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323章 少辈论天下

第323章少辈论天下(第1/2页)

仪凤五年，春。

洛阳城的春意，似乎也带着几分沉重。朝堂之上关于新政与“仁政”的争论虽未停歇，但在天后武则天的强力推动与相王李瑾的周旋下，河南、河北、淮南三道的“新政试点”终于磕磕绊绊地铺开。朝野的注意力，一部分被吸引到试点州县的成败得失上，另一部分，则依旧聚焦于东宫与紫微宫之间那道日益加深的鸿沟。

然而，在这略显压抑的整体氛围中，东宫却仿佛自成一方天地，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太子李弘身边的年轻才俊们。他们大多出身名门，饱读诗书，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对太子的仁德风范与醇儒气度钦佩不已。在太子刻意营造的、相对远离朝堂激烈纷争的环境里，这些年轻人得以相对自由地探讨经史，臧否人物，甚至——在一定的界限内——议论时政。

李琮以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身份跻身其中，很快凭借其渊博的学识、沉稳的气度以及偶尔流露出的、迥异于寻常儒生的务实见解，赢得了许多年轻同僚的尊重甚至好奇。他谨记父亲教诲，大多数时候扮演着安静的倾听者，只在涉及纯粹学问或无关敏感时务的话题时，才谨慎地发表看法。但即便如此，他特殊的身份（相王长子）以及那份似乎与东宫主流氛围略有不同的气质，仍让他成为一个微妙的存在。

这日休沐，春光明媚。几位与李琮交好、或至少谈得来的东宫同僚——太子洗马（东宫官属，掌经史图籍）崔明远（出身博陵崔氏旁支，以文才著称）、太子司议郎（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卢承庆（范阳卢氏，年轻气盛，好论时政）、以及同为太子侍读的著作佐郎（秘书省官员，兼职东宫）王焕（太原王氏，精于经学）——相约至洛阳城南的洛滨苑踏青。此处非皇家禁苑，景致清幽，常有文人雅士聚会，倒也清净。

几人寻了一处临水的亭阁，让随从布下酒菜瓜果，便凭栏而坐，赏玩春色。初时只是谈论诗文，品评近日洛阳流传的新作，气氛轻松。几杯淡酒下肚，年轻人的心性放开，话题便不知不觉转向了时政。

挑起话头的是卢承庆。他年纪最轻，约莫二十出头，性子也最是直率，几杯酒下去，脸上已带了红晕，将手中酒杯往案几上一顿，叹道：“诸位，近日读邸报，见河南道诸州清丈田亩，推行那所谓‘新税自择’，闹得沸沸扬扬。州县胥吏，借机骚扰乡里，强量田亩，百姓怨声载道，实非仁政所为！长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

崔明远年长几岁，性子也沉稳些，闻言微微蹙眉，低声道：“承庆慎言。新政乃天后与相王所定，朝廷大计，岂是我等可以妄议？况且邸报所言，未必详尽，或有以偏概全之处。”

“明远兄何必如此谨慎？”卢承庆不以为然，“此地又非东宫正殿，不过我等几个好友私下议论，何惧之有？太子殿下常教诲我等，读书人当心怀天下，以直言极谏为荣。眼见弊政，若只因惧怕权势而缄口不言，岂不有负平生所学？”他转向一直静静倾听的李琮，“延清（李琮的表字，虚构）兄，你素来见识不凡，又是……咳咳，对此有何高见？”

他将“又是相王之子”的话头及时刹住，但意思已然明了。众人的目光，包括一向矜持、专注于经学的王焕，都不由自主地投向李琮。这是李琮入东宫以来，第一次在同僚间的私下场合，被直接问及对当前最敏感新政的看法。

亭中一时安静下来，只有洛水潺潺的流水声和远处依稀的鸟鸣。李琮心中微微一紧，知道这是避不开的试探。他放下手中把玩的酒杯，神色平静，斟酌着开口：“承庆兄忧国忧民，拳拳之心，令人钦佩。清丈田亩，核定税基，本是理财正务。然施政之道，贵在得人，亦贵在循序渐进。河南道试点，乃朝廷新策，利弊得失，恐需时日方能显现。此时断言其必为‘弊政’，或恐过早。”

