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妻媚娘改唐史 第363章 以工代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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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冯翊工地，东北角，编号“丁字七号”的工棚区。

拂晓时分，春寒料峭，薄雾笼罩着这片刚刚从冻土中苏醒的土地。梆子声、铜锣声急促地响起，在灰白色的混凝土建筑骨架和低矮的工棚间回荡。

“起了！起了！卯时正点，各部到齐！卯时一刻，开工饭！卯时二刻，点卯上工！误了时辰，扣工分！”

粗嘎的吆喝声，来自一个个臂戴红色袖标、手持簿册的“工长”。他们是整个“以工代赈”体系最基层的管理者，大多由识文断字的小吏、表现突出的灾民，甚至少数因小过被罚来效力赎罪的里正、胥吏担任。此刻，他们正挨个拍打着工棚简陋的木板门，催促里面的人赶紧起床。

工棚是临时搭建的，用砍伐的原木做骨架，覆以茅草、芦席，再抹上一层厚厚的泥巴防风，低矮、阴暗、潮湿，挤满了地铺。但比起地震洪水后露天席地、或在残垣断壁下瑟瑟发抖的日子，这已是难得的安身之所。更重要的是，这里有饭吃，有活干，有“工分”可挣。

棚内响起窸窸窣窣的起身声，夹杂着咳嗽、哈欠、幼儿的啼哭。很快，人们鱼贯而出，男女老少都有，大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但眼神已不像月余前那样麻木绝望，而是带着一种对即将开始的一天的明确目标感，或者说，是对“工分”的渴望。

他们自觉地排成并不整齐的队伍，走向指定的“食棚”。那里，巨大的陶釜下柴火正旺，蒸汽腾腾，弥漫着粟米粥和咸菜的味道。穿着白色围裙、同样戴着袖标的“厨娘”们——她们多是失去丈夫的妇人或年长的妇女——用长柄木勺，从釜中舀出稠厚的、掺着少许豆子和野菜的粟米粥，倒进排队者递过来的各式各样的破碗、瓦罐甚至半边葫芦里。每人一勺，不多不少。旁边还有一箩筐黑褐色的、掺了麸皮的杂粮饼，每人可以领一个。这就是“开工饭”，能保证基本热量，但远谈不上丰盛。

想要更多？想吃点干的？想吃点咸的甚至偶尔见点荤腥？那就得靠“工分”。

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饭，人们抹抹嘴，在工长的带领下，走向各自的“工程牌”前。那是一块钉在木桩上的粗糙木板，上面用炭笔写着今日的任务、要求、验收标准和对应的“工分”值。

“甲字三队！今日任务：北三区，地基槽清底，深三尺，宽两尺，需见硬土，验收合格，每人五分！不合格返工，倒扣一分！”

“乙字七队！今日任务：搅拌场，搅拌混凝土二十方，需匀、需稠，不合要求重拌，每人六分！”

“丙字十一队！妇孺队！今日任务：修补麻袋、编制荆筐，定额五十件，验收合格，每人三分！超额完成，每件多加半分！”

“丁字五队！木工队！今日任务：制作标准模板五十套，需尺寸准确，榫卯牢固，验收合格，每套两分，队内自计！”

……

任务不同，强度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对应的“工分”也不同。体力活、技术活、危险活（如高空作业、烧制水泥），工分高。轻体力活、简单重复劳动，工分低。妇孺老弱，也有相应的、力所能及的任务，确保他们也能挣到养活自己的工分。这并非绝对的“平等”，但在生存面前，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相对公平的“按劳分配”。

“点卯！”工长拿出簿册，开始点名。被点到的人大声应“到”，然后走到木牌前，用一根炭笔，在自己名字后面的空格里，画上一个圈，表示今日上工。旷工、迟到、早退，都会记录在案，与工分挂钩。

点卯完毕，工长一挥手：“领家伙，上工！”

人们散开，走向各自的工具堆放点，领取头、铁锹、扁担、箩筐、木桶、锤子、凿子……工具大多简陋，很多是灾后从废墟里扒出来修整的，或是临时赶制的，但足以应付大部分工作。丢失、损坏工具，要扣工分赔偿。

整个工地，如同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机器，在梆子、铜锣、吆喝和“工分”的驱动下，开始了一天的运转。挖掘声、搅拌声、敲打声、号子声、木材的拖动声、石料的撞击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充满生机的喧嚣。

工地边缘，一处用原木和芦席搭起的简易“工分登记处”。

这里排着另一条队伍，多是妇孺老弱，也有少数收工早或请了短假的青壮。他们手里攥着颜色、大小不一的“工票”——这是“工分”的实物凭证。工票用不同颜色的粗糙纸张制成，盖有“同州灾后重建都提调司”的红印和编号，面值从“一分”到“十分”不等。工票本身无价值，但可以兑换东西。

