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功德林头等战犯 第26章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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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的高墙内，早春的寒气仍透过斑驳的砖缝渗入。李宇轩手中拿着一份两天前的《人民日报》。

报纸头版醒目的标题写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国关系进入新纪元”。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些铅字上，思绪却飘向更远的时空。1939年，他在柏林与苏联军事顾问的短暂会面。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私下向他提及战后国际格局的预想。如今，条约已签，世界真的变了。

“景公，今天的报纸。”

刘广志所长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刘所长，请进。”李宇轩放下报纸，整理了一下洗得发白的棉服。

门开了，刘广志端着一杯热茶进来，放在简陋的木桌上：“今天又有几位您的学生想见您，说是想请教些历史问题。”

李宇轩微微颔首。

“今天下午吧。”他简单回答，目光重新落回报纸，“这个条约，你怎么看？”

刘广志迟疑了一下：“加强国防，获得援助，对华夏的建设很重要。”

“是啊，很重要。”李宇轩轻叹一声，“1923年我访问苏联，见过年轻的苏联代表。那时他们刚刚经历革命不过5年，处境艰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刘广志知道这位老人话中有话，但也不便深问。在功德林，李宇轩享有特殊的待遇——不仅可以阅读报纸，还能收到一些经过审查的书籍。他那句“李老学识渊博，可为我们镜鉴”的指示，刘广志始终牢记。

二月的燕京，寒风凛冽。中南海怀仁堂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刚刚结束。粥回到办公室，脱下外套，若有所思。

“王里，李主任那边已经按照您的指示，送去了条约全文和相关资料。”秘书轻声报告。

粥点点头，走到窗前：“景行兄看了有什么反应？”

“据刘所长说，李宇轩仔细阅读后，只说了一句‘棋局已定，落子无悔’。”

粥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给刘所长打个电话，请他在适当时候问问景行兄，对条约第七条关于军事援助的部分有何见解。”粥转身吩咐，“要委婉，不要让他觉得是试探。”

“是。”

与此同时，功德林内，李宇轩正与几位来访的学生交谈。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将领，黄埔六期生，如今已是解放军某兵团参谋长。

“主任，中苏条约签订后，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一位较年轻的将领问道。

李宇轩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你们可知道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

众人面面相觑。

“那个条约，”他继续说，“埋下了二十年后的战争。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苛刻，而是因为它建立在不稳定的平衡上。”他顿了顿，“今天的条约不同。它是弱者与强者的联合，是新政权争取生存空间的必要之举。但你们要记住，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室内一阵沉默。这些曾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拼杀过的共和将领，此刻却像当年在黄埔课堂上一样，认真聆听着这位“主任”的教诲。

“主任的意思是……”兵团参谋长试探地问。

“我的意思是，”李宇轩看向窗外光秃的树枝，“要利用这段时间壮大自己。苏联的援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他们的技术，培养自己的人才。我在访问苏联时，看到他们如何从一战后的一片废墟中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外援，是教育和技术。”李宇轩说着说着慢慢的想到了一些事。

“主任，您在想什么？”一位将领的问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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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想起一些旧事。”李宇轩收回目光，“关于这个条约，我建议你们重点关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转移。这是苏联能够给的最大帮助，也是华夏最需要的。”

来访者们认真记录着。离开时，那位兵团参谋长在门口转身，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主任。”

门重新关上，李宇轩坐回椅子，拿起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几个字：东北、重工业、五年计划、自主。然后又将纸片慢慢撕碎，扔进火炉。

三月的华夏，两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时打响。

一场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陈云领导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正推行着前所未有的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另一场在华东、中南的山林湖泊间，解放军大规模剿匪行动全面展开。

功德林内，李宇轩通过报纸和来访者的讲述，密切关注着这两场“战役”。

“景公，今天陈云主任的报告公布了。”刘广志将一份文件放在桌上，“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全部统一到中央。”

李宇轩接过文件，仔细阅读。作为曾经管理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和第五军系的人物，他深知财政统一对于政权的重要性，也清楚其中的艰难。

“国民党输掉大陆，财经混乱是重要原因之一。”他轻声说道，更像是在自言自语，“1935年法币改革时，我曾向少东家建议建立独立于地方势力的中央银行体系，可惜未被采纳。”

刘广志静静地听着。

“陈云做得对，”李宇轩继续说，“但关键在于执行。华夏这么大，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财经统一不仅仅是政策，更是一场政治斗争。”

刘广志惊讶地看着他：“景公，您怎么知道……”

“还有剿匪，”李宇轩转换话题，“报纸上说进展顺利，但实际呢？”

“这个...”

“不方便说就算了。”李宇轩摆摆手，“但我提醒一点：剿匪不能只靠军事。我在豫章‘围剿’赤军时——抱歉，当时你们叫赤军——吃过这个亏。军事清剿只能暂时压制，要根除匪患，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就业问题，让老百姓有活路。”

这番话让刘广志陷入了沉思。确实，一些剿匪前线反映，单纯的军事行动效果有限，许多土匪是被生计所迫的农民。

“我会将您的建议转达给相关部门。”刘广志郑重地说。

当天下午，又有一批特殊的访客到来——几位准备前往西藏的解放军高级干部。他们听说功德林里关着一位熟悉边疆事务的老将军，特地前来请教。

“进军西藏，筹备工作比军事行动更重要。”李宇轩开门见山地说，“我在抗战期间负责过西南边疆防务，对西藏情况略有了解。关键不是打败藏军——他们战斗力有限——而是如何赢得藏族同胞的支持。”

他详细讲述了西藏的地理、气候、宗教和社会结构，特别强调了尊重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1931年，我曾代表国民政府与藏族土司谈判，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边疆地区，武力只能征服土地，文化才能征服人心。”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我当年的一些记录，也许对你们有用。”

几位干部如获至宝，郑重接过笔记本。

“主任，您为什么……”一位年轻的干部忍不住问，“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

李宇轩沉默片刻，缓缓说道：“因为华夏不能再分裂了。我在德国见过分裂的苦果，在美国见过强大的好处。华夏必须统一，必须强大。至于党派之争……”他顿了顿，“历史自有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