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伦新梁山 110章：新报直言震朝野 太子监国罢奸佞

110章：新报直言震朝野太子监国罢奸佞(第1/2页)

最新一期的《梁山新报》，如同一块被烧得滚烫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大宋王朝那本就千疮百孔的肌体之上。

这一期的头版，并非往常的战报或政令，而是一篇措辞犀利、笔锋如刀的“社论”。这篇名为《问大宋天下何以至此？——析内忧外患与梁山之义》的长文，如同一位冷眼旁观的史官，毫不留情地撕开了东京汴梁那层繁华锦绣的遮羞布。

文章开篇便直指当下时局之危殆：“今之大宋，内有饿殍遍野，民怨沸腾；外有强虏环伺，边关不宁。然庙堂之上，衮衮诸公，所虑者何？所行者何？”

随即，文章条分缕析，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九五之尊的徽宗皇帝：

“一曰穷奢极欲，费钱扰民。花石纲一役，耗天下之财，竭万民之力，只为一人之奇趣，致使东南膏腴之地，破家者十之五六，此非亡国之兆乎？”

“二曰任人唯亲，忠奸不分。泼皮无赖如高俅者，因蹴鞠之戏竟居殿帅之职，执掌天下兵马；蔡京之流，结党营私，把持朝政，阻塞贤路。亲小人，远贤臣，此非取祸之道乎？”

“三曰荒淫无道，罔顾廉耻。身为一国之君，不思励精图治，反与娼妓之流私会于青楼密室，置皇家体统于何地？置天下臣民之望于何地？”

“四曰不理朝政，玩物丧志。终日沉溺于书画金石、奇花异草，将国事委于奸佞，边备松弛，武备不修，此非自毁长城乎？”

笔锋一转，文章又为梁山正名：“反观我梁山，本皆安分守己之民，或受贪官污吏逼迫，或遭豪强恶霸欺凌，求告无门，伸冤无路，方聚义于此八百里水泊，只为求一活路！我等占据州县，非为割据，实为安民；我等开坊建学，非为惑众，实为兴利。山寨上下，自给自足，不抢不扰，与民秋毫无犯，何罪之有？”

紧接着，文章痛斥朝廷无端征剿：“然朝廷视我等如寇仇，屡次发兵，必欲除之而后快。童贯率十万边军精锐，不远千里，劳师远征，结果如何？济州城下，火炮一响，先锋尽殁；郓城道中，骑射如雨，偏师覆亡！损兵折将，徒费朝廷钱粮，此非庸帅误国乎？”

最后，文章发出了最振聋发聩的质问，直指问题的核心与可怕的后果：“尤为可虑者，童贯为征剿我梁山，竟抽调西北边军精锐，致使边防空虚！倘若此时北虏（暗指崛起之金国）南下，以如今边备之松弛，岂非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社稷倾覆，只在旦夕之间！更可悲者，我汉家儿郎，边军健儿，未能战死于保境安民之沙场，却枉死于国内自相残杀之内耗！此等精锐，消耗一分，则国势弱一分，岂不令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

这篇社论，如同一篇战斗檄文，又似一道清醒的警钟。它没有谩骂，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将大宋面临的深层危机与梁山被迫反抗的无奈，剖析得淋漓尽致。它说出了许多朝臣、士子乃至百姓积压心底已久却不敢宣之于口的真话！

当这份报纸被通过各种渠道，在汴梁城内大量散发后，顿时引发了轩然大波。

茶楼酒肆、书院学舍，士子们聚在一起，激动地传阅、议论。

“痛快！真是痛快！此言可谓一语中的，道尽了我等心中块垒！”

“花石纲之害，有目共睹！高俅蔡京之奸，路人皆知！只是无人敢如此直陈御前耳！”

“抽调边军，自毁长城，童贯该杀！朝廷……朝廷真是昏了头了！”

“这梁山……看来并非寻常草寇，其见识，远超朝中诸多尸位素餐之辈！”

舆论在沉默中爆发了。很快，以国子监太学生陈东为首的一批热血士子，联名上书，言辞恳切而又激烈，要求徽宗皇帝“顺应天理民心，惩治蔡京、高俅等奸佞，下罪己诏，反省朝政失宜，重振朝纲，巩固边防，并停止对梁山无谓的征剿，以免亲者痛，仇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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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童贯兵败济州、损兵折将的确切消息，也通过其他渠道传回了东京。败绩得到证实，与《梁山新报》的描述相互印证，更是将朝廷和徽宗皇帝推向了风口浪尖。

垂拱殿内，徽宗赵佶看着案头堆积的、要求惩治童贯、蔡京、高俅以及招安梁山的奏章，再听着内侍汇报市井间流传的关于他昏庸无道的议论，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顶门，眼前阵阵发黑。他一生顺遂，何曾受过如此公开的指责和逼迫？

“反了！都反了！”徽宗气得浑身发抖，将手中的一份奏章狠狠摔在地上，“查！给朕严查！所有传阅、议论此逆报者，一律抓起来！《梁山新报》，乃大逆不道之物，全部给朕收缴焚毁！禁止任何人再传阅议论！”

然而，高压的禁令，如同企图用手堵住决堤的洪水，非但无法平息舆论，反而更加激起了士林和朝中部分正直官员的不满。私下里的议论更加激烈，甚至一些原本中立或胆小怕事的官员，也开始觉得皇帝此举，实在是昏聩不明，掩耳盗铃。

朝会上，要求追究童贯败军之责、严办蔡京高俅误国之罪、以及招安梁山以稳定内部、应对北方潜在威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李纲、宗泽等人更是直言不讳，指出当前最大的危机并非梁山，而是朝政**与边防空虚，当务之急是整顿内政，巩固边防，对梁山应以招抚为主。

徽宗被群臣的“逼宫”和宫外的舆论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既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又无法有效反驳臣子的谏言，更舍不得处置蔡京、高俅这些善于逢迎的“自己人”。在极度的焦虑、愤怒和憋屈之下，他终于支撑不住，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喉头一甜，竟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当场晕厥在龙椅之上！

“陛下！”

“快传御医！”

金殿之上，顿时乱作一团。

皇帝突发重病，无法理政。经太后与重臣紧急商议，只得令太子赵桓监国，代理朝政。

太子赵桓，虽性格不算刚毅，但与其父相比，较为务实，也对蔡京、高俅等人的所作所为早有不满。他监国之后，面对内外交困、舆情汹汹的局面，深知若不拿出果断措施，恐国将不国。

在征得太后同意并咨询了李纲等大臣后，赵桓连续颁布数道监国太子令：

一、罢免太师蔡京、殿帅府太尉高俅一切职务，勒令其闭门思过，听候审查。其党羽，亦多有贬黜。

二、责令童贯即刻停止对梁山的军事行动，率残部撤回原防区，整饬边备，戴罪立功。

三、擢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委其为招抚使，全权负责与梁山泊接洽招安事宜，务求稳妥，平息内患。

这几道命令，如同几剂猛药，暂时稳定了动荡的朝局。蔡京、高俅的倒台，让无数人拍手称快；停止征剿梁山，使得朝廷得以喘息，将精力转向更危险的北方边境；而派遣素有名望、且主张巩固边防的李纲去招安梁山，也显示了新执政者的诚意与策略。

消息传出，汴梁城内的士林舆论为之一缓。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山东，投向了那片八百里水泊，等待着李纲与梁山泊主王伦的会面。一场新的博弈，即将在谈判桌上展开。而病榻上的徽宗皇帝，则只能在昏沉中，无奈地听着外界的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