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公送进监狱的720天 第397章 买一张长途车票，目的地未知

从纪念园回来一周后，苏凌云开始收拾行囊。

东西很少。

几件换洗衣服——都是素色的，叠起来不占地方，塞进背包底层。

父亲的笔记本，用牛皮纸包了书皮，边角已经磨毛了。

那把地质锤，锈迹被她用机油擦掉了一些，但虎口位置的凹槽她没动，留着苏教授手掌的形状。

小雪花的糖纸已经塑封了，透明塑料膜里封着那一小团琥珀色的固体，放在背包内侧的拉链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

基金会的工作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去了——不是要用，是怕万一碰到什么事，有个身份好说话。

她在民宿的桌上留了一张字条给白晓。

字条很短，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用杯子压住一角。

“我出去走走，归期不定。基金会的事，你和邓律师、老雷商量着办。勿念。”

她本来写了“对不起，突然就走了”，划掉了。

又写了“我会给你们打电话”，也划掉了。

最后就剩这几个字。

她把笔帽盖上，背上背包，轻轻带上了门。

清晨五点半，天蒙蒙亮。

民宿院子里，那两棵椰子树在晨风里轻轻晃着叶子，余叔还没起床，厨房里飘出白粥的米香。

苏凌云在院门口站了片刻，低头看了看门槛上那只懒洋洋的橘猫，然后转身，沿着石板路往镇上走。

她没有叫车。

从民宿到县城汽车站有四公里，她走了一个多小时。

路上没什么人，偶有一辆农用三轮突突突地开过去，车斗里装着刚摘的蔬菜，菜叶上的露水洒了一路。

县城汽车站是一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

候车室里的塑料椅有一半是坏的——坐垫裂了，扶手上缠着胶带。

气味很杂：泡面的酱料包、汗味、劣质香烟、还有从厕所飘出来的消毒水味道。

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蹲在墙角，行李是蛇皮袋和塑料桶，桶里装着铺盖卷。

一个抱婴儿的年轻母亲，坐在靠门口的位置，笨拙地用矿泉水冲奶粉，孩子哭得满脸通红，她把奶瓶塞进孩子嘴里，孩子呛了一口又哭，她手忙脚乱地拍着孩子的背，额头上全是汗。

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戴着耳机坐在角落里，低头刷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表情淡淡的。

售票窗口刚开，里面的大婶打着哈欠，嘴角还挂着没擦干净的牙膏渍。

她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苏凌云，手指在键盘上敲了两下。

“去哪儿？”

苏凌云看着墙上那块褪色的班次表。

塑料板已经发黄了，红色的字迹有些模糊，目的地从近到远排列——清水铺、杨柳河、石板滩、云山县。

她的目光在那些名字上滑过去，最后落在最后一个名字上。

她没去过那里，也没听过。

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这张吧。”

大婶顺着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云山县，最远一班，下午四点才到。一百二十块。”

“嗯。”

苏凌云付钱。

一张皱巴巴的纸质车票从窗口下面的缝隙里递出来，票面上印着红色的车次号——K307。

发车时间六点半。

目的地云山县。

她接过票，折好放进口袋，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背包放在脚边。

候车室里的人渐渐多起来。

那个民工还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好像在跟包工头吵工资的事。

抱婴儿的母亲终于把孩子哄睡了，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嘴唇干得起了皮。

学生女孩的耳机漏音，隐隐约约能听到一首老歌，调子很熟，苏凌云想不起歌名。

她靠在塑料椅背上，看着这些人。

没有人在看她。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她只是一个背着旧包、安静等车的旅人。

这种感觉很奇怪——不是孤独，是一种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轻。

在法庭上，她是“上诉人苏凌云”；在基金会，她是“苏顾问”；在黑岩，她是“0749”。

现在她什么都不是。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六点二十分，检票口开了。

去云山的车是一辆老式中巴，车身是白色的，侧面喷着“云山县运输公司”的字样，油漆已经龟裂了。

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一件圆领T恤，肚子把方向盘顶得很近。

他站在车门旁边抽烟，看着乘客一个一个往上挤，也不催。

苏凌云把背包塞进头顶的行李架，坐在靠窗的位置。

座位很窄，膝盖顶着前排的椅背，坐垫的海绵已经塌了，坐上去能感觉到底下的铁架子。

她把拐杖横放在腿上，靠在车窗上。

六点半，中巴发动了。

引擎抖得很厉害，整个车身都在颤，车窗玻璃嗡嗡响。

车开出汽车站，拐上国道，窗外的景色开始流动。

先是县城的街景——五金店、早点铺、修车行，店主们正在拉起卷帘门。

然后是城乡结合部的平房和小块菜地。

再然后，房子越来越矮，树越来越多，路越来越窄。

邻座是空的。

苏凌云把拐杖挪到旁边那个座位上，一个人占了两个位置。

车开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在一座公路桥上停下来。

桥头有个简易的候车点——就是一根电线杆上钉了块铁皮牌子，写着“清水铺”。

中巴车门呼啦一声打开，上来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

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麻袋比他还宽，卡在车门上，他侧着身子挤了好几下才挤进来。

