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功德林头等战犯 第7章 踢皮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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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延安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派主任赴渝的决定。当天下午，先生的亲笔复电发往山城。

电文很短：“特先派主任同志前来晋谒。”

收到这份复电时，奇兵正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当侍从室主任陈不累念出电文内容时，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然后，奇兵嗤笑了一声。

“主任来了又如何？”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屑，“没有先生亲至，谈不出什么结果。这是共和在试探我们的底线。”

会议室里坐满了国民党高层。何应亲、陈程、白崇溪等军方将领，戴利、毛人风等情报系统负责人，还有张裙、吴铁成等政界要员。李宇轩坐在奇兵右手边，手里照例夹着一支烟。

“奇兵说得对，”戴利立即附和，“共和这是在玩缓兵之计。派主任来，既显示‘诚意’，又不必让先生涉险。等我们大军部署完毕，他们想谈也没资本谈了。”

但陈不累有不同看法：“共和此举甚为狡猾。先遣副手摸底，既显‘团结诚意’，又能避免主帅陷入被动，倒是老成谋国的做法。我们不可小觑。”

何应亲拍案而起：“什么老成谋国？这是**裸的缓兵之计！主任来了，我们就把谈判拖下去，谈它三个月、五个月！等我们大军在华北、华东部署完毕，再谈‘政令军令统一’，到时候由不得他们不从！”

这位素以强硬著称的将领，脸上满是杀气。抗战期间，他与共和多次摩擦，积怨已深。

会议室里顿时议论纷纷。主战派和主和派，务实派和理想派，各方意见激烈碰撞。只有李宇轩一直沉默着，只是缓慢地抽着烟，烟雾在他脸前聚了又散。

奇兵抬手示意安静。

“主任要来，就让他来。”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来了，我们就好好‘招待’。谈判可以谈，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是我们的底线。”

他看向李宇轩：“景行，接待主任的事，你来负责。你们以前打过交道，比较熟悉。”

李宇轩点点头：“是。”

“另外，”奇兵继续说，“通知各战区，受降接收工作要加快。尤其是平津、沪宁、江城这些要地，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

会议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讨论军事部署、财政安排、国际联络等各项事宜。散会时已是傍晚。

李宇轩没有立即离开。他站在官邸的露台上，看着长江对岸的灯火一盏盏亮起。重庆的夜晚总是来得很快，暮色一降，山城就变成了灯火的海洋。

“景公还没走？”

李宇轩回头，看到张治走了过来。

“文兄不也没走？”

两人并肩站在栏杆前。远处传来轮渡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

“主任到山城，”张治中突然说，“景公打算怎么接待？”

“公事公办。”李宇轩说，“该有的礼节会有，该谈的问题要谈。”

“只是公事公办？”张治看着他，“景公，你我共事多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抗战期间，你在第三战区，对他们算是手下留情了。”

李宇轩没有否认：“都是国人，打日本才是正事。”

“那现在呢？”张治间，“日本投降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李宇轩已经问过自己无数次。他想起那个噩梦，想起梦中两个自己的质问。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部下和学生，想起儿子李念安，想起孙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

“文兄，”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你觉得，这场内战能避免吗？”

张治沉默了很久。江风拂过，带来夏夜的闷热和远处市井的喧闹。

“很难。”他最终说，“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信任基础太薄弱。奇兵要的是绝对统一，先生要的是联合政府。这两个目标，几乎是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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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要试试。”李宇轩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这就是你主张和谈的原因？”

李宇轩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只是主张和谈，是真心希望和谈能成功。打了14年仗，死了几千万人，老百姓太苦了。”

张治叹了口气：“景公，你有这份心是好的。但政治这东西，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奇兵有他的算盘，先生有他的打算。我们这些人，夹在中间，能做的其实很有限。”

“有限也要做。”李宇轩掐灭了烟，“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两人又站了一会儿，直到天色完全黑透。张治离开后，李宇轩仍然站在那里。

他想起了1936年的西安，那时他也是这样站在窗前，思考着国家的未来。那时他以为，国共合作抗战，或许能成为民族新生的契机。但九年过去了，当初的期望正在一点点破灭。

“主任。”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李宇轩回头，看到一个年轻军官站在阴影里。他认出来，这是参谋总部的一个少校，叫郭儒瑰，平时沉默寡言，但业务能力很强。

“有事？”李宇轩问。

郭儒瑰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卑职刚收到一份情报，关于阎锡三部队调动的。第二战区的兵力正在秘密向晋南集结，目标可能是共和的太岳根据地。”

李宇轩眉头一皱：“情报准确吗？”

“应该准确。”郭儒瑰说，“我们在第二战区有内线。另外，还有情报显示，胡中南部也在向陕北方向移动。”

这些消息让李宇轩心中一沉。少东家一边邀请和谈，一边调兵遣将，这几乎是在明牌告诉共和：谈判只是幌子，武力解决才是真实意图。

“我知道了。”他说，“你先回去吧，注意安全。”

郭儒瑰敬了个礼，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主任，有些话卑职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卑职觉得，如果真的打起来，未必能像有些人想的那么顺利。共和在敌后经营八年，根基很深。而且……而且老百姓普遍厌战，如果内战爆发，恐怕会失去民心。”

说完这些话，郭儒瑰迅速离开了，仿佛怕被人看见。

李宇轩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郭儒瑰的话，其实也是他心中的忧虑。但在这个位置上，这些忧虑不能轻易表露。

夜色渐深，山城的灯火在长江两岸绵延不绝。这座城市见证了太多历史——抗战时的坚守，胜利时的狂欢，而现在，它又将见证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谈判。

李宇轩回到办公室，开始起草接待主任的方案。他写得很仔细，从接机安排到住宿安保，从会谈议程到礼仪细节，每一条都反复斟酌。

写到一半，他停下笔，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铁盒。打开，里面是那些泛黄的笔记。他翻到最新的一页，那是他前几天写下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开始重庆谈判。历史节点：如果谈判成功，或许能避免内战。如果失败，四年内战，数百万人伤亡。”

在这行字下面，他加了一句：“尽力而为，但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合上铁盒时，他的目光落在桌上一张照片上。那是去年全家福——他，儿子李念安，儿媳蒋化秀，四岁的孙子李镇国，照片上每个人都笑着，那是战争年代难得的温馨时刻。

如果内战爆发，这样的笑容还能保持多久？李念安此时还在前线，但作为他的儿子，难保不会被卷入。而那些黄埔学生，那些他教过的年轻人，又将有多少人要走上战场，生死未卜？

李宇轩点燃今晚的不知道第几支烟。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梦中那两个自己——年轻的军校生和年轻的平凡自己。这一次，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