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章朱达隐患(第1/2页)
朱达路位于海上交通要冲,这里的夷人原本就善于经商,是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商业势力。相比之下,牂牁族头脑相对简单,对于经商一窍不通,虽有税负优势,却竞争不过夷人。
加上各郡的边界管控稀松,夷人可以私下搞跨郡贸易,这笔钱牂牁族也赚不到,牂牁族来到朱达路以后,在工商业上基本没有赚到什么钱。
有些夷人看出了政策的漏洞,找到牂牁人去办营业执照,然后将自己的产业挂靠在牂牁人的名下,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赋税,夷人再拿出一些利润分给挂名的牂牁人。
如此一来,牂牁人什么也不用做,只是挂个名就可以坐收好处,就更没人去搞实业,积极参与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活动。这些被挂靠的夷人商业,已经远远超出了华襄两族的居住范围,遍布城乡各地,对其他夷人的工商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那些没有挂靠牂牁人的夷族商人,由于税负重一些,肯定竞争不过玩挂靠的夷人,搞得后面生意做不下去。由于搞挂靠的夷人越来越多,内部同质化竞争也越来越严重,赚钱也不像开始那般容易。
最后这些夷人发现,绕了一圈,牂牁人什么也不用干就可以白得好处,夷人明显处于被剥夺的境地,心中普遍存在不满。
牂牁人经商不行,但是很看重土地资产,热衷于搞土地当地主。这些牂牁人并不富裕,拿不出大量的资金购买土地,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的统治民族,就要享受特权,经常以低价向夷人购买土地。
牂牁人给的土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自然会产生买卖纠纷,一旦闹到官府,基层解决土地纠纷的都是牂牁人,自然向着自己的族人。经过一番折腾下来,胳膊拗不过大腿,很多夷人被迫低价卖掉自己的而土地,因为如果坚持不卖,可能就会被强占,一分也得不到。
这些夷人之所以愿意卖掉土地,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着能够进入城市安置,享受一些就业照顾政策。但是,由于整个朱达路经济发展并不太好,引进的少量华人企业,提供的就业数量不多,连牂牁人都不够分。
搞到最后,连扫大街的工作也被牂牁人要走,根本轮不到夷人。这些夷人进城之后,找不到工作,又没了土地,成为城市的贫民,心中又开始怨恨牂牁人低价强买自己的土地。
牂牁人的信仰也很独特,他们既不信佛,也不信道,而是信奉巫教,巫教内部又分为巫鬼、巫神、巫蛊等分支,牂牁族群根据地域不同,信仰不同的巫教分支。
但凡是宗教人员,自然是喜欢宣扬维护自己的宗教,牂牁族的巫教人员,在宣扬自己宗教的同时,自然就会反对别的宗教。佛道两教是华人信仰的宗教,他们自然不敢反对,否则就是引火烧身。
有些巫教的宗教人员瞄准了当地的婆罗门教,开始跟他们杠上了,觉得可以通过打压婆罗门教,提高巫教的地位,甚至想让夷人也信仰巫教。
有个巫神教的神汉,从婆罗门教的教义中找到破绽,加入一番解读,形成了另外一套说辞,在牂牁人中口口相传,最后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在婆罗门的教义中,远古梵天造人,头部造出婆罗门,手臂造出刹帝利,身体造出吠舍,腿部造出首陀罗。相应地,信仰婆罗门教的信众就被分为四个等级,自然是婆罗门地位最高,首陀罗地位最低。
没想到巫神教的那个神汉信息灵通,从汉人官员那里知道了朝廷关于世界人群的划分,经过包装,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远古大神确实用身体造出了四种人,分别是华人、襄人、夷人、蛮人,而不是婆罗门教所谓的四类人,所有的朱达路夷人只有一个等级,那就是第三等的夷人。
这个神汉其实就是想借助华人的实力,提高牂牁族和巫神教的地位,在各方面都要盖过夷人一头。这种解释,婆罗门教肯定不认,他们搞了上千年的教义,怎么愿意被巫神教轻易否定。
巫鬼和巫蛊两个分支也觉得这个解释对他们有利,先后站到巫神教这边,最后演变成了巫教与婆罗门教的对立。王之孝等人听说了这个解释,刚开始觉得好笑,后面觉得对华人也有利,就佯装不知。
华襄两族的官员、公职人员自然是支持巫神教的说法,这可把婆罗门教的神职人员气坏了,开始是鼓动夷人反对巫教,后面逐渐由宗教之争转变为民族之争,牂牁族与朱达路夷人越来越不对付。
各种矛盾都是由小到大,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壮大,发现的越早,解决的难度越小。可是王之孝等人却没有这个意识,觉得几个国家都消灭了,华襄武装已经稳固地控制了朱达路,不怕夷人能闹出什么幺蛾子。
韦处厚能够从文官队伍中脱颖而出,自然是有其过人之处,有思想、有能力,故而被李纯发现,提为瞿印路总督。
韦处厚带人乘船首先到达索木哈特,与宋朝隐寒暄了一阵。由于宋朝隐所在的镇罗军还要参加第三波远征,所以就仍驻扎在索木哈特没动,等待朝廷后续的安排。
宋朝隐也清楚,自己资历不够,要想再进一步,必须像张广孝、王之孝那样,再打一仗,索性就放平心态,补充部队缺额,加强训练,准备在第三波征战中大显身手。
