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开局双系统加我身 第154章 势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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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光复的捷报传遍华夏，南京城插上华夏军旗的那一刻，标志着持续数年的抗战迎来了根本性转折。昔日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古都重归祖国怀抱，全国民众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国府却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首都回迁。

经过反复商议，国府最终放弃迁回南京，将首都从重庆迁至武汉，核心顾虑便是“惧日军反扑”：南京虽已收复，但日本仍占据台湾，残余海军与空军虽元气大伤，仍具备一定突袭能力，武汉地处内陆腹地，且有长江天险与中原腹地作为屏障，安全性远超临江近海的南京。这一决策虽显保守，却也反映出战争尚未完全终结的谨慎心态。

与此同时，李辰凭借收复江南、击败日本联合舰队的赫赫战功，已然成为华夏政坛与军界的核心力量。国府虽仍保有名义上的统一领导地位，却不得不对李辰的势力予以充分认可与妥协——不仅授予李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北方军政总督”等职，将北方数省及江南部分区域的军政大权全权托付，更默认了其麾下军队的独立性。

李辰也顺势布局，命令张治中率领十万精锐驻守江苏长江以北的地方，扼守长江下游咽喉，既防范日军可能的跨海突袭，也形成对南京及周边区域的战略掌控，确保胜利果实不被窃取。

对于这样的格局，委员长虽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捏鼻子认账”。历经东海海战、江南会战，李辰麾下的军队展现出碾压日军的战力，其装备水平、战术素养、后勤保障均远超国府嫡系部队；北方集团更是整合了宋哲源的西北军、阎老西的晋绥军，甚至与八路军形成了务实的合作关系，掌控着华北、东北、山东、苏北等核心区域，兵源、物资、工业基础均遥遥领先。

反观国府，嫡系部队在抗战中损失惨重，虽经补充仍战力平平，根本无力与李辰的北方集团抗衡。委员长深知，此时与李辰翻脸无异于自寻死路，唯有暂时妥协，借助李辰的力量彻底击败日本，再图后续。

至此，华夏形成了清晰的“双雄并立”格局：以李辰为核心的北方集团，掌控华北、东北、山东、苏北地区，整合了多股地方势力与进步力量，凭借红警基地带来的先进装备与产能优势，成为事实上的军事第一势力；以委员长为核心的武汉国府，占据华中、华南部分区域，依托传统政治资源与英美援助，保有名义上的全国统一政权，但实际控制力大打折扣。

最让委员长头疼的，是南方军阀对其的离心离德。李白二人的桂系、刘相的川军、龙芸的滇军等地方势力，虽名义上归顺国府，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

江南会战中，李辰的北方集团大放异彩，而国府嫡系部队却表现平平，这让南方军阀们愈发看清了实力差距，对委员长的号召力产生了严重质疑。李宗壬在私下直言：“如今能击败日军、收复失地者，非李辰莫属，光头方面徒有虚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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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相、龙芸则纷纷囤积物资、扩充兵力，表面上服从国府调度，实则暗中与北方集团联络，寻求更可靠的靠山。委员长虽多次试图加强对南方军阀的控制，派遣嫡系将领前往监督，却均遭到软抵抗，甚至出现“政令不出重庆”的尴尬局面，只能眼睁睁看着南方局势逐渐失控，却无计可施。

这种微妙的国内格局，并未影响华夏在国际上的地位飙升。江南会战的胜利、东海海战对日本联合舰队的重创，让全球各国彻底改变了对华夏的认知。此前，在西方列强眼中，华夏始终是“东亚病夫”，是不堪一击的弱国，即便开展抗战，也被视为“被动防御”，难以对战争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李辰麾下军队展现出的战力，彻底颠覆了这一印象——装备上，59坦克、P-51先进战机，让美英苏德等强国都感到震惊；战术上，海空一体、空地协同、精准打击的作战模式，远超同期各国的战争水平；战果上，前后歼灭日军3上百万，击败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收复华夏大陆所有领土，这样的战绩足以跻身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之列。

美军方在战后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华夏军队的战力已跃居世界前列，其装备技术与作战能力，基本跟英、法、德等国，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未来东亚的格局将由华夏主导。

此时的华夏，虽仍处于“双雄并立”的格局，却已凝聚起共同的民族目标——彻底击败日本，收复台湾，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李辰的北方集团与重庆国府虽存在权力博弈，但在抗战大局面前，仍保持着基本的合作：北方集团负责正面战场的主要作战，国府则提供后勤支援与外交协调，形成了“军事上北方主导，政治上名义统一”的特殊合作模式。

李辰深知，当前的首要任务仍是击败日本，而非内部纷争。他一方面命令军队加紧备战，推进收复台湾的战役准备；另一方面，也与重庆国府保持沟通，避免内部矛盾激化。对于南方军阀的离心倾向，李辰并未急于拉拢，而是以“民族大义”为旗帜，呼吁各方团结一致，待彻底击败日本后，再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内部问题。

江南光复后的华夏，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内虽有势力分化，但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国际上，华夏已跻身世界主要大国之列，赢得了应有的尊重。随着李辰麾下军队的持续壮大，收复台湾、登陆日本本土的目标日益临近，而“双雄并立”的格局，也将在民族统一的大业中，迎来最终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