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325章 弘拉拢瑾子

第325章弘拉拢瑾子(第1/2页)

仪凤五年，初夏。

自那夜父亲严厉训诫后，李琮在东宫的言行愈发谨慎。他恪守“谨守臣子本分，多做实事，少发议论”的告诫，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整理东宫旧档、编纂《东宫文翰辑要》等具体事务中。太子召见讲论经史，他便恭敬应答，引经据典，但绝不涉及当下时政，更不对朝中任何人物、政策做评价。同僚私下议论，他也多是倾听，偶尔就纯粹学术问题发表见解，一旦话题转向敏感方向，便以“位卑不敢妄议”、“才疏学浅”等借口避开。

他像一株柔韧的蒲草，在太子与相王府之间无形的夹缝中，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姿态，不偏不倚，不枝不蔓。这份超出年龄的沉稳与审慎，反而让他在一群或热血、或迂阔的东宫年轻官员中，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有些格格不入。

太子李弘对李琮的态度，也似乎有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起初是例行公事的考察与礼遇，随着时间推移，那份礼遇中，渐渐多了几分真正的欣赏，甚至……一种刻意的亲近与引导。

这日午后，太子在丽正殿偏殿的书斋单独召见李琮。书斋内，三面皆是顶天立地的书橱，陈列着经史子集，更有不少太子平日批阅的奏疏、读书笔记，气氛庄重而静谧。李弘今日未着太子常服，只穿了一身月白色的圆领襕衫，头戴软脚幞头，显得颇为随意，也少了几分储君的威严，多了几分儒雅的书卷气。

“延清来了，坐。”李弘正在临摹一幅前朝名家的山水，见李琮行礼，搁下笔，指了指旁边的锦墩，语气温和。

“谢殿下。”李琮依言坐下，腰背挺直，姿态恭谨。

李弘用湿巾擦了擦手，走到书案后坐下，没有立刻说话，而是拿起一份奏疏的抄本，递了过来。“延清，你看看这个。”

李琮双手接过，快速浏览。这是一份来自河南道某试点州县的奏报，并非正式的官方文书，而像是一封“密奏”或“风闻”，内容直指当地推行新政过程中的种种“弊政”：胥吏借清丈之机，勒索富户，鱼肉乡里；新税“自择”之法，看似便民，实则税吏与地方豪强勾结，将税负转嫁于小民，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更指控当地官员“急功近利”、“邀宠媚上”，不顾民生凋敝，强推新法，以至于“民有菜色，怨声载道”，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民变骚乱”。

奏疏言辞激烈，列举的事例触目惊心，将试点州县的状况描绘得如同人间地狱。结尾处，撰写者痛心疾首，呼吁朝廷“速罢苛政，复行仁恕，以安黎庶之心”。

李琮看得心头微沉。他知道河南道试点阻力重重，问题不少，父亲也为此焦头烂额。但这封奏疏所述，是否全然属实？是否有所夸大？他无法判断。然而，太子将这样一份明显抨击新政的文书给他看，用意何在？

“看完了？”李弘的声音响起，听不出情绪。

“是，殿下。”李琮将奏疏轻轻放回书案，垂首道。

“你觉得，其中所言，是实是虚？”李弘问道，目光平静地落在李琮脸上。

李琮心中警铃大作。来了，太子终于开始用更直接的方式，试探他的立场了。他定了定神，按照父亲的教诲，谨慎答道：“回殿下，此疏乃风闻奏事，其中是非曲直，非身临其境，难辨真伪。儿臣年轻，更无地方任职经验，不敢妄断。朝廷既已遣御史巡察，想必自有公论。”

很标准的、不偏不倚的官方回答，将皮球踢了回去。

李弘似乎并不意外，也不追问，只是轻轻叹息一声，道：“延清，你秉性持重，这是好的。然则，为臣者，目睹弊政害民，岂能因‘非身临其境’便缄口不言？此疏虽或有夸张之处，然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河南、河北诸道，近日类似奏报，非止一份。”他站起身，缓步走到窗前，望着窗外庭院中郁郁葱葱的草木，声音有些缥缈，“孤近日读《贞观政要》，见太宗皇帝有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政者，当时时以民心为念。若为政举措，反致民怨沸腾，即便初衷再好，亦当反思，是否操之过急，是否方法有误？”