麻袋里不知道装了什么，散发出浓郁的泥土味和干草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中药材的苦香。

他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布衫，袖口磨破了，裤子膝盖上打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补丁——一个是深蓝的，一个是卡其色的。

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鞋帮上全是干泥巴。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就是苏凌云旁边那个。

他先把麻袋塞进座位底下——塞不进去，又拽出来，扛起来往行李架上托。

苏凌云站起来帮他托了一把，麻袋很沉，压在行李架上咣当一声。

“谢谢啊闺女。”

他坐下去，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汗水和灰尘混在一起，在额头上糊成一道一道的灰色印子。

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脸上沟壑纵横，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

嘴唇厚而干裂，说话的时候露出几颗缺损发黑的牙齿。

但他的眼睛很亮，是那种在田里干了一辈子活、骨头被压弯了，但眼神没弯的人特有的亮。

“不客气。”

苏凌云重新坐下。

中巴继续往前开。

老农坐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汗，然后转头看苏凌云——打量了一眼她放在腿上的拐杖，又看了看她瘦削的脸，大概猜到了什么，但没问。

“闺女去云山？”

他的口音很重，每个字都像从土里刨出来的。

“嗯。”

“那地方偏哩。但山好水好。我闺女嫁到那儿。你去干啥？探亲？旅游？”

苏凌云看着窗外。

窗外的田野正在被丘陵取代，平地越来越少，远处开始出现连绵的山影。

“随便走走。”

老人点点头，也不追问。

他大概觉得这个回答很正常——一个女人，背着旧包，坐最远一班车去一个没听过的地方，她说随便走走，也许就是真的随便走走。

他打开麻袋口，从里面掏出两个烤红薯。

红薯是用旧报纸裹着的，报纸上的油墨被热气熏得模糊了，红薯皮烤得焦黑，有些地方裂开了，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瓤。

他把大的那个塞给苏凌云。

“闺女，吃。自家种的，甜。”

红薯还很烫，隔着报纸能感觉到那股热乎乎的甜香直往鼻子里钻。

苏凌云接过来，吹了吹，剥开一小块皮，咬了一口。

很甜。

不是那种加了糖的甜，是红薯本身在炭火里慢慢烤出来的、带着焦香的自然甜。

她在黑岩吃过很多红薯——监狱食堂偶尔会有，都是水煮的，寡淡无味，放凉了之后硬得像胶皮。

小雪花不爱吃，但每次都把分到的那块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吃，一半藏起来给苏凌云。

苏凌云说你自己吃，姐不饿。

小雪花就摇头，说姐你比我瘦，你得多吃。

她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

胃里暖起来，心里某个一直绷着的地方，似乎也跟着松了一点。

人间有味是清欢。

老人自己剥着另一个红薯，一边吃一边说话。

他说云山的特产——野生猕猴桃、山核桃、还有种叫“云雾茶”的野茶，长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崖壁上，以前有人专门攀岩去采，现在不让了，怕掉下来。

他说他闺女嫁到云山五年了，婆家是种果树的，去年刚盖了新房，外墙贴了白瓷砖，好看得很。

他说他这次去是送山货——麻袋里装的是自己晒的干蘑菇和剥好的核桃仁，给闺女坐月子吃的。

“闺女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这当姥爷的，头一回见。”

他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红薯渣沾在嘴角上，他用袖子蹭了一下。

苏凌云听着，偶尔点头。

老人也不在意她话少，自顾自地说，说到兴头上还拍一下大腿。

窗外的山越来越高了。

中午时分，中巴在一个叫“清水铺”的小站停靠。

司机说休息二十分钟，吃饭的上厕所的赶紧。

苏凌云下去透气。

站台很小，就一间平房，墙上刷着“清水铺客运站”几个字，油漆已经脱落了大半。

平房旁边有个小摊，一把遮阳伞，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几排矿泉水和几包饼干。

摊主是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瘦小佝偻，坐在摊后面的小板凳上，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