登记处后面，是几排同样简陋的“兑换棚”。棚子里堆放着各种物资：用大麻袋装着的粟米、黍米、豆子；一筐筐的时令蔬菜（多为附近采摘的野菜或少量从外地运来的萝卜、蔓菁）；一坛坛的粗盐；一匹匹的土布；甚至还有少量的铁锅、陶碗、针线、农具等。更深处，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小间门口，挂着“医药”的木牌，隐约可见里面坐着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正在给一个咳嗽的孩童把脉——那是营地仅有的两位郎中之一，看病抓药，也需要“工分”，但重症和孩童有减免。

“换三斤粟米，要干的！”

“换半斤盐，再换一尺布。”

“家里娃发热，抓副药，这是二十工分的票，够不？”

“俺想换把新头，旧的豁口了，挖地费劲。”

兑换处的小吏，同样戴着袖标，面前摊开着厚厚的账本，手里拿着毛笔和算盘。他们接过工票，仔细验看真伪、面值，然后拨动算盘，高声报出可兑换的物品和数量，旁边协助的民夫便从堆积的物资中称量、分割、递出。整个过程虽然不算快，但有条不紊。工票的流通，不仅解决了单纯的实物发放可能产生的克扣、不公和运输储存难题，更在营地内部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以“工分”为媒介的初级“市场”和“经济循环”。人们可以用工分换取最急需的粮食、盐、布，也可以积攒起来，换取更“贵重”的物品，甚至有人开始用自己“超额”完成的工分，私下交换一些“非必需品”，比如某人从废墟里挖出的一小块腊肉，或是手巧的妇人编织的草鞋、缝补的衣物。

“工分”成为了这个临时社会里，衡量价值、激励劳动、维系秩序的核心符号。它不完美，存在计算是否公允、工长是否徇私、兑换物资是否充足等诸多问题，但它提供了一个清晰、可预期、相对公平的回报机制。在这里，付出劳动，就能获得“工分”，就能换取生存物资，甚至看到改善生活的希望。这对于刚刚从灭顶之灾中幸存、几乎失去一切的人们来说，是比任何空洞的安抚和许诺都更实在的“定心丸”。

工地中央，一处刚刚完成地基平整、准备开始“混凝土”浇筑的区域。

李瑾和阎立德、杜衡等人正在巡视。阎立德对“以工代赈”的具体运作细节颇为关注，边走边问。

“……如此细致分工，量化工分，倒与将作监管理工匠有些类似，然规模之大，人员之杂，管理之细，远超将作监。”阎立德看着远处那些在工长指挥下，或挖土、或运料、或搅拌、或传递的人群，感慨道，“殿下此法，不仅赈灾，更是治民良策。使其有恒业，有恒心，则乱不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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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公明鉴。”李瑾点头，“灾民骤逢大难，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最易生变。若只是简单放粮施粥，看似仁慈，实则易养惰性，且坐吃山空，非长久之计。聚集一处，无所事事，则谣言四起，摩擦不断。唯有使其有工可做，劳有所得，方能在解决其饥寒之余，收其心，定其志，聚其力。这重建家园的工程，便是最好的‘工’。”

他指向那些正在奋力搅拌混凝土的民夫：“你看他们，虽苦虽累，但眼中是有神的。因为他们知道，搅拌的这堆灰泥，会成为城墙，会成为房舍，会成为他们自己将来可能住进去的屋子。他们不是在为官府白白干活，是在为自己、为家人挣一条活路，挣一个未来。这便是‘以工代赈’与寻常徭役、征发的根本不同。”

杜衡补充道：“不仅如此，按殿下吩咐，我们还按工程进度，将部分即将完工的房舍，以‘工分抵扣’加‘分期偿还’的方式，预先‘分配’或‘预售’给表现突出、工分积累多的灾民家庭。有了这个盼头，他们干劲更足，对工分也更为珍惜。营地内偷奸耍滑、打架斗殴之事，都少了许多。”

阎立德捋须沉吟：“此策大善。然则，管理如此庞杂人口、物资、工程，所耗吏员、文书、监管，亦是不菲。且这‘工分’之制，看似公平，实则核算、记录、兑换，环节众多，极易滋生盘剥、舞弊。如何防范？”

“阎公所虑极是。”李瑾神色凝重，“此确为最大隐患。我们目前是战时体制，非常之法。一是靠严刑峻法。”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根高高竖立的木杆，上面悬挂着几颗已经风干的人头，狰狞可怖，“自推行此法以来，已斩首三名克扣工分、勒索灾民的胥吏，鞭挞、苦役者数十。悬首示众，以儆效尤。”

“二是靠公示透明。”杜衡接口道，“各队每日完成工作量、应得工分，于收工时当场核算，张榜公布。工票发放，亦需本人按手印确认。兑换处物资数量、兑换比例，亦每日公示。人人皆可查看，相互监督。”

