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271章 太子监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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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德二十二年初春，洛阳宫城，紫微宫正殿的气氛，与殿外萌动的春意截然不同，沉肃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御座之上，天皇大帝李治的面色在冕旒的阴影下显得愈发苍白，不时压抑的轻咳声，打破了朝议的庄重。他的风疾（高血压及相关心脑血管疾病）之症，近年来愈发沉重，尤其去岁秋冬以来，眩晕、头痛频繁发作，视力也大不如前，已难以坚持长时间处理繁重的政务。御座之侧，天后圣帝、圣母神皇武则天，依旧端坐如仪，凤目含威，扫视着殿中文武，但细心者能察觉，她望向李治时，眼底深处那一抹不易察觉的忧色。

今日大朝，议题过半，李治已显疲惫，以手扶额。侍立在旁的御医悄悄示意近侍宦官。武则天微微颔首，目光转向文官班列前方，那个身着太子衮冕，身姿挺拔，眉目间已脱去稚气、渐显沉稳的年轻储君——太子李弘。

“太子。”武则天的声音在殿中响起，清晰而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儿臣在。”李弘出列，躬身行礼。

“陛下龙体欠安，需静心调养。然国事繁剧，不可一日懈怠。”武则天缓缓道，目光扫过殿中诸臣，“自即日起，着太子监国，于东宫明德殿设政事堂分曹，总揽日常政务。凡百官奏疏，先呈东宫，由太子与东宫属官、北门学士（此处点名北门学士开始正式进入辅政体系）参详处置。事有常例者，太子可径直批答施行；事关重大或疑不能决者，呈送紫微宫，由陛下与朕裁断。每月朔望大朝，太子需将本月政务要略，面奏陛下与朕知晓。”

此言一出，殿中微微一静，旋即响起一片“陛下圣明，天后圣明”的附和声。太子监国，并非罕事，太宗朝、本朝初年皆有先例。但在此刻，在“二圣临朝”体制已然稳固、天后权威如日中天、而天皇健康明显堪忧的背景下，这项任命的意义，远不止于分担政务那么简单。这标志着，帝国的权力核心，开始了有步骤、有规划的代际过渡尝试。太子李弘，这个在父母（尤其是母亲）巨大光环下成长起来的储君，终于要正式走到前台，在万众瞩目下，开始他作为未来帝国掌舵人的初次实质性演练。

“儿臣……遵旨。”李弘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与忐忑，声音沉稳。他知道，这不仅仅是荣誉和权力，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以及无数双审视、期待、乃至挑剔的眼睛。

一、东宫开府，北门辅弼

诏令既下，东宫立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原本主要用于太子读书、起居和举行典仪的东宫，其明德殿被迅速改造为临时的政治中枢。按照规制和李瑾的建议，参照外朝政事堂的架构，设立了简化的分曹：

左春坊（仿门下省），负责奏疏的初审、驳正与封驳，由太子左庶子（通常由德高望重、熟悉典章的老臣或李瑾推荐的稳重官员担任）负责，北门学士刘祎之、元万顷等以太子舍人、司议郎等身份入值，他们文翰出色，熟悉武则天执政以来的新政思路和文书流程，是实际上的核心智囊。

右春坊（仿中书省），负责诏敕的起草、审议，由太子右庶子负责，同样有北门学士参与。

詹事府（仿尚书省六部），综理东宫庶务，并负责将太子的处理意见形成正式文书，转发有司执行。詹事由李瑾亲自兼任一段时日，以确保平稳过渡，其下设丞、主簿等，多选用年轻干练、通晓实务的官员。

此外，还特设“咨议曹”，由李瑾定期召集一些退休的贤能老臣（如刘仁轨等，如身体允许）、学问醇厚的儒者，以及司马承祯这样与朝廷合作良好的宗教界人士，不定期为太子提供咨询，开阔视野。

这个班底，既考虑了与朝廷现行体制的衔接，又注入了李瑾培养的“新政”人才（北门学士），还兼顾了传统力量（老臣、儒者），可谓用心良苦。其核心目标，是在确保政务处理符合“二圣”既定方针和效率的前提下，逐步培养太子的独立理政能力，并为他积累人脉与威信。

每日清晨，天色未明，李弘便已起身，先至父母处问安，然后来到明德殿。案头上，已堆满了从各地、各部送来的奏疏。这些奏疏已经由通事舍人（隶属中书省，负责传递）初步分类：紧急军报、重大灾异、重要人事任免、涉及宗室勋贵、以及御史弹劾五品以上官员等“要务”，用黄绫包裹，需优先处理或直接呈送紫微宫；其余如地方日常政务汇报、一般刑名钱谷、礼仪祥瑞等“常事”，则用青囊，由东宫先行处置。

李弘正襟危坐，开始了一天的“监国”工作。刘祎之、元万顷等人早已等候在侧，随时准备解答疑问、提供背景资料、草拟批答意见。起初，李弘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颇感吃力。许多地方事务的细节、律令条款的应用、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并不熟悉。他习惯于先倾听北门学士们的分析，然后询问：“若依往例，当如何处置？若依新政精神，又当如何？叔父（李瑾）常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需明火候，知权衡’，此事火候当在何处？权衡又在哪边？”

