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火红年代的县委书记 第 618章 赵刚

第618章赵刚(第1/2页)

我看，这种过于激进、否定一切谈判可能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骄兵’，骄于我们暂时的阵地防御成果，而轻视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

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不少人面露忧色。这番批判，确实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战略路线问题。

而对面一位气质更显沉稳的中年人，总参二部政委赵刚则开口反驳。

他的声音平和稳重，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我理解渴望和平的心情，我们都希望战士们早日归来。

但将保持高度警惕、准备敌人撕毁协议的行为，指斥为‘左’倾冒险，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他看向那位负责同志：“您提到统一战线，提到利用矛盾。

请问，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污蔑为‘好战’而放松警惕，导致前线将士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血流成河，我们还能团结谁？

我们还配谈什么战略主动？

那时，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阵地，更是人心和国际信誉。”

“回顾一下抗战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在穷途末路时，也曾玩弄过‘和谈’阴谋，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为他们调动兵力争取时间。”

他拿起报告，翻到相关章节：“美帝国主义者，比起当年的日本，其战略欺骗性更强，手段也更加狡猾。

他们此刻提出和谈，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规模更大的进攻，或者是在全球战略上遇到了其他麻烦，需要在这里暂时稳住局面。

这就是一种战略欺骗和战术调整。

如果我们因为和谈而松懈了备战，一旦敌人准备好了，重新发起猛攻，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会付出何等惨重的代价？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利用’的矛盾，所要‘争取’的和平诚意吗？

陈朝阳同志的判断，或许用语尖锐，但他指出的方向，是基于冷酷的现实和对敌人本质的深刻洞察。

在敌我生死较量中，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也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

他最后沉声道：“政治斗争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以牺牲军事安全为代价。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善良，去揣度帝国主义者的本性。

否则，那就如朝阳同志所言，是宋襄公之仁，是拿国家和战士的命运去赌博！”

赵刚的话，条分缕析。

这时，另一位负责情报分析的同志补充道：“赵刚同志的分析是有依据的。

我们截获和破译的敌方电文以及空中侦察显示，在我方公布同意谈判意愿后，

敌军在前线的侦察活动、小规模试探性进攻以及后勤物资的囤积速度，并没有明显减弱，

甚至在部分区域还有所加强。

这难道是一个真心实意想要停战的对手，应该有的行为吗？”

先前那位持乐观态度的将领眉头紧锁，反驳道：“这也许是他们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而进行的武力恫吓。

是正常的施压行为嘛，我们不能因为敌人调动兵力，就断定他们毫无诚意。

这会不会导致我们错过真正的和平机会，让战士们白白流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618章赵刚(第2/2页)

“恰恰相反，”一位一直沉默，来自一线的首长猛地一拍桌子，

“正因为不能让战士们白白流血，我们才更不能相信美国鬼子的鬼话。

我在前线看得清楚，他们的飞机照样轰炸我们的运输线，他们的炮兵照样轰击我们的阵地。

谈判？谈判桌下的子弹可是能打死人的。

朝阳的判断没错，这就是烟雾弹，是缓兵之计。

我们必须让部队时刻保持最高警惕，准备打仗，只有我们打得越狠，准备得越充分，谈判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对我们有利的结果。”

会议室内，两种观点激烈交锋，一方基于对和平的渴望与对战场压力的信任，另一方则基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洞察与冷酷的现实情报。

气氛一度有些凝滞。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始终沉默倾听的罗重文。

罗重文抬起眼，他的目光依旧沉稳如磐石，扫过在场每一位同志，最后停留在那位批判陈朝阳的负责同志身上，眼神陡然变得锐利。

“刚才有同志，给陈朝阳同志的报告，扣上了一顶不小的帽子啊，‘左’倾关门主义。”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让“帽子”这两个字在寂静的空气中回荡，那位被盯着的负责同志脸颊肌肉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端起的茶杯终于还是放回了原位。

“这个定性，是错误的！是武断的！”

他一句话便否定了这顶危险的“帽子”，几位原本倾向于和谈乐观论的同志，则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神色变得凝重。

“什么是‘左’倾？”罗重文环视全场，自问自答，“是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是超越阶段的空想和蛮干。

而朝阳同志的报告，通篇立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分析，

立足于第五次战役的血的教训，立足于当前战场敌人增兵囤粮、攻势不减的铁的事实。”

他拿起报告，语气斩钉截铁：“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求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这恰恰是实事求是，

是对前线官兵生命负责，对战争胜利负责。

这跟‘左’倾冒险主义有半点关系吗？没有！”

他目光灼灼地盯住那位提出批评的同志，语气中带着警示：“我们不能因为报告的语言尖锐，揭露本质深刻，就把它当成‘异端’，更不能因为自己内心渴望和平，就把它视为‘杂音’！

在座的不少同志都经历过和蒋伪谈判，那个时候，我们何曾因为谈判桌上握手，就放松过一丝一毫的警惕？

皖南事变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

他提及这个惨痛的教训，让在场所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同志心头都是一震。

“怎么到了更强大、更狡猾的美帝国主义这里，反而要自缚手脚，害怕别人说我们‘好战’了？”

他稍微放缓了语速，但分量更重：“把基于事实的冷静判断污名化为‘极左’，这不是一种认真的讨论态度，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惰性和政治上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