苏凌云走过去拿了一瓶矿泉水，付钱的时候老太太找零找了半天，手在围裙口袋里掏了很久，掏出一把皱巴巴的纸币，一张一张地捋平。

苏凌云说不用找了。

老太太摇头，说该找就得找，俺不占人便宜。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争吵声。

一个穿旧西装、提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正抓着一个老太太的手腕，另一只手里举着一瓶矿泉水，声音很大，像是故意让周围人都听见。

“你看看！这瓶水过期了！瓶盖都生锈了！我喝了肚子疼你赔啊？退钱！不然我打电话投诉你！让你们这个小破站关门！”

老太太慌了。

她站起来，腿在发抖，声音也发抖，说没过期啊，我孙子刚进的货，上个月才进的。

中年男人不依不饶，把水瓶举到她鼻子前面，说你看看这生产日期，你看看，你认识字吗？

老太太说我不认识字，但我孙子不会骗我。

中年男人冷笑，说你孙子骗不骗你关我什么事，反正这瓶水有问题，你退不退？不退我现在就打12315。

老太太急得直掉泪，手在围裙口袋里掏钱，掏出来的纸币皱巴巴的，她数了两遍也没数清是多少。

周围站着几个等车的乘客，没人说话。

有人在看手机，有人把脸转过去了。

那个中年男人还在催促，声音越来越大。

苏凌云走过去。

她从男人手里把那瓶水拿过来，翻过来看瓶底。

生产日期印在瓶底凹槽里，黑色喷码，清晰完整——是上个月生产的。

保质期印在瓶身标签上，二十四个月。

她把瓶底亮给男人看。

“上个月生产的，保质期两年。没过期。瓶盖那圈黄色是标签纸上的印花，不是铁锈。”

男人愣了一下。

他打量苏凌云，目光从她的脸扫到她的拐杖，大概在判断这人什么来头。

判断不出来，但他不想在气势上输。

“你谁啊？多管闲事！”

苏凌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她的眼神很安静，没有愤怒，没有挑衅，就是安静地、直直地看着他。

那种目光不是吵架的目光，是见过太多生死之后沉淀下来的那种沉静，像一面深水，看不到底，也没有波澜。

男人被她看得不自在，把公文包往腋下一夹，嘟囔了一句什么，松开老太太的手腕，转身快步走向候车室门口。

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苏凌云还在看他，脚步快了几拍，消失在那扇贴着“男厕”的破门后面。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老太太拉着苏凌云的手，眼泪还没干就连声道谢，说姑娘你真是好人，要不是你我这摊子就让人砸了。

苏凌云摇摇头，帮她把被弄乱的水瓶重新摆整齐，把掉在地上那把破蒲扇捡起来，拍了拍灰，递还给她。

然后她拧开自己那瓶矿泉水的盖子，当着她面喝了一口。

“你们应该是同一个地方进货的吧，没过期。是甜的。”

老太太破涕为笑，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说姑娘你上车吧，别误了车。

苏凌云转身走向中巴。

走到车门口的时候，她低头看了看手里那瓶矿泉水——水面在塑料瓶里轻轻晃荡，阳光下有几道细小的折光。

她忽然想起父亲。

父亲以前帮同事维权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去打架，不是去闹，就是站出来，站在那个被欺负的人旁边，说一句“事实是什么”。

父亲说，会办事的人，要懂得讲证据。

但她后来知道了，讲证据本身就是站队。

在讲证据的时候，你已经站在真相那边了。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中巴重新上路。

下午的山路更颠簸，弯道越来越多，越来越急。

发动机嗡嗡地响，过弯的时候车身嘎吱嘎吱地呻吟，像一头累坏了的老牛。

窗外的绿色越来越浓——山上的植被从平原的杨树，变成了亚热带的常绿阔叶林，时不时能看到一条细长的瀑布，从崖壁上挂下来，在树丛间一闪就不见了。

老人睡着了，脑袋靠着车窗，张着嘴，鼾声不大，被发动机的噪音盖得若有若无。

苏凌云看着窗外，把红薯最后一口吃完。

手指上沾了炭灰，她在纸巾上蹭了蹭，没蹭干净，指甲缝里还留着一道黑痕。

她看着那道黑痕，想起了黑岩监狱里的水泥台子——那种永远洗不干净的、渗进皮肤纹路里的灰色。

现在她的手指上沾的是烤红薯的炭灰。

不一样。

下午四点多，中巴终于晃进了云山县汽车站。

车站比出发的那个还小，就一个停车坪和一间瓦房。

停车坪是碎石铺的，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瓦房门口挂着一块用粉笔写了“售票处”三个字的小黑板，黑板下面放着一把空椅子，售票的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空气里弥漫着柴火和炊烟的味道——是山里人家开始做晚饭了。