他避开了直接评价新政本身，而是将问题引向执行层面和观察周期，语气平和，不偏不倚。

卢承庆却有些不满意这圆滑的回答，追问道：“延清兄此言，似是而非。岂不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今河南道怨声已起，岂是‘需时日显现’？分明是扰民之举！太子殿下曾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国当行宽简之政，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则·民心自附，天下自安。如今天后与相王所为，清丈、税改、更制，无一不是变更祖宗法度，与民争利，岂是‘北辰’之道？分明是申韩之术，以苛察为明，以聚敛为能！此非治国，实是乱国之道！”

他越说越激动，将太子的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并且直接上升到了“乱国之道”的高度。崔明远脸色微变，连王焕也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看向卢承庆，眼中露出不赞同的神色，但似乎也有些被其情绪感染。

李琮心中暗叹，卢承庆这番话，可以说代表了东宫相当一部分年轻官员的心声。他们深受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熏陶，对太子推崇备至，对当前以“富国强兵”、“整顿吏治”为名、实则触动诸多利益的新政，本能地反感，认为其背离了圣人之道，是急功近利的“霸道”。

“承庆兄所言，乃儒者正道，自是堂皇。”李琮缓缓道，语气依旧平和，“然琮尝闻家父……呃，尝闻有识之士言，治国如医病，需辨症施治，不可执一。我朝开国已近甲子，承平日久，固有盛世之象，然积弊亦深。田亩隐匿，赋税不均，富者阡陌相连，贫者无立锥之地；胥吏奸猾，豪强横行，此非虚言。若一味强调宽仁，不行霹雳手段，剜除痼疾，则弊病日深，恐非社稷之福。所谓‘变则通，通则久’，先贤亦有此言。”

他这番话，没有直接为新政辩护，而是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引用了“变通”的古训，显得更为客观，也暗合了其父李瑾的部分观点。

“哼，积弊自有积弊的治法！”卢承庆反驳道，“症结在吏治不清，豪强不法。当整肃吏治，惩处贪墨，抑制豪强兼并，此方为正途！而非如今这般，行此大规模清丈、更税之政，看似周全，实则劳民伤财，更予胥吏豪强上下其手之机！此非治本，实是添乱！太子殿下主张严明吏治、选拔贤良、施仁政以化民，方是治本之策！”

“承庆兄所言甚是，吏治乃根本。”崔明远终于忍不住插话，他显然也赞同太子的主张，但态度更理性些，“然则，整肃吏治，谈何容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朝廷用人，多重才干实务，于德行操守或有疏忽。且诸般新政，牵扯利益甚广，执行之人，若无霹雳手段、公忠体国之心，确易滋生新弊。殿下之忧，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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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也点头道：“《论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今之弊，或在‘不均’与‘不安’。清丈田亩，本为求均，然若执行失当，反致不安。太子殿下主张以教化、以德政求均安，确是王道正途。”

三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核心一致：认同问题存在，但认为太子的“仁政”、“吏治”路线是更正确、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对当前的新政持怀疑或否定态度。他们的讨论，也折射出东宫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所形成的某种思想共识。

李琮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或仅仅和稀泥了。他沉吟片刻，决定稍微多透露一些自己的思考，但依然要把握好分寸。

“诸位所言，皆有理据，琮受益匪浅。”他先表示了尊重，然后话锋一转，“然琮有一愚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延清兄但说无妨！”卢承庆催促道。

“诸位皆言吏治为本，琮深以为然。然则，吏治何以不清？豪强何以坐大？田亩何以隐匿？赋税何以不均？”李琮连续发问，目光扫过众人，“除却官员个人德行、朝廷考课监察等因素外，是否亦与制度本身有关？”

他顿了顿，见众人都露出思索之色，继续道：“譬如，租庸调之制，本为良法。然施行既久，丁口流散，田亩变迁，旧册失真，依丁纳赋，是否已与实情脱节？富者田连阡陌而赋轻，贫者地无立锥而役重，此非制度之弊乎？胥吏之所以能上下其手，豪强之所以能隐匿田产，是否亦因制度有隙可钻？若制度本身已千疮百孔，仅靠严惩几个贪官、选拔若干贤良，是否真能根治？此正如堤防已溃，仅堵一二蚁穴，恐难阻洪水滔天。”

