获得诺奖的成就。和余切的全票获奖不同，哈维默的获奖很有争议，一些人认为他因为有挪威（北欧）户口本，所以拿到了奖项。

哈维默有些介意这件事情。

哈维默自己也在获奖后就听说，「如果不是余切报了文学奖，余切有可能拿到经济学奖」。

这让他感到很失落。

两德统一背后有巨大的经济现象，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但是人们更希望听到余切的见解。

德国科学家沃尔夫冈·保罗听到了他的抱怨，过来安慰他说，「余切正在谈论我的祖国————我可是一个德国人啊！但是，他们好像都忘记了我是一个德国人。」

又是《时代》周刊的刘祥成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把几位学者之间的对话记下来，抬起头忽然醒悟道：怪不得文学奖曾经是诺贝尔本人最重视的奖项。

因为诺贝尔活著的年代，那些流行于世界的文豪，几篇文章就可以引动一个小国家的局势，让大国的领导人灰头土脸————如今谁还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近年来，文学的衰弱已经使得人忘记了大文豪的影响力。略萨尚且敢于通过竞选诺奖，来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加分————倘若再过几十年，诺奖作者想要竞选总统？

这似乎已经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只有余切还能让人看到，那个文学黄金年代的余荫。那些国会议员，世界巨富也不愿意招惹文豪的年代。

刘祥成想像如果余切活在上世纪会怎么样？是否海明威，马克吐温这些人会倒过来成为他的书迷？但最终刘祥成没有写这么一个文章，而只是把自己这些设想，当做是出于民族自豪感的狂想。

在宏大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中，余切拿到了自己的获奖勋章，这是一个刻有诺贝尔本人头像的金质徽章，被绸带串起来，装在奖托上。

瑞典的国王卡尔十六世象征性的给余切戴上勋章。

不过，在媒体看来，那更像是余切自己拿走勋章，戴在了自己脖子上。

「你是所有获奖者当中最为年轻的，也是唯一在当年打破这一诅咒的作家。」卡尔十六世说，「迄今为止，你已经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还有机会再见你一次吗？」他朝著余切眨眼睛，许多人都期待余切的回答。

卡尔十六世说的，自然是余切是否愿意再竞争一次诺奖。

不是所有人都要拿两次诺奖的，历史上有获奖者不愿意领奖，还有的人领奖后便不愿意再次领奖，这些事情让瑞典王室和评奖委员会感到很尴尬。

余切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确对再拿一次感兴趣，但他不愿意给人一种「我非它不可」的感觉。

思来想去，余切说，「科尔奈参加经济学家年会的时候，我应该会来发言。」

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答案。经济学家年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经济学奖项获得者，但确实不能完全的等同起来。

等等？

经济学奖？

媒体还是从中发掘出了一些要素，写在了自己的新闻稿上。

余切还要拿经济学奖？

靠什么？经济学奖是很市侩的，主要看影响力，看牵扯到了什么事情！

我不会一个处理不好，让余切在我身上刷个诺奖吧？

科尔快疯了。

这他妈的谁能不疯狂？

余切已经跑去东欧调研，很是低调的走访了一段时间，科尔也顺势成为了全世界的政治明星————然后颁奖季的到来挪走了他得到的注意力，现在似乎又开始不得不重视余切起来。

如果被刷个诺奖会怎么样？

恐怕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就算是「两德统一之父」也不能完全拯救这方面的失分。这些事情就像教皇拿著权杖的手臂露出了大片纹身一样的诡异：让局内人感到如鲠在喉，局外人感到荒唐。

余切在东德过完了1990年的元旦。除去少部分新化社的驻欧社员，大部分人都回了内地，张俪在德国这边陪了余切一段时间，很快也回京城收拾准备过年。

颁奖礼后，余切仍在走访调研。他现在得到的帮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科尔奈拉了一堆欧洲经济学圈的大佬，盯著东德发生的剧变写论文，而这里面确实也有许多料可以写。

随著两德统一的推进，东德原先议会成员只有少部分进入联邦议院，其政治力量很快式微，没有人为东德人说话，也没有人为他们争取利益。

所有在东德国家安全部服务过的人都被解雇或是清算，东德的军队被裁撤一半，总计超过十万政府公务员被强行失业，但这其中并不只有那些像维斯勒一样的特工，还有相对无辜的教师、科研工作者。