他转过身，目光重新投向李琮，带着一种循循善诱的神情：“延清，你自幼受九叔（指李瑾）教导，想必熟知经世济民之学。依你之见，治国之道，当以何者为先？是富国强兵之术，还是仁爱百姓之心？”

这个问题，比之前更进了一步，直指核心的理念分歧。李琮感到手心有些出汗。他知道，不能再简单回避了。他思索片刻，缓缓答道：“殿下明鉴。儿臣愚见，治国之道，譬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富国强兵，乃立国之基，无此则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侮；仁爱百姓，乃为政之本，无此则国虽富而民不附，兵虽强而心离散。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昔太宗皇帝亦重府兵、均田，此富国强兵也；行租庸调、轻徭薄赋，此仁爱百姓也。二者并行，方有贞观之治。”

他试图将两种理念融合，既承认富国强兵的必要，也强调仁爱百姓的根本，并将两者都归于太宗典范之下，回答得可谓滴水不漏，既未否定太子的“仁政”主张，也未贬低父亲那边的“强兵”目标。

李弘听罢，沉默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似是欣赏，又似有更深的东西。他走回书案后，从一摞书中抽出一本装帧古朴的线装书，递给李琮。

“这是孤前日偶得的一卷《陆宣公奏议》古本，内有前人批注，颇多精要。知你好学，便赠与你了。陆宣公（陆贽，唐代名相，以直言敢谏、体恤民瘼著称）于德宗朝，于危难之际，匡扶社稷，其奏议多切中时弊，深明治国安民之要。你闲时可细读之，或有裨益。”

李琮连忙起身，双手接过，躬身道：“谢殿下厚赐！臣必当细心研读，不负殿下期许。”陆贽是唐代著名贤相，其奏议以忠君爱民、务实切要著称，太子赠此书，用意深远。既是鼓励他学习贤臣，恐怕也暗含希望他能像陆贽那样，直言进谏，体恤民情——尤其是体恤那些在新政下“受苦”的民情。

“嗯。”李弘点点头，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温和，“延清，你才学俱佳，更难得是心思缜密，持重有度。东宫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是孤之幸，亦是朝廷之福。望你莫要因身处嫌疑之地，便过于拘谨，失了锐气。该建言时，当直言不讳；该做事时，当勇往直前。孤这里，并非不能容人，更非不能纳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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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语重心长，既有勉励，又有暗示，甚至带有一丝开诚布公的意味。似乎在告诉李琮：我知道你的处境特殊，但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你的才华。不要因为你是相王之子就束手束脚，在我这里，你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施展抱负。这几乎是一种明确的招揽信号了。

李琮心中剧震，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露，只是愈发恭谨地垂首：“殿下教诲，臣铭记于心。臣必当恪尽职守，竭尽驽钝，以报殿下知遇之恩。”

“好，你去吧。好好读读那本书。”李弘挥了挥手，似乎有些疲惫。

“臣告退。”李琮捧着那卷《陆宣公奏议》，倒退着出了书斋，直到走出殿门，被初夏微热的风一吹，才发觉内衫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太子的拉拢，开始了。而且，方式如此高明，如此难以抗拒。

没有威逼，没有利诱，甚至没有一句直接否定相王或新政的话。他只是展示“弊政”的危害（无论是否完全真实），阐述“仁政”的理想，赠予先贤的著作，表达对李琮个人的欣赏和期许，并给予一个“可以畅所欲言、施展抱负”的承诺。这是一种基于共同理念（或至少是他认为李琮可能认同的理念）和人格魅力的吸引，一种精神层面的拉拢。

这比直接的物质诱惑或权力许诺，更具杀伤力，尤其对李琮这样有理想、有抱负、又处于身份认同微妙期的年轻人来说。太子是在试图塑造李琮，将他从“相王之子”这个身份中部分剥离出来，塑造成一个认同东宫理念、忠于太子本人的“纯臣”。

接下来的日子，这种拉拢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持续着。

太子会经常在公开场合称赞李琮处理文书“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在讲解经义时，也会特意询问李琮的看法，并认真倾听，给予肯定。这无疑提升了李琮在东宫的地位和声望，也让一些原本对他身份有所疑虑的年轻官员，态度有所转变。