刘祎之等人对太子的勤勉和虚心颇为赞赏，但也察觉到他性格中过于仁厚、有时略显优柔的一面。例如，面对一份关于某州刺史“催科稍急，致民有小扰”的御史弹章，李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刺史亦是为国征税，小民困苦亦需体恤，可否申饬即可，不必深究？”而刘祎之则会指出：“殿下仁心，泽被苍生。然法不可废，纲纪不可弛。刺史催科，固有国法可依，然‘稍急’致‘小扰’，其中界限需明。若确有过当，当按律问责，以儆效尤，否则恐开‘扰民无咎’之渐。可令该道观察使详查，若实有情弊，则按律处分；若御史风闻不实，亦当还刺史清白。是非明，则赏罚公；赏罚公，则政令行。”

李弘听后，往往沉思良久，方采纳其议。他也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李瑾为他整理编纂的《贞观政要补遗》、《永徽以来典章制度辑要》，以及李瑾自己对历代治乱、特别是近期新政得失的点评笔记，试图从中寻找理政的智慧与分寸。

二、初试锋芒，母子异同

数日后，一份来自河南道的奏疏，摆在了李弘案头。内容是关于“三教同风堂”在地方推行中遇到的阻力。某县士绅联名状告当地“同风堂”宣讲生（多为当地落魄书生或还俗僧道）“妄解经义，淆乱乡塾，且借宣讲之名，行敛财之实，乡民多有怨言”，请求朝廷予以裁撤或严加管束。

此事看似不大，却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政策。李弘召来刘祎之、元万顷商议。

元万顷道：“殿下，‘三教同风堂’乃天后与相王为教化百姓、敦厚风俗所设，意义重大。地方偶有执行偏差，或小人借机渔利，亦在所难免。然其大旨不可废。臣意，可责令该道观察使及州刺史严查，若确有不法，惩处为首者，整顿宣讲生队伍，但同风堂仍当保留，并加强督导。”

刘祎之补充：“不仅如此，还需令礼部下文，重申‘同风堂’宣讲之宗旨、规矩，明确其不得干预地方正常讼狱、赋税，不得强行摊派。可考虑从国子监或地方官学，选派品学兼优之生员，定期轮值宣讲，以提升其水准与声誉。”

李弘点头，觉得此议稳妥。他提笔准备批示，但顿了顿，又问：“此事……是否需禀明父皇、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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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祎之道：“依制，此事属‘常事’，殿下可自行裁决。然‘同风堂’涉及天后与相王所倡新政，若殿下觉得需谨慎，呈报紫微宫亦无不可。”

李弘思忖片刻，道：“既如此，便将我等着议之处理方案，附于奏疏之后，呈送父皇母后御览。一则示儿臣不敢专断，二则亦可请父皇母后圣裁，以策万全。”

然而，当这份奏疏和处理意见送到武则天面前时，她的批复却与李弘的谨慎有所不同。她在李弘的意见旁，用朱笔批道：“此等小事，何须犹疑？既知‘同风堂’大旨不可动摇，则当雷厉风行。着该道观察使即行查办，首恶严惩，以儆效尤；同风堂照常推行，宣讲生队伍彻底整顿，选人务必精当。再令御史台、礼部，暗访各地同风堂实情，有阳奉阴违、借机滋事者，无论何人，一并纠劾！弘儿，为君者，当断则断。怀柔虽好，然毒疮不剜，终溃大局。”

批复送回东宫，李弘看到母亲凌厉的笔迹和“当断则断”、“毒疮不剜”等语，心中微凛。他知道母亲说得在理，新政推行，阻力难免，若不果断清除害群之马，恐损及大局。但他心中仍有一丝不忍，觉得母亲的处理是否过于严厉了些？那位或许只是贪图小利的宣讲生，会面临怎样的惩处？那些联名的士绅，是否就全然无私心？

他将这份批复拿给刚好前来东宫巡视的李瑾看。李瑾仔细读后，叹道：“你母后所言，是执政者之虑，快刀斩乱麻，以儆效尤，确保政令畅通。你所思，是仁君之念，体察下情，慎用刑罚，恐伤及无辜。二者并无绝对对错，唯时、势、度不同。”

他指着批复，继续道：“你母后执政多年，深知新政推行之艰，些许瑕疵若不严厉处置，必会蔓延，最终毁掉整个政策。她着眼的是全局的稳固和效率。而你，初理政务，心存仁厚，顾及个体，这是好的。但需明白，为政者，有时不得不为大局而牺牲小仁。此事的关键，不在于处罚是否过严，而在于是否依法依规，是否足以震慑后来者，同时又不过度牵连，引起更大反弹。你母后的批示，明确了严惩首恶、整顿队伍、加强监督，这正是把握了‘度’。至于具体执行中，是流是杖，是罚是革，可由有司按律酌情，这又是留有余地。”