余切调研的过程中，经常有人以为他代表「联合国」，希望托他给科尔带话。「我们是无辜的，我们研究什么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我们只是做政府让我们做的事情。」

得知这里还有个恩格斯的孙子后，这些失业人员更激动了，以为Aust能够代表西德政府。这些人对Aust哭诉道：「是不是科尔的想法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坏了？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只是在过去的政府里面不得不谋生。」

在苏式体制下，所有人都在替集体做事。那岂不是所有东德人都有原罪？

在西方，这是个很恐怖的设定。一个人有这种设定，这辈子基本上完蛋了。

他们也看过《窃听风暴》，觉得自己就像是那个剧作家考尔曼一样无辜：「我明明心向德国统一的，过去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西德人，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工作，关掉我们的企业————让我们就像是一个战败国的公民一样？」

余切是众人当中反应最小的，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科尔奈摇头道，「结果我们还是走上了文明论的老路。因为东德输了，所以东德的一切都是卑贱的，东德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正在全面瓦解————」

科尔奈据此写了一个简短的论文，他估计最迟到1991年春天，东德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将会达到三百万，也就是东德全社会的劳动力中，有一半人变成了无业青年。

这种社会环境必然导致东德人对西德人的仇视，以及德国统一后的文化撕裂。

「红色主义国家，之前有一种在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短缺！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不存在失业，政府会超额的雇佣员工，导致五个人的活几十个人，二十个人干！可是这也比没有工作来得好，但是现在德国就这么做了！」

科尔奈郁闷的说。

Aust则直接崩溃了，他在这里看到了假借统一之名的掠夺。比如西德设立了个托管局，对东德企业重估资产，结果肯定是停产或低价售卖，西德政商力量抓住机会廉价收购资产。例如东德地区的钾盐矿和机械制造厂，本来是工业巨头和出口龙头，结果被勒令停产和关闭。

就连技术创新也难逃命运，东德一家企业首创无氟利昂制冷技术，被西德商企以安全为由强行夺走。

气愤的科尔奈将论文发表到《经济学人》当中，引发了学术圈的震动。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到东欧地区，两德统一带来的某种经济现象，有可能在之后发生在更多地区。

基于这种设想，原先国内多次希望余切不要蹚浑水，现在也理解了他。由于两德统一需要征询主要大国的意见，有领导在这段时间访问科尔政府，谈到了余切的安全问题。「余先生已经是我国不能失去的国宝专家。」

科尔于是派了一队人跟著余切，然后让他难绷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本该坚定的资本主义战士，通通被转化为了「余主义分子」，这些事情从特工们发来的情报可以看得出来。

「余切和前东德的克伦茨有过会谈，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其中必定蕴含著某种阴谋和邪恶。」

「东方余来到了莱比锡，他对当地一家煤炭公司产生了兴趣，他说我们德国人是伟大而坚韧的民族，他给我们讲了德意志人从工业化中的奋斗史。我们听得很认真，他讲的实在有趣。」

「余先生有一部旷世巨作《新资本论》正在撰写当中，不得不说，我们有幸能提供给他灵感和素材。」

「为什么不增派人手？我们正在图林根州的苏尔开展活动，真希望回到人民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Aust像余切一样仔细调研东德地区的经济状况，而且很快也意识到两德统一方案的病。

「一比一的马克兑换是个坑，这会让东德的企业全部垮掉，通胀会高得可怕！」

「为什么？」余切反问Aust。

Aust紧张的解释说：「货币本身是一种等价物，我们用它来购买劳动产品。

如果所有人都有大量现金，那些钱就不再值钱了。」

所有人都有钱，就等同于没钱。这个有些反常识的说法，在经济界是一个常识。

「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为什么科尔政府要这么做？」

「因为这样可以讨好旧东德政府的行政体系，使他们顺利交接。而且不得罪西德大资本。」

「你觉得更好的方案是什么？」

「我说不好————」Aust尝试给出了几条方案，「强制让西德那些大企业把厂设立在东德；给东德求职者优先录取；在东德搞大型基建————但这都需要富裕的西德付出成本，但是西德已经付出许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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