老农下车的时候，苏凌云帮他托了一把麻袋。

他把麻袋扛上肩，指着车站外面那条窄窄的水泥路说，闺女，沿着这条路往东走，过了桥就是老街，有几家旅社。

我闺女家在西边，不顺路，不能带你了。

苏凌云说了声谢谢。

老人摆摆手，扛着麻袋走了，解放鞋踩在碎石路上沙沙响，背影在夕阳里越来越小。

苏凌云沿着他指的路走。

云山县城很小，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三四层高的旧楼房，一楼全是商铺——杂货店、五金店、卖种子的、修家电的。

街上人不多，有几个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追逐打闹，有个卖菜的大姐正在收摊，把没卖完的青菜往三轮车上搬。

路过一家招牌褪色的“迎宾旅社”时，她停住了。

门面很小，夹在一家粮油店和一家药店中间，门口挂着一串塑料珠帘，珠子已经发黄了。

她走进去。

前台是个胖大姐，圆脸，烫着小卷发，正嗑着瓜子看电视剧。

电视剧好像是古装片，正演到女主角哭哭啼啼地抱着男主角不撒手，胖大姐看得津津有味，连有人进来都没抬头。

“单间五十，押金五十。”

苏凌云交了钱。

胖大姐从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把钥匙，钥匙上挂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印着“207”。

她继续嗑瓜子，眼睛没离开电视屏幕。

房间在二楼，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钥匙要左右拧两下才能开。

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一盏台灯，一个脸盆架。

墙上贴了墙纸，花纹是几十年前流行的米黄色印花，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窗帘是碎花布，很薄，拉上之后外面的光还能透进来。

床单是白色的，洗得很干净，但有一小块淡黄的旧渍，大概是年代久了洗不掉的。

苏凌云放下背包，去公共洗手间洗了把脸。

水很凉，带着山里地下水特有的清冽，打在脸上有点刺痛。

她用毛巾擦干脸，回到房间，躺在床垫上。

床垫比中巴的座椅还软一点，弹簧在她身体下面轻轻咯吱了一声。

天花板上有条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旁边，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她盯着那条裂缝，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外面街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很长，带着当地方言的尾音。

空气里有炒菜油烟的焦香味。

窗外能看到青色的山峦轮廓，山顶正被夕阳染成一层很薄的金色。

她就那么躺着，没有计划明天去哪，也没计划后天去哪。

这种空白，对她而言奢侈得有些不真实。

在黑岩的七百二十天里，每一天都被安排好了——起床、点名、劳动、吃饭、睡觉。

每一分钟都有人盯着。

出来之后，每一天也都被填满了——庭审、申诉、基金会、媒体、案件、会议。

她的日程表被白晓排得密密麻麻，有时候一天要接十几个电话。

现在她的手机关了。

日程表空了。

没有人知道她在哪。

偷得浮生半日闲。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是很便宜的那种柠檬香精味，冲鼻，但闻着很踏实。

入夜之后，小县城安静得很早。

九点多街上就没什么声音了，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还有隔壁楼里某个房间电视机的闷闷的回响。

苏凌云靠在床头，从背包里拿出父亲的笔记本。

封面上的牛皮纸已经被磨得起了毛边，书脊处用透明胶带粘过两次。

她没有翻开看，只是用手指轻轻抚过封面，沿着书脊的折痕，沿着那些被翻过无数遍的页边。

那些熟悉的字迹在里面躺着，每个字她都能背出来，但她今天不想背。

她只是把它放在膝盖上，手放在上面，感受牛皮纸粗糙的触感。

然后她想起很多童年的事。

父亲带她去野外，背着一个帆布包，手里拿着一把锤子。

她蹲在河边捡石头，捡到一块圆溜溜的鹅卵石，上面有一道白色的纹路横贯整个石面，兴奋地跑过去说爸我找到化石了。

父亲接过来看了一眼就笑了，说这不是化石，这是石英脉侵入形成的条纹，但这块石头很漂亮，你留着。

她把那块石头放在书桌上，每天做作业的时候都能看到它。

后来她上大学、毕业、结婚、搬家，那块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

现在她很想问问父亲，那条白色的石英脉是怎么侵入那块鹅卵石的，是什么地质年代的产物，那上面有没有记录一些她看不懂的故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还有母亲。

母亲在灯下缝补她的书包，哼着走调的歌谣。

母亲五音不全，但很喜欢唱歌，每次哼的都是同一首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她小时候觉得母亲唱歌难听，每次都捂着耳朵说妈你别唱了。