朝廷给瞿印路的四界定为:东到亚穆纳河与恒河汇合处,北到吐蕃高原,南到讷尔默达河,西到苏莱曼山脉,首府则定在巴尼伯德(德里附近)以东的小城锡亚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84章朱达隐患(第2/2页)
既如此,韦处厚就带着人向内陆进发,宋朝隐还专门派出一营人员,护送韦处厚等人到达巴尼伯德。韦处厚到了巴尼伯德以后,觉得这里作为以前拉其普特的都城,基础还不错,就暂时将瞿印路的总督府安顿在这里。
韦处厚还专门带人到锡亚纳看了一番,发现就是一个很小的城镇,连国内的一个县城都不如,怎么也没想到会把首府设在这里。
韦处厚仔细想了一番,这才理解了李纯的意图,瞿印路位于西天竺,降水量比东天竺少很多,中心位置有个拉贾斯坦沙漠,首府设在哪里都不合适。
巴尼伯德靠近整个路的中心,倒是适合作为首府,但是朝廷要求路的首府以华襄两族为主,全部要远离夷人大城市重建。锡亚纳在恒河西岸,水量相对充足,周围都是肥沃的平原,粮食供应没有问题,以后建成之后,确实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巴尼伯德作为哈纳郡的郡城,暂时也作为瞿印路的驻地,韦处厚决定立即命人在锡亚纳大规模筑城,待新城筑好了,总督府就全面搬过去,将巴尼伯德还给拉普郡。
韦处厚觉得新首府应该有个好名字,锡亚纳位于恒河西岸,干脆就叫做恒纳府,然后就让布政使金明仁征集民工,主持恒纳府的筑城事宜。
除了恒纳府之外,韦处厚也将全路的各个郡重新整合设置,共设置15个郡。
在印度河下游设置信德郡,以拉奇城(今卡拉奇)为郡城。
在印度河中游设置曼苏郡,以科德吉(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为郡城,将科德吉改为科德城。
在木尔坦周边设置遮普郡,郡城设在木尔坦,将木尔坦改为木坦城。
在印度河上游的东部设置沙亚郡,郡城设在拉合尔,将拉合尔改为拉合城。
在印度河上游的西部的犍陀罗一带设置犍罗郡,郡城设在勒尼亚尔(今拉瓦尔品第附近),将勒尼亚尔改为勒尼城。
在瞿折罗西南海岸设置古吉郡,郡城设在索木纳特(今古吉拉特邦南部海岸),改索木纳特为索木城。
在瞿折罗内陆地区设置折罗郡,郡城设在阿穆达巴(今古吉拉特邦中东部),改阿穆达巴为穆达城。
在拉其普特西部设置拉普郡,将郡城设在伯尔纳拉(今印度旁遮普邦中部),将伯尔纳拉改为伯纳城。
在拉其普特东部设置哈纳郡,将郡城设在巴尼伯德(今新德里以北),将巴尼伯德改为巴尼城。
在拉其普特南部设置拉贾郡,据城设在斋浦尔(今拉贾斯坦北部),将斋浦尔改为斋浦城。
在巴马拉西部设置巴马郡,郡城设在加斯根杰(今北方邦西部),将加斯根杰改为加斯城。
在巴马拉东部设置卡瑙郡,郡城设在曲女城(今北方邦中部)。
在拘罗萨东部设置拘罗郡,郡城设在毗底沙(今中央邦中部),将毗底沙改为毗底城。
在拘罗萨西北部和拉贾斯坦南部一带,设置印多郡,郡城设在焦拉城(今中央邦西部)。
在拘罗萨东北在拘罗萨西北部和拉其普特南部一带,设置廖坎郡,郡城设在班达城(今北方邦南部)。
设置完各郡以后,韦处厚在巴尼伯德开始考虑自己以后施政的重点方向,感觉有把握了,再开始大规模的推进。
在宗教改革方面,韦处厚认为,不能简单的搞成推行佛道两教,佛道两教在国内发展多年,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旦恶行膨胀也会产生负面作用。
瞿印路的夷人分别信仰好几种宗教,主要有大食教、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锡克教,还有其他几个小的宗教。这些宗教相互牵制,反而有利于官府的管控,一旦形成一教独大反而不好制约。
韦处厚觉得,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让百姓服从朝廷和地方的管理,如果夷人百姓能够服从官府的治理,何必纠结他们信仰什么宗教。
因此,韦处厚决定将宗教改革的重点定为去分裂化,就是各个宗教只要不反对官府,不鼓动百姓闹事,官府就不会干涉百姓的信仰,一旦有哪个教派有煽动百姓叛乱的教义或行为,官府就坚决打击取缔。
韦处厚又让民政厅的人员排查一番,发现辖区内的几个宗教教义里,都没有鼓动百姓叛乱独立的内容,但是会有一些神职人员曲解里面的内容,鼓动百姓闹事。
韦处厚决定将宗教改革的重点定在查人、控人上,就是不干涉夷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对重要的神职人员进行排查、跟踪、管控,一旦发现有鼓动分裂的神职人员,官府就果断出手,将其羁押、开除神职,这样宗教改革就只针对极少数人,遇到的阻力就很小。
在经济上,韦处厚发现瞿印路的资源不多,但是其南部地区光照充足,特别适合棉花生长。当前国内的棉纺织业发展的很快,缺乏大量的优质棉花。而且瞿印路南部地区临海,棉花可以汇集到各个港口,用船运到国内,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
从吐蕃高原流出很多河流,他们分别汇聚到印度河、恒河流入大海,而瞿印路中部的大片沙漠却处于缺水状态,如果修建一两条大型的引水渠,就可以灌溉很多土地,将沙漠变成良田,可以种出更多棉花换钱。
另外,分配到瞿印路的新罗族群,虽然作战能力一般,但是相对比较顺从,也善于经商务农,可以很好的帮助瞿印路发展经济,要大规模的招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