“三是靠分级核查。”李瑾继续道，“工长记录，有队正核查；队正汇总，有营官核查；营官上报，有我和杜长史派出的‘巡检使’随机抽查。账目每日一结，工票流水与实物出入，需能对上。虽不能杜绝所有弊端，但可使其难度大增，风险极高。”

“四是靠灾民自身。”李瑾目光扫过那些忙碌的身影，“工分关乎他们切身生存，若有胥吏舞弊，他们最为敏感。我们设了‘投匮’——就是匿名举报箱，鼓励举报。查实者，有奖；诬告者，重罚。同时，也提拔了一些正直敢言、在灾民中有威望的人，担任‘民意代表’，参与部分管理，反映民情。”

阎立德听得频频点头，这些法子虽然原始，但在眼下这种特殊环境下，已是尽可能周详。他叹道：“殿下思虑缜密，老朽佩服。只是……如此庞大工程，所需钱粮物料，终究是海量。眼下全靠朝廷拨付及各处挤凑，恐非长久之计。这‘工分’兑换之物，从何而来？若有一日，物资不济，工分无法兑现，则此信用一夕崩塌，恐生大乱。”

这正是李瑾心头最大的石头。他沉声道：“阎公所言，乃根本之患。所以，重建必须与生产恢复同步。我们不能只建房子，不种粮食。”他指向工地外围，那些正在被清理、平整的大片荒地，“看那边，我们已划出区域，组织有经验的农夫，利用工闲时间，开垦荒地，抢种一季生长期短的豆、黍、蔬菜。同时，派人前往周边未受灾或轻灾区，采购粮种、农具、牲畜。待第一批房舍建成，便按工分多寡和家庭情况，分配宅基地和口粮田，发放种子农具，鼓励他们在参与工程建设的同时，兼顾自家田亩。以工养赈，以建促农，逐步过渡。”

“此外，”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我已上书母后，建议在关中、山南等受灾州县，试行‘工程债券’与‘工分抵税’。”

“债券？抵税？”阎立德一怔。

“对。”李瑾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如此浩大工程，单靠朝廷赋税和积蓄，难以为继。可发行一种专门用于水利、城建等工程的‘债券’，许以一定利息，向天下富户、商贾、乃至寺庙募资。以未来工程受益（如漕运畅通后的商税、新垦农田的租赋）为担保。此为‘借鸡生蛋’，化民间储蓄为国家建设之力。”

“至于‘工分抵税’，则是许灾民将来可用积累的工分，抵扣未来数年内的田赋、丁税。如此，工分便有了更长远的信用和期待，可缓解眼下物资兑换的压力，也给灾民一个更长久的盼头——他们现在付出的劳动，不仅是为了眼下的口粮，更是为了将来能减轻赋税负担，真正安家立业。”

阎立德听得目瞪口呆，这思路已远超寻常赈灾范畴，涉及到了国家财政、信用体系乃至土地政策。他喃喃道：“这……此举牵涉甚广，恐非一朝一夕可成，朝中争议必大……”

“我知道。”李瑾望着远处渐渐升高的日头，声音平静而坚定，“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眼下最要紧的，是让这些人活下来，稳住，然后重建家园。‘债券’、‘抵税’之事，可从长计议，甚至可先在局部试点。但思路要有。不能让这场大灾，只留下废墟和抚恤，要让它成为刮骨疗毒、重塑河山的契机。”

这时，一阵嘹亮的儿歌声忽然从旁边的“妇孺工区”传来。那里，一些年长的妇人和半大的孩子，正在老匠人的指导下，学习用竹篾编制加固混凝土用的“筋骨”，或者用粗麻、草绳修补装运土石的麻袋、荆筐。歌声稚嫩，却充满了生气：

“挖土方，拌灰浆，盖起大屋亮堂堂。挣工分，换米粮，娃娃不饿娘不慌。新冯翊，新家乡，来年麦子金黄黄……”

歌声飘荡在喧嚣的工地上空，与号子声、敲打声混在一起，不那么协调，却奇异地冲淡了工程的枯燥和劳累，带来一丝属于“生活”本身的、顽强的暖意。

李瑾驻足倾听，冰冷的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他转身，对阎立德和杜衡道：“听见了吗？这就是‘以工代赈’最好的注脚。他们不是在为别人干活，他们是在用这双手，这身力气，还有这点盼头，自己救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一个看得见的希望，然后，让开道路。”

他迈步向前，走向那一片在无数双手的劳作下，正一点点从蓝图变为现实的、灰白色的、坚固的、崭新的家园轮廓。

“阎公，杜长史，我们去看看水泥立窑的改进方案。那边工匠说，新设计的通风道，似乎能提高炉温，让熟料质量更稳定……”

声音渐行渐远，融入工地宏大的交响。在这片被灾难蹂躏过的土地上，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基于劳动、分工、信用和微弱但确实存在的希望的社会纽带，正在灰白色的混凝土、汗水和简单的歌声中，艰难而顽强地重新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