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我回来了 第1041章 ：良心和责任

2011年的7月格外的闷热，华夏经济学年会夏季研讨会在北戴河的一家疗养院召开，来参会的都是经济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

尤其是黄小川，他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了这场研讨会的主要人物。

学术界的一些人提到他，心情总是有些复杂，嫉妒他的人说他不务正业，认同他的人则认为他有着超越常人的眼光。

但不可否认，自从黄小川获得克拉克奖之后，国内再无第二人获此奖项，而且黄小川不仅仅是理论扎实，而且其掌控的产业规模也令人咂舌，这说明他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也就是理论结合实际，他可以称得上是典范，无人能及。

所以他的话在学界还是很有分量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他参加的学术会议，那肯定不能称之为重要会议。

此刻的黄小川如以往一样，坐在台上参与讨论。

主持人正在引导着一个话题，那就是全球经济格局与华夏目前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一开始黄小川只是安静地听着，今天他并没有发言的想法，只是带着耳朵来听听别人的高见。

怎料主持人却突然问他：“黄教授，您去年在达沃斯论坛上见了克鲁格曼吧？他在2008年那个关于华夏经济十五年论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这话一出，会议厅内顿时安静了下来，众人将目光都聚集到了黄小川的身上。

黄小川笑了笑问道：“他的哪个观点？”

主持人说道：“就是他那个十五年论，他说华夏是在用低价商品冲击全球市场，等将来大部分国家反应过来之后，可能会进行抵制，那时候就会影响到华夏的经济，他也给出了解决方法，那就是产业转型升级，不过他提到，转型升级之前要让老百姓都富起来才行。”

看这样子，不说几句还真就不行了，黄小川就接过了话筒，打算简单说几句。

“我08年的时候确实看到过克鲁格曼的这个观点，而且他还在很多场合说过，所以今年春天的时候，在达沃斯我也跟他聊了这个问题。”

说到这里，他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然后继续说道：“克鲁格曼这个人嘴毒，但他的这个观点我基本同意。”

这时有人举手问道：“黄教授，你说的这个基本是什么意思？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黄小川摇摇头：“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做了点补充。”

他索性站了起来，双手支撑在讲台上。

“克鲁格曼说，一旦大多数国家意识到了廉价商品对本国的冲击就会开始抵制，这个判断，我认为是对的，但我认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来得更早，或许用不了十五年。

众所周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美国打算踢开世贸重新搞一个贸易组织，他们正在这么做，欧洲的贸易调查越来越多，我们的东南亚邻居也在搞自己的产业保护，这些都是信号，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是知道的。”

会议厅内有很多人在点头。

“所以产业必须要升级。”黄小川抬高了音量，“因为我们知道，固步自封，不求进取那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

“怎么做的方法，克鲁格曼也已经说了，那就是要让全民都富起来。”

他俯视着台下：“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的增长模式是生产驱动，我们那个时候是先要活下去，所以要压低要素成本，扩大产能，用低价抢占市场，但现在我们要转向消费驱动，那就得让老百姓变成拿大头的，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因为这是将利益格局进行重塑。”

但黄小川此刻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有这个底气，因为他掌控的企业就是在践行这件事，让普通人拿到有尊严的收入。

所以他大部分的企业利润都分配给了职员和工人，他在国外金融市场上赚到的钱，有相当一部分被他拿回来补贴给了那些正在扩张之中但还没有盈利的企业。

这时，台下又有人问道：“黄教授，您觉得我们能够转过型来吗？”

黄小川沉默了几秒，随后他坚定地说道：“能，但是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他环顾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语气分外的平静：“在座的各位都是经济学界的翘楚，知道什么叫路径依赖。一条路走习惯了，除非撞上南墙，要不然是不会回头或者换个方向的，克鲁格曼说的那个抵制，说不定就是那堵南墙。”

他笑了笑，又把话题绕回了十几年前：“说起来，我辞去教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觉着在学校里面待久了，很多讨论的问题都太抽象了，钱、收入、消费，这些词语说起了来的时候轻描淡写，但真正缺过钱的人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是幸运的，自从我记事起，这日子就开始一点点地好起来了，等我上了初中高中大学时，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了，但回头看看，这才过去了多少年？

有很多人，刚刚过了几天好日子，就开始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就想着不思进取了，这可不可笑？

我黄某人不才，我只能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做法，或许将来会有人说我是错的，但我坚信，我是对的，社会财富本身就是社会的。”

黄小川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

这时黄小川又坐回到了他的座位上：“所以回到克鲁格曼的那个观点，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我要加一条，产业升级是方向，提振内需是关键，内需需要的是让老百姓都富起来，老百姓富裕了，手里有了钱，自然就会消费。”

说完后，黄小川停顿了一下，随即用恳切的态度跟在场的所有人说道：“这件事，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经济学家的事，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良心和责任。”

在场的人，有人点头，有人讨论，一时间会议厅内的声音压过了室外的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