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血肉熔炉 第56章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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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就像一盆冰水，当头浇下。将总裁那点刚刚冒出头的火热浇得那是一个透心凉，心飞扬。

他所有的执念，所有的盼头，此时都已化作无尽的羞愤之火。

他所倚重的将领，他被寄予厚望的精锐部队，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全力一击下，暴露出的不仅仅是装备和训练的落后，更是战斗意志的涣散和指挥系统的低效。

国府军溃败的速度和规模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国际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国内也是民心震荡，原本就复杂的内部局势更添几分变数。

这不仅仅是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一次失败，更是总裁在政治和声望上的一次重大挫折。

在极度的愤怒和沮丧当中，总裁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西南边境之外，缅北战场之上。想想驻印军的节节胜利，再看看国内这眼前的一片血红、节节败退的态势。

“顾家生……振国！我的好学生。”

这个名字在此刻却猛然浮上总裁的心头，并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

对比之下，同样是面对日军的精锐师团，甚至在更为恶劣的缅甸丛林环境和远离后方的情况下，顾家生为什么就能带领驻印军连战连捷，一路从胡康河谷打到孟拱河谷，如今最新消息更是分兵两路，直指密支那和孟拱重镇，那叫一个秋风扫落叶之势，打的日军抱头鼠窜。

再看看国内的汤恩博之流，他几乎是要把牙齿都咬碎，这人比人气死人，货比货得扔。

“同样都是带兵打仗，同样都是打日本人！我的振国在缅甸，就能反攻，一路步步为营，敢打敢拼，驻印军的战绩，就连美丽国人都要竖起大拇指，说一声gOOd！可我们这边呢？兵多将广，却打成这副鬼样子！百万大军啊……一朝丧，颜面尽失！”

这番对比，让总裁心头的邪火烧得更旺。在愤怒的灼烧下，一种选择性遗忘的思维惯性开始主宰他的判断。

这是他性格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越是焦虑，便越是如此。他刻意忽略了（或者说，在暴怒的情绪下根本不愿去细想）那残酷的对比背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物质鸿沟。

驻印军从头到脚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和几乎是无限的弹药供应和绝对优势的空中支援以及后勤保障体系。

而国内的百万大军呢？虽然番号虽多，但实则兵员疲敝、装备混杂、补给艰难，驼峰航线运来的那点物资，分摊到全国的广袤的战线上，不过是杯水车薪。

更别提盘根错节的派系掣肘和日益衰竭的民力。总裁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的归结于人的问题上面，归结于前线将领的无能、士兵的怯懦，归结于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的不尽心。

“不是装备，不是补给，是心气！是精神问题！是将领没有振国那样敢扛事、能扛事的问题！”

总裁在心里对自己不断强调着，仿佛这样就能让对比变得公平一些，让失败显得更不可原谅，这也更便于找到责任人。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想法，让他对缅北的胜利更加渴求，也更加依赖了。

那似乎证明了，只要将领指挥得力，士兵不怕死，胜利就是有可能的。而这个“可能”此刻对他至关重要。

这股烧出来的，带着偏见的清醒，让总裁感到一丝急迫。国内战场的溃败已成定局，这就急需止损和遮羞。而缅北的胜利，此刻不再仅仅是战略上的需要，更是政治和宣传上的一根救命稻草，一抹黯淡局势中唯一可能抓取、并用以证明“我方仍能战”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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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强压住翻腾的怨愤与选择性认知的情绪，眼神变的更加冰冷，他转头对军令部次长下令。

“立刻以我的名义，给驻印军司令部发电。不要那讲些虚话，就问振国：

密支那、孟拱，究竟何时能克？告诉他们，国内局势艰难，“党果”上下，都在等着缅北的捷报！要求振国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务必速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以振军心，以安民心！他们损失多少我就给他们补充多少，而且兵员更好。”

“是！委座！”

军令部次长连忙记录好总裁的命令，然后迅速躬身退出了办公室，总裁的书房之内很快又重归于寂静，只剩下满地的玻璃碎片。

窗外，山城依旧繁华，而总裁的内心，却在怒火的余烬与对遥远缅北那不确定捷报的急切渴望中，反复煎熬着。

驻印军在缅北的节节胜利，与国内战场的一溃千里，形成了这个夏天最刺眼的对比。

豫湘桂战役的灾难性后果远超预期。衡阳在血战之后终于陷落，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日军铁蹄沿着湘桂线深入，其前锋一度突入贵州，震动独山，硝烟仿佛已能飘到陪都重庆的上空。

西南大后方更是一片惊惶，难民如潮，物价飞飙，悲观与失望的情绪在街头巷尾弥漫着。

国际社会更是对重庆政府的战争能力和生存前景，投下了更多怀疑的目光。

军事上的惨败，彻底暴露并加剧了国府自身深重的危机。

兵员，成了最尖锐的问题之一。长期的消耗战、低效乃至**的征兵体系（“抓壮丁”的恶名早已深入人心）、巨大的战斗与非战斗减员，使得各部队普遍缺额严重，番号虽多，实兵却不足。

补充上来的新兵，往往面黄肌瘦，明显的营养不良，而且缺乏基本训练，文化程度极低。

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美式武器，从火炮到无线电，从车辆到工兵器械。他们都茫然无措，怎么都教不会，难以有效的操作，更别提发挥出美械装备的应有威力了。

部队战斗意志的涣散，与兵员素质的低下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前线将领如陈程等人，在痛感于装备与人员脱节之苦果后，开始不断上书总裁，痛陈利害。

他们指出，若要重建精锐，扭转国内战场的颓势，就必须改变兵源结构。建议仿效西方经验，征召有知识、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从军，以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快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充任技术兵种、炮兵、装甲兵、通信兵以及部队的初级军官和士官，从而带动整体部队素质的提升，重振士气。

几乎在同一时间，来自缅北和滇西的要求也汇入了重庆的决策层。

史迪威将军及其麾下的美军联络官们，也不止一次地向重庆方面强调：驻印军及正在滇西反攻的华夏远征军，其战斗力的维系和提升，也极度依赖能够有效运用美式装备、理解协同战术的骨干兵员。至少具备中学甚至大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才是操作火炮、坦克、无线电、工程设备，以及担任基层指挥、后勤管理的不二之选。

没有这些“优质的大脑和双手”，再好的武器装备也是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