李弘若有所悟：“叔父的意思是，原则须刚，手段可柔；目标须明，方法可活？”

李瑾欣慰点头：“正是此理。你母后定了‘严查整顿、继续推行’的调子，这是原则和目标。具体如何查、如何整，你可叮嘱有司，‘务求其实，慎用重典，重在革弊，不在多伤’。如此，既贯彻了你母后的意图，维护了新政权威，也体现了你的仁恕之心，抚慰了可能的不安。这便是‘调和’与‘落实’的功夫。”

李弘恍然大悟，对李瑾深深一揖：“侄儿受教了。”他立刻按照李瑾的点拨，重新草拟了一份给河南道观察使的详细指令，既强调了彻查整顿的决心，也明确要求“按律酌情，勿得滥及”，并将此指令再次呈报紫微宫备案。这一次，武则天只简单批了个“可”字。

这件小事，是李弘监国初期处理诸多政务的一个缩影。他逐渐发现，许多事情并非简单的对错，而是在各种利益、原则、情势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母亲的风格往往明快果决，甚至略显严苛，善于以强力推动，排除障碍；而他自己，则本能地倾向于周全缓和，力求稳妥。李瑾，则常常扮演那个阐释、调和、补全的角色，帮助他将母亲的决策意图，转化为更具可操作性、也更易为各方接受的实施方案。

三、朝野观望，暗流隐现

太子监国，自然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拥护“二圣”、特别是拥护武则天的朝臣（包括不少因新政获益的官员、北门学士集团、以及薛怀义等新贵），对太子普遍持观望或谨慎支持态度。他们乐见权力平稳过渡，但也有些担心这位以“仁孝”闻名的太子，能否继承和坚持其母的执政风格与改革路线，是否会“改弦更张”。

而那些内心对武则天女性执政、推行新政（特别是涉及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保留，或因各种原因被边缘化的“守旧派”或“失意者”，则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太子李弘的宽厚名声，以及他监国初期处理政务时偶尔流露出的、与其母不同的温和倾向（如对某些弹劾案件处理相对从宽），被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并暗自期待。他们希望太子能成为某种“拨乱反正”的力量，至少，能对天后过于强势的作风和某些“激进”政策有所制衡。一些人在奏疏中，开始有意无意地颂扬太子的“仁德”，隐约批评时政的“严苛”。

李治在病情稍缓时，也会过问太子理政的情况。看到李弘批阅的奏疏，虽稍显稚嫩，但条理清晰，态度审慎，尤其是有李瑾从旁指点，处理得大体妥当，心中颇感安慰。他私下对武则天道：“弘儿仁厚，有守成之主风范。有瑾弟辅佐，朕可稍安心矣。”

武则天则要复杂得多。看到儿子日渐成长，能分担政务，她作为母亲，自然欣慰。但另一方面，她多年来大权独揽（与李治分享，但李治后期多病，实际以她为主），行事果决，早已习惯了乾纲独断。如今看到太子在政务上开始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虽然大多仍遵循她的方针，但那种独立意识的萌芽，以及背后可能隐含的对她某些做法的不完全认同（如对薛怀义的张扬有所微词，对某些政策的执行力度有不同看法），让她在欣慰之余，也隐隐生出一丝难以言喻的失落和警惕。她仍然是帝国的最高主宰，但权力，已经开始不可避免地向下一代流淌。这种流淌，是平稳的交接，还是暗藏着未来的激流？她那双能洞察人心的凤目，在凝视太子批阅的奏章时，时常会陷入沉思。

李瑾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微妙的变化。他深知，母亲对权力的控制欲极强，而太子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必然会有自己的想法。如何确保这权力过渡在“二圣”设定的框架内平稳进行，既让太子得到充分锻炼，树立威信，又不至于过早触动母亲那根敏感的神经，引发不必要的猜忌，这是他作为关键枢纽，必须小心平衡的难题。他更加频繁地出入东宫和紫微宫，一方面细心指导太子，将更复杂的政务案例、更微妙的政治权衡，深入浅出地分析给他听，引导他从更高、更全局的角度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时常向武则天详细汇报太子的进步、遇到的困惑以及处理思路，强调太子对父母的孝顺与尊重，对“二圣”治国方略的拥护与学习，巧妙地将太子一些独立的思考，解释为“精进学业、勇于任事”的表现，淡化可能的“分歧”色彩。

麟德二十二年的春天，就在太子李弘于东宫明德殿内，一份份奏疏、一次次商议、一场场学习中悄然流逝。帝国的日常政务在这位年轻储君的主持下，平稳运转。他或许还不够老练，有时仍会犹豫，但他的勤奋、仁厚和好学，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朝臣的认可。权力的接力棒，在“二圣”的注视和李瑾的呵护下，开始了初次传递。然而，平静的水面下，因这传递而泛起的涟漪，以及潜藏于深处的暗流，也正在悄然酝酿。所有人都明白，太子的监国，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