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穿:那个炮灰我穿过顾陌欧司承 第3568章 双向救赎（5）

可是站在顾父顾母的角度想，这个残障的儿子已经生出来了，他们总不能再把儿子塞回娘胎里吧？或者不管这个儿子，任由他自生自灭？

社会施加的道德枷锁以及他们心底里对孩子的感情，让他们做不出这样的事。

且随着在残障孩子身上付出的越来越多，他们就越是放不下这个孩子，忍不住的就想自己以后不在了，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他们没有太高的文化，他们只看到了从前以及现在身边的很多人在面临这种情况时怎么做的，所以他们就那么做了——选择了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的初衷不是再生一个孩子，然后毁掉他，而是再生一个孩子，让大儿子的人生能多一重保障。

只是因为小儿子健全的身体，让他们忽视了很多东西。

他们是自私的，不自私的父母做不出这样的事来。

但是旁观者有资格去指责顾父顾母的自私，站在原身的立场，他是受益者，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他没有办法去恨父母。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一切。

改变父母也改变弟弟。

可他在回溯中试了一次又一次，只要他存在，那么父母的观念永远都不可能被改变，父母无法改变，那哥哥的悲剧始终会发生。

某种程度上，他是受害者，他不想要哥哥为他付出什么，也不想要父母为他付出什么，那些付出都是单方面的强加在他身体上的枷锁，他甚至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他消失了，哥哥和父母还是崩溃了。

错的是弟弟顾宏吗？

怪他钻牛角不会变通？怪他没有和这样的家庭一刀两断的勇气？

这要怎么怪他呢？

他才是彻头彻尾的受害者，是最无辜的人了。

被当作“工具”出生，从小背负照顾哥哥的使命，在其他孩子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候，他却已经像个小保姆一样照顾哥哥了。

从小到大被父母耳提面命，“你哥哥就靠你了，要照顾好哥哥。”

“我们死了以后，他就是你的责任！你不能不管他。”

他想要学自己喜欢的专业，父母要求他为了保障哥哥将来的生活，必须选择好就业、工资高有前途的专业。

他想要出国留学深造，甚至承诺不会找父母要一分钱，可父母觉得他离家太远了，以后万一留在了国外，哥哥怎么办？所以父母边哭边逼他放弃：“妈没办法啊！”

尽管他学业优秀，尽管他已经很孝顺了，做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好儿子，但父母仍不断施压，

他要承担哥哥的生活费、医疗费，甚至要终生照顾哥哥，还要为哥哥娶妻生子，然后继续照顾哥哥的孩子、孙子……

他曾尝试反抗，想要将哥哥送进福利院，却被父母以“不孝”“自私”“白养你了”进行道德绑架，怒斥他“冷血”，使他陷入深深的内疚和绝望。

他的女友也因家庭压力与他分手，他无法建立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整个人生被彻底剥夺。

他的愿望、梦想、需求被一次又一次的掐断，剥夺。

所以，不是他想钻牛角，不是他不想挣脱，而是他无力挣脱这层枷锁。

顾宏的死因，是一个永远无解的伦理困境。

回溯这个悲剧的成因，会发现它如同无数面镜子组成的迷宫，每个角度都折射出不同的责任主体，却找不到一个纯粹的恶人。

原生家庭的伦理困境构成了第一重枷锁。

顾父顾母在长子确诊智力障碍后，本能地选择了传统华国底层家庭最常见的解决方案——生育第二个孩子作为“保险”。

这个决定里既有生物繁衍的本能，也包含着农耕文明延续千年的生存智慧。

它是一套完整的文化逻辑：血缘是最可靠的保障，家庭责任高于个人发展。

这个决定里也混杂着恐惧、爱与自私，就像所有重大人生选择一样难以用简单道德评判

顾母缝在顾宏书包里的护身符，与那句‘你活着就是为了负责哥哥的一生“，本质上源于同一种扭曲的母爱。

他们将家庭视为唯一的安全网，将子女视为生命延续而非独立个体。

顾宏从会走路开始就承担照顾哥哥的责任，这种义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码，最终演变成终身监护的道德枷锁。

在无数次耳提面命“要照顾哥哥一辈子”的叮嘱中，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将长子生存的压力，转化为次子生命的全部重量。

这种爱的异化过程如此隐蔽，以至于当顾宏试图报考艺术院校时，母亲那声“妈没办法啊”的哭诉里，依然饱含着真诚的痛苦。

然而顾父顾母并非天性冷酷之人。

他们倾尽家财为长子求医，也从未在物质上亏待小儿子。

问题在于，他们将两个儿子都工具化了。

原身是需要被照顾的“残缺品”，顾宏则是专门生产的“修补工具”。

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小儿子的精神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支持系统的全面缺失形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二重压迫。

在顾宏的成长过程中，外部环境不断强化着家庭的错误认知。

学校老师表扬他“懂事”。

亲戚称赞他“孝顺”。

邻居议论“顾家幸亏有个争气的小儿子”。

就连顾母突发脑溢血住院，病床边，亲戚们都轮番上阵：“你妈这是操心你哥急出来的病。”、“你要是出国？你哥发病时谁送医院？”。

这些评价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顾宏牢牢固定在“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上。

当他试图挣脱时，“自私”“忘本”等道德指责便接踵而至，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牢笼。

更残酷的是，这些舆论压力往往只针对顾宏这样的“健全者”，而对真正的残障者原身，人们反而报以宽容的沉默。

这种选择性施压暴露出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功利算计。

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位同样致命。

在一些发达国家，像原身这样的残障人士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托养服务和补助金生活，但在顾家所处的环境中，残障津贴尚不足以支付基本药物，社区帮扶停留在节日慰问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