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火红年代的县委书记 第665 章 红薯公社

第665章红薯公社(第1/2页)

我王慕成虽然没有沈老那样的魄力全部捐献，但我愿意积极配合，将‘诚信五金’完整的交由国家评估，绝不留一手、不藏一物。

我只求……只求合营之后，也能像沈老一样，得到一个为国继续效力的机会，得到一个‘红色经营者’的证明，求一个心安，也为子孙后代谋一个清清白白的前程！”

陈朝阳看着王慕诚坦诚而炽热的眼神，脸上终于露出赞许的笑容。

他伸出手，再次用力地握了握王慕诚的手：“王老板，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

欢迎你加入到建设新社会的行列中来，你的要求和沈老一样，合情合理。

我代表汉东省委，欢迎你的加入，具体事宜，明天我会让工业厅的同志主动联系你，我们按照政策，公平核资，量才任用！”

送走激动不已、连连道谢的王慕诚，陈朝阳走到窗前。

窗外，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如同星星点点的希望。

沈怀仁的深明大义，赵金水的投机取巧，钱四海的糖衣炮弹，以及王慕诚的弃暗投明……这形形色色的面孔，构成了这个时代洪流下复杂而真实的缩影。

初冬的苏北平原上，李家庄村头一座新搭起的大棚里，一番热火朝天。

陈朝阳的吉普车停在村口，他一下车，就被那混合着红薯甜香和淀粉发酵微酸的气味包围了。

他只带了秘书李赤水和警卫员，径直走向那喧闹的源头——李家庄红薯生产加工合作社。

合作社的负责人，是支书李生旺和一位叫赵秀英的年轻妇女主任。

听说陈朝阳来了，李生旺立刻搓着满是淀粉渣的手，激动地迎出来。

“陈书记，您咋来了？这天儿冷的……”

“来看看你们的‘金疙瘩’搞得怎么样了。”陈朝阳笑着，目光已经扫进了分成两份区域的作坊里。

一边是几个壮劳力正吭哧吭哧地推动石磨，将洗净的红薯磨成乳白色的生浆，汁水顺着磨槽流入木桶。

妇女们则将磨好的生浆倒入一个个挂着细纱布滤网的大陶缸上进行过滤，一人不断倒入，另一人则摇晃着滤架，让细腻的淀粉乳渗入缸中，而粗糙的薯渣则被留在纱布上。

更多的乡亲们在照料着那些已经完成沉淀的池子。

他们用木瓢将上层的酸浆水舀出，露出缸底厚厚一层洁白光润的湿淀粉。

最后，有人将这湿淀粉块挖出来，切成砖块大小，整齐地码放在苇席上，利用冬日干冷的北风进行自然晾干。

而另一边，还没走近，一股柴火烟火气便扑面而来。

棚子里，热气氤氲，模糊了人影。

几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临时垒砌的土灶上，锅底柴火噼啪作响，锅里白色的浆液“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冒着浓密的白汽。

十几个乡亲正在忙碌。

灶台边，一个被火光映红了脸的老把式，手里攥着一根长长的木棍，不停地在锅里搅拌，防止沉淀糊底。

另一边，几个妇女手脚麻利地将沉淀、沥水后的湿粉团，通过带孔的漏瓢，拍打成细长的粉丝，流入热水锅中定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665章红薯公社(第2/2页)

还有几人则将煮好、冷却的晶莹粉条，挂在院中架起的一排排竹竿上。

这正是陈朝阳主政苏北农业后，为苏北地区量身打造的“夏稻冬薯”农业策略的缩影。

去年，苏北治碱工程第一阶段告捷，部分土地初步摆脱了厚重的盐碱壳，但地力依旧贫瘠，远未到能精耕细作的程度。

陈朝阳随即力推“夏稻冬薯”的轮作模式：夏季引水种稻，以水压盐，持续改良土壤；

秋冬则大面积种植耐瘠薄、产量高的红薯，作为过渡时期保障口粮和收入的关键作物。

然而，红薯高产却不耐储存。

解决方案便是眼前这一幕：将红薯转化为耐储存、附加值更高的农副产品淀粉与粉条。

此刻陈朝阳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棉袄，但厚实挺括的棉絮与细密的针脚，在这满是尘土的乡间，已然是顶体面的装束。

他随着村支书一行人，弯腰走进这间因人多而显得热气蒸腾的棚子时，他身上这身蓝色，已然昭示着他与众不同的身份与来历。

棚内忙碌的乡亲们，大多穿着补丁摞补丁、颜色褪败的旧棉袄，两相对比之下，他这身“官衣”便显得格外扎眼，也格外厚重。

他没有惊动忙碌的乡亲，而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观察，脸上带着审视和思考的神情。

“陈书记，您看，这就是我们李家庄搞起来的红薯粉条加工合作社。”村支书李生旺兴奋地介绍，脸上洋溢着自豪，

“咱这地儿，土质差，种粮食产量低，就这种红薯还行。

往年种的不多，今年执行了陈书记您“夏稻冬薯”的政策。

现在好了，集中起来加工成粉条，能卖到县里、市里，乡亲们年底能多分不少钱哩！”

陈朝阳点了点头，走到一口大锅前，看着锅里翻滚的浆液，开口询问：“生旺同志，这加工剩下的红薯渣，怎么处理？”

李生旺脸上的兴奋淡了些，指了指棚子角落堆成小山、颜色暗沉的湿红薯渣：

“这东西，人不能吃，直接喂猪羊，牲口也不爱吃，吃了还容易胀气。

眼下只能先堆着，看看能不能沤肥，或者……实在不行，就只能扔掉了。”

陈朝阳蹲下身，抓起一把湿漉漉的红薯渣，在手里捻了捻，眉头微蹙。

扔掉这是巨大的浪费，也是制约这个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瓶颈。

“好，这流程清楚，分工也明确。”

陈朝阳点头，随即问道：“生旺同志，秀英同志，给我算算账。咱们社里今年收了多少红薯？出粉率多少？成本几何？卖了粉条，刨去成本，社员们能分多少？”

很快陈朝阳被请进了合作社的“办公室”一个土坯房，原村委的办公室。

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

会计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先生，拿出了一本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