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这个外科医生潜伏得很深 第48章 买车

第48章买车(第1/2页)

当天晚上送走沈知文和沈秋后，林言一个人忙了一晚上，把家里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安装任何窃听设备，这才安心。

这个时代的窃听设备都是有线的，需要供电，查找起来倒是轻松。

做完这一切后，林言开始盘点最近遇到的事。

先是古口太郎，再是这个沈家叔侄，都是为了链霉素。

看来自己当时抽身是对的。

唯一让林言疑惑的是，让沈秋做完手术就撤离为什么是蓝田洋子亲自下令。

毕竟蓝田洋子是特高课课长，完全没必要管这种小事。

突然想到最近一直没有收到红党的电文，林言便回到自己房间，从储物空间内拿出电台。

电台没电了！

这倒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自己再去买干电池，确实可以用上一小段时间，但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自己把电台放在储物空间内安全地接听电文，本来就很消耗电量，看来得用上蓄电池才行。

蓄电池！

林言知道符合12V条件的蓄电池渠道不过两个。

一个是汽车的蓄电池，一个是手推式心电图机。

慈心医院里有蓄电池的医疗器械有三个。

X光机、备用照明系统以及这个手推式心电图机。

X光机贵重，有专人看管，根本不可能靠近拿到蓄电池。

备用照明系统也有固定机房，也拿不到钥匙。

唯一就这个手推式心电图机有可能。

但也很冒险。

只能作为备选。

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购买汽车。

第二天林言刚到医院边把自己要买车的想法告诉了黄东平。

“林医生，你总算想通了。”黄东平一脸笑意，“我老丈人就有渠道可以给你搞汽车，就算买一辆斯蒂庞克也才1400美元，你完全出得起。”

“黄院长你说笑了，你的座驾是福特，我怎么可能买斯蒂庞克呢？”林言笑了笑，“我也搞一辆福特得了。”

第二天下午，林言如约跟着黄东平来到了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上的一家洋行。

洋行的门面不算特别气派，但橱窗里锃亮的车头镀铬件和墙上花花绿绿的汽车海报，宣告着它与这个灰扑扑的街区的不同。

黄东平熟门熟路地推门进去，一个穿着笔挺西装、梳着油头的华人经理立刻满脸堆笑地迎了上来。

“黄院长，您大驾光临！这位就是您电话里提过的林医生吧？果然一表人才！”经理殷勤地递上香烟，被林言摆手谢绝了。

寒暄几句后，经理将他们引到后面一处用雨棚搭起来的简易车库。车库里停着四五辆车，最显眼位置是一辆黑色的福特V8轿车，车身线条流畅，车头的水箱格栅在昏暗光线下也闪着金属特有的冷光。

“林医生好眼力，”经理拍着引擎盖，“这是去年底刚到的新款，V8发动机，马力足，开起来又稳当。最关键是实用，不像有些花架子。价钱也公道，算上关税、牌照这些杂费，全部办妥，这个数。”

他比划了一个手势，900美元，确实比黄东平之前说的斯蒂庞克要实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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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言点点头，没急着还价，而是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摸了摸包裹着皮革的方向盘，又看了看仪表盘。

车里有股新车特有的皮革和机油混合的味道。他心下盘算，这辆车不招摇，性能可靠，正是他需要的。

”林医生是爽快人，”经理见林言神情满意，趁热打铁，

“现在买正是时候。

您听说了吗？西安那边出了那么大的事，蒋委员长都……咳，现在总算是有惊无险，和平解决了！

这天下啊，看来一时半会儿乱不起来，该享福还得享福，买辆车代步，正是享受太平日子。”

经理这话像是打开了某个话匣子。

旁边一个也在看车、穿着体面长衫、像是商贾模样的中年人闻言，也凑了过来，压低声音加入了话题：

“说的是啊！昨天消息刚传到上海，市面上人心惶惶，纱布、粮食的价格都跟着跳。今天一早说和平解决了，嚯，价钱又稳下来了。这一张一弛，可都是钱啊！”

黄东平也颇感兴趣地问：

“哦？具体怎么个和平解决法？报纸上说得云山雾罩的。”

那商人左右瞥了一眼，声音更低了：

“我听北边来的朋友说，是宋家兄妹亲自飞过去谈的，**那边好像也派了人……具体条件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动刀动枪了。委员长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这抗日统一战线，怕是真要成了。”

林言不动声色地听着，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向盘。

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意味着国内局势将发生深刻转向，他肩上的任务或许也会随之调整。

经理见气氛热烈，又笑道：

“所以说嘛，林医生，这车买得不亏。往后要是需要跑远路，打听个消息，有个自己的车，方便！”

“说得在理。”林言推门下车，拍了拍手上的灰，脸上露出决定的神色，“手续就麻烦您尽快办吧，越快能提车越好。”

“得嘞！林医生放心，包在我身上！”经理满脸喜色，忙不迭地应承下来。

走出洋行，下午的阳光有些刺眼。

黄东平还在感慨时局变化之快，而林言的心思，已经飘向了即将到手的新车，以及那隐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更为汹涌的暗流。

有了车，他行动的范围将大大扩展，获取电池的备选方案也多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车辆里面发报也相对安全。

........

与此同时

复兴社办公室内，陈默群将烟头狠狠按熄在黄铜烟灰缸里。

窗外法租界的喧闹还在，他却觉得眼前一片昏黑。

桌上的收音机里，女播音员正用甜腻而刻板的官腔念着新闻稿：

“……西安事变已获和平解决，蒋委员长脱险返京，此实乃国家之幸、民族之福。全国上下，当更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共赴国难？”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四个字。

和平解决的消息，他比新闻早半天知道。

那一刻，他第一个感觉不是庆幸，而是一种冰冷的失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