这番话，触及了更深的层面，将问题从“人”的层面，部分引向了“法”或“制”的层面。这显然是受到了李瑾现代思维影响的、更为制度化的思考方式，在东宫这群更注重道德教化和“人选”的年轻官员听来，颇为新颖，也更有冲击力。

崔明远若有所思：“延清兄是说……需变法度？”

“琮不敢妄言变法。”李琮谨慎地修正，“然圣人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时移世易，法度亦当因时损益。如今河南道试点，或可视为一种‘损益’之尝试。其成败利钝，确需实践检验，而非仅凭理念先行断言。或许，太子殿下所忧之‘扰民’、‘与民争利’，与天后、相王所求之‘均平’、‘富国’，未必全然对立，只是路径、方法、缓急之不同？若能取长补短，寻得一中正可行之道，岂不更好？”

他试图在双方观点之间寻找某种调和的可能性，这既符合他目前微妙的位置，也确实部分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自幼受父亲熏陶，对“变法”的必要性有认识，但在东宫的氛围下，也深切感受到了太子主张中“仁政”理想的感召力。

卢承庆却摇头：“延清兄此言，似是调和，实则……罢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太子殿下之道，乃堂堂王道，光明正大。而如今朝廷所行，机巧权变，实非长治久安之策。我辈既为东宫臣属，自当恪守臣道，匡弼储君，行仁政，施德化，方不负平生所学！”

他的态度很鲜明，甚至有些固执，代表了东宫中最坚定支持太子路线、排斥新政的一派。

王焕则道：“延清兄所言制度之弊，亦有其理。然变革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尤需慎重。太子殿下主张以教化、德政潜移默化，徐徐图之，亦是为求稳妥，避免剧变生乱。两者孰优孰劣，实难骤断。”

崔明远看看李琮，又看看卢承庆，打圆场道：“今日我等私下议论，各抒己见罢了。治国安邦，本非易事，需君臣上下，群策群力。太子殿下虚怀纳谏，天后、相王亦皆为国操劳。吾等后学晚辈，正当潜心学问，积累见识，他日若能为国效力，再贡献涓埃之力不迟。来，饮酒，莫负了这大好春光！”

他将话题拉了回来，举起酒杯。众人也知此事敏感，不宜深谈，便都举杯应和，将方才的争论暂且按下。

但经此一番争论，亭中气氛已与初时不同。李琮对几位同僚的立场、性格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而他在争论中表现出的、那种试图超越单纯道德批判、从制度层面思考问题的倾向，以及相对理性、试图调和的态度，也给崔明远、王焕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于卢承庆，虽不赞同李琮的部分观点，但对其不卑不亢、言之有物的风度，倒也并无恶感。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少辈论天下”，李琮深切感受到，东宫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时政的看法存在差异和思考。太子的主张固然是主流，是旗帜，但年轻一代中，也不乏如崔明远、王焕这般相对理性、能看到问题复杂性的人。而他自己，这个带着相王府印记的“特殊存在”，其观点虽然与主流不尽相同，但也并非全无立足之地。

只是，这种立足，是福是祸？在这场日益激烈的路线之争中，他，以及他们这些年轻一代，最终将被卷入何方？李琮望着亭外洛水汤汤，奔流不息，心中并无答案，只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愈发清晰。

踏青归来，李琮将今日聚会情形，略去各人具体言辞，只概括了讨论的主要议题和不同倾向，以家书形式，委婉地告知了父亲。他知道，父亲需要了解东宫年轻一代的真实想法，哪怕只是管中窥豹。

而此刻的相王府书房，李瑾看着儿子信中谨慎的描述，尤其是关于“制度之弊”与“路径不同”的讨论，沉默良久。年轻一代已经开始思考这些更深层的问题了，这是好事。但他们的思考，能否超越派系之争，真正为这个帝国找到出路？而自己的儿子，身处漩涡中心，又能保持这份清醒与理性多久？

窗外，春意渐浓，但李瑾心中的寒意，并未散去。少辈已开始论天下，但这天下的棋局，却似乎正朝着更加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