太子还会将一些涉及民政、财政（但刻意避开了最敏感的新政试点地区）的旧日案例或拟议中的章程，交给李琮“参详”，让他提出意见。这些案例或章程，往往都带有鲜明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视教化”的“仁政”色彩。李琮的意见，只要不触及根本，太子多半会采纳，甚至会在与其他官员讨论时引用，说“此亦延清之见”。

更微妙的是，太子开始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比如赐宴、小范围聚会后，单独留下李琮，进行一些看似随意的谈话。话题有时是诗文，有时是历史人物评价，有时是个人志趣。太子的态度亲切平和，如同一位关心子侄的长兄，或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他会谈及自己的理想，谈及对“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向往，谈及“为君者，当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抱负，言辞恳切，目光真诚。

在这种氛围下，李琮很难不产生一种知遇之感。太子是储君，未来的皇帝，他如此赏识自己，看重自己，向自己展示他的理想与胸襟，这是一种巨大的信任和荣耀。尤其当太子用那种带着些许遗憾和忧虑的语气，提及“如今朝中，急功近利者众，能体察民瘼、行仁恕之道者鲜矣”时，李琮心中甚至会产生一丝共鸣——他在地方游历时，确实也见过不少胥吏扰民、苛政伤农的现象。

李弘的拉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春雨润物，潜移默化。他通过肯定李琮的才华，给予他展示的平台，分享自己的理念和忧虑，试图在精神上赢得李琮的认同，让他逐渐觉得，东宫的道路，才是更符合圣人之道、更得民心、也更有希望实现长治久安的道路。而相王与天后的那条路，或许初衷不坏，但手段酷烈，弊病丛生，已偏离了正道。

李琮谨记父亲的告诫，始终保持着表面的恭谨和距离，不轻易表态，不涉入敏感话题。但在内心深处，那杆天平，是否真的毫无动摇？面对一个对自己展示出极大信任、寄托了某种期望的储君，一个似乎代表着“正道”和“理想”的象征，要完全无动于衷，坚守那个“只存于心中”的定见，何其艰难。

他开始更认真地研读太子赠予的《陆宣公奏议》，其中那些体恤民困、直言谏君的文字，确实让他动容。他也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东宫，发现这里虽然有些迂阔之气，但也不乏像崔明远、王焕这样真正关心实务、并非一味空谈的官员。太子的仁厚，也并非全然作伪，他对身边侍从、甚至普通宫人，都颇为宽和。

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李琮心中滋生。一方面，他理解父亲新政的必要与艰难，对东宫部分官员脱离实际的空谈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完全否定太子所代表的“仁政”理想的价值，甚至对太子本人产生了一种混杂着尊敬、同情与知遇之感的复杂情愫。

他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条渐渐分叉的河流中央，脚下的土地正在松动。父亲在彼岸，面容严峻，目光深邃，手中握着现实而沉重的船桨；太子在此岸，神情恳切，目光澄澈，身后是理想中桃花盛开的彼岸。他该奋力游向哪一边？还是该努力寻找那可能并不存在的第三条路？

这一日，太子又交给他一项“重任”——整理近年来各地呈报的有关“水旱灾害及赈济得失”的奏疏，并草拟一份“条陈”，总结得失，提出改进建议。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分量的任务，也是太子对他能力的进一步考验和信任。

李琮领命，心中却沉甸甸的。他知道，整理这些奏疏，必然会看到大量民生多艰的记载，看到胥吏贪墨、赈济不力的案例，也会看到不同治理思路下的结果对比。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化，是太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他展示“仁政”的必要和“苛政”（或被视为苛政的新政）的危害。

抱着厚厚的卷宗回到值房，李琮独对孤灯，展开一卷，映入眼帘的便是某地大旱，朝廷虽下令减免赋税，但地方官员执行不力，反而加紧催收，导致“饿殍载道，民有易子而食”的惨状描述。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

太子的拉拢，如同轻柔却坚韧的丝线，正一点点缠绕上来。而父亲那句“明哲保身”的告诫，在太子日益增长的信任和这沉重如山的民生卷宗面前，似乎也显得愈发苍白和……艰难。

夜风吹动窗棂，烛火摇曳。李琮年轻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深刻的迷茫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