母亲就笑，说你这孩子不识货，妈年轻时候可是厂里文艺队的。

她说妈你吹牛，母亲就作势要打她，手举起来又放下，在她头上揉了一把。

后来母亲死了。

死在一场车祸里。

她当时还在黑岩监狱里里。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她把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苏教授的红笔字，那个歪歪扭扭的骷髅头。

“以我性命担保此结论。”

她用手指沿着骷髅的轮廓慢慢描了一遍。

苏教授画它的时候，大概知道自己活不到真相大白的那天了。

但他还是写了。

他把命押上去了，然后把报告藏进地下室的铁皮柜里，等一个他可能等不到的人来找到它。

她合上笔记本，关了灯。

月光透过薄窗帘洒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块模糊的银色方块。

她侧过身，把被子拉到肩膀。

被子的面料有点硬，但很暖和。

窗外有虫鸣，叽叽叽的，很远，很轻。

她没有做梦。

睡得很沉。

第二天清晨，她被窗外的鸟鸣唤醒。

不是一只，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像在开一场很吵的会。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划了一道金色的线。

她推开窗，深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

昨夜的柴火味已经散了，现在只有山间早晨特有的干净味道——潮湿的泥土、露水浸过的树叶、远处飘来的一丝若有若无的炊烟。

远处山巅被晨雾缠绕着，雾很白很浓，在山腰以上缓缓流动，山顶在雾里若隐若现。

她决定去爬山。

没有查攻略，没有问路，就是朝着那座山的方向走。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她穿上外套，背上背包，拄着拐杖下楼。

楼下是个小饭厅，摆了两张折叠桌和几把塑料凳，是旅社提供的简易早餐

胖大姐正在柜台上擦杯子，电视开着，播早间新闻。

苏凌云要了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坐在角落里慢慢吃。

馒头是手工做的，比超市里卖的瓷实，咬下去很有嚼劲，带着一点麦麸的粗糙口感。

稀饭很烫，米粒煮得软烂，上面飘着几粒枸杞。

电视里新闻播完天气预报，开始播本省简讯。

胖大姐抬头看了一眼电视，又低头看苏凌云，又抬头看电视，又看苏凌云。

“咦”了一声，指着电视屏幕：“这姑娘……怎么有点像你？”

苏凌云抬头。

屏幕上是省电视台的早间新闻，正在播一则简讯。

画面是黑岩矿的旧档案镜头——塌方的矿道入口，封堵的水泥墙，然后切到法院门口的记者群。

旁白是标准的播音腔：“……备受关注的黑岩案主犯之一康伟国，昨日在狱中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康伟国系黑岩矿业集团原董事长，因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非法采矿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死亡后，相关刑事程序依法终止。至此，该案主要涉案人员均已……”

画面闪过康伟国受审的镜头——他坐在轮椅上，穿着病号服，脸色灰败，眼窝深陷，嘴角歪斜。

也闪过苏凌云走出法庭的画面——她被人群簇拥着走下台阶，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脸上没有表情。

画面很短，只有几秒。

但足够让胖大姐把电视里，那个瘦削的女人和坐在角落里吃馒头的女人对上号。

胖大姐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中，嘴张着，眼睛在苏凌云脸上和电视屏幕之间来来回回扫了好几遍。

“你……你不会就是……”

苏凌云放下筷子，对她笑了笑。

那笑容很淡，嘴角弯了一下就收了，但眼睛里有光。

“大姐，帮我保密。我只是个来爬山的游客。”

她把饭钱放在桌上——一张整的，不用找。

然后背起包，推开塑料珠帘走了出去。

珠帘在她身后哗啦哗啦地响了一阵，然后归于寂静。

胖大姐愣在原地，手里还举着那个擦了一半的杯子，半天没回过神来。

苏凌云已经汇入了清晨的人流。

卖菜的三轮车在街边排成一排，菜贩们用方言吆喝着，竹筐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

早点铺的蒸笼冒着白汽，老板娘用筷子夹出一个热腾腾的肉包子，递给等在一旁的小学生。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穿过街道，司机是昨天中巴上邻座那个老农，他远远地朝苏凌云挥了一下手，拖拉机拐了个弯，突突突地消失在街角。

她朝着青山的轮廓迈开了脚步。

阳光从山脊上洒下来，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康伟国死了。

黑岩案的最后一个主犯，在狱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多行不义必自毙。

但苏凌云没有回头去看电视里，那条新闻的后续报道，也没有在脑海里复盘那段往事。

她只是走着。

朝着山的方向。

死亡带来终结。

也带来新的开始。

她的旅途，才刚刚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