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摆烂的我把魏忠贤逼成张居正了 第二百一十章 考成法和一条鞭法

第二百一十章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第1/2页)

看到第三题的时候，他们也开始隐隐期待第四题了。

他们想知道这位皇上特意增加的题目会有何奥妙！

终于，三张试卷答题结束，第四题发放。

施凤来等人也打开了属于黄道周的哪一题。

第四题。

对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见解，如果由你来施政，你会如何调整朝廷规划！

看到这题的时候，别说那些考生，就连施凤来、黄道周等人也都是一头雾水。

一条鞭法将所有实物税改成了白银。

刚开始的时候国库充裕，存银高达上千万两，可算是为朝廷续了一大口气。

但很快事情就不对了，白银这种东西朝廷并不能生产，只能靠挖矿以及对外贸易。

自隆庆开关之后，大量白银流入大明，商品经济一度极为发达，可到万历中后期，白银贸易开始大幅度缩水。

市场上的白银全攥到了富豪手中，老百姓们要交税只能用大量粮食去找富豪兑换白银。

万历初年一石米能换一两白银，可到了后期三石米才能换一两银子，赋税直接翻了三倍。

甚至还有更高的。

那些富豪看到白银越来越值钱，便疯狂囤积，以至于白银的价格越来越高，从老百姓手中压榨的银两也越来越多。

这还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

而在全靠粮食贸易的北方，白银则更加稀缺，最贵的时候，甚至五石米才能换一两银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盘剥就是火耗。

老百姓能换到的都是碎银子，官府要重新铸造官银上交，这期间便有损耗。

官府规定火耗是百分之二，可实际上地方官收的是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多出来的全都到自己腰包里面了。

而朝廷所收上来的银子在货币流通中，几乎没有最底层农民参与。

朝廷各项花销基本都是和商人们打交道，这样，老百姓想要换银子来交明年的税，就只能继续和富商高价兑换。

如果换不到只能卖房子卖地当佃农。

等到万历末年，华北七成以上的自耕农已经破产，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这些施凤来、毕自严、黄道周、徐光启三人全都清楚，但一条鞭法已经推行下去了，若是继续改成实物税收粮食，必将阻力重重，而且收上来的粮食也很难分配，这东西运输太麻烦了。

至于考成法则影响更为深远。

张居正当政以前，各省缴纳赋税都是能收多少是多少，要是有个灾荒什么的，少交点也没事。

但张居正推行考成法以后，把税收、清丈、河工、边防等所有政令全部登记造册下达死命令必须完成。

所谓：月有考，岁有稽，哪怕调走了也能继续追责。

如果能完成政令，便会升官，如果完不成就降职或者罢官。

此政令一推行，立刻完成了大明王朝的内阁集权。

自内阁发布政令之后，六科、六部再传达地方，所有人都得遵守、干活，至此彻底扭转了政令不出北京城的局面。

史载：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只是几年时间，便罢免了两千多名庸官、懒官、贪官，也解决了各级政府推诿扯皮、阳奉阴违的风气。

清丈天下田亩将豪强隐田查出，仅福建就查出了上百万亩的隐田。

正是因为有考成法的加持，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推行，边关的戚继光、李成梁等人也得到了充足的军费支持，把蒙古、女真压制的死死的。

水利、救灾等改革得到措施落地。

不过悲剧的是，和一条鞭法一样，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考成法对国家确实是有利的。

可随着政令的持续，负面影响也开始爆发。

考成法就是典型的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管你旱灾水灾，只要完不成内阁定下的KPI就罢官滚蛋。

如此一来，地方官为了保住乌纱帽，不管百姓死活，一味的强征赋税。

再加上白银崩盘之后粮价对白银兑换比例暴跌，以至于百姓交不起赋税只能把土地卖给大户当佃农，加剧了土地兼并。

地方官不敢收大户的赋税，便只能继续压榨底层百姓，以至于底层百姓愈发艰苦。

等到万历亲政后为了收权，便废除了考成法。

这样一来虽然官府不再强行逼税，但官员们又立刻回复了懒政的作风。

一方是朝廷收入，一方是百姓疾苦。

哪怕在官场混迹几十年的老油条们都难以作答，把这个问题抛给那些只知道四书五经的举人们，能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可尽管不以为然，但黄道周等人还是对这些学子们的答案颇为期待，如果真能找到这核心矛盾的解法，大明中兴指日可待。

而看到这题之后，黄宗羲也是呆愣许久。

他年纪虽然不大，却饱经人间冷暖，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影响也有了解。

并且对张居正本人有自己的一套批判理论，在他看来，张居正政治上依赖冯保、李妃，算是投靠太监后妃，很无耻（权术媚上、失大臣体），经济上，他施行的这些政策：并税增负、贻害万民，反正是混蛋一个。

最终的总结评价也很经典，他称张居正为：有救时之心，无救时之制。

白话就是心思就是好的，但能力差点。

骂人固然简单，可要真说自己来调整方略，黄宗羲也是两眼一抹黑。

如果是应付，各种理论方略他自然能写出一堆来，但要是论可行方案，确是难以琢磨。

足足闭眼斟酌了半日时间，黄宗羲这才咬着牙说道：“一条鞭法之弊在于白银，当废白银，另立新币！”

“考成法之弊在唯赋税论，当重民生、轻赋税、守清廉。”

黄宗羲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比较客观的。

可要是放在万历初年就有待商榷了。

嘉靖皇帝沉迷修道几十年不上朝，为了掌权，他任用奸臣严嵩，并挑拨徐阶等人与之搞党争。

而为了获得权利，严嵩和徐阶都无底线的逢迎嘉靖。

朝廷六部公文积压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无人批复。

地方官遇事相互推诿扯皮，庸官、冗官遍地，能干的被排挤，钻营的升官。

朝廷没人管事，官员不干人事，朝廷只剩下党争和捞钱。

至于国库就更完蛋了。

户部每年国库收入只有两百多万两，剩下大多进了嘉靖的口袋。

朝廷年年赤字，大地主、官绅、宗室隐田眼中，地方官勾结豪强隐瞒田亩，赋税全落在百姓头上。

各省欠税往往在五成以上。

再加上嘉靖又喜欢修道观，内廷花钱不够了还要从国库里面掏，徐阶、严嵩只顾逢迎。

至于税收，则更是一团乱麻。

田赋、里甲、均徭、杂泛、物料、上供……名目几十种，官吏随便加派，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说你欠税你就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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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方面更是坑爹。

农民每年要无偿给官府当差、修路、运粮、造城，动辄几十天、上百天，大半年都给官府干活，田地自然没办法侍弄，耽误农时不说，还得自带口粮。

边关缺饷、军备废弛就不说了，俺答骑兵年年进犯，山西、陕西、京畿成了后花园，明军不敢野战只能被动挨打，边防形同虚设。

最有名的自然就是东南倭寇，几十个人就敢开抢，卫所兵士形同虚设，一直折腾了几十年才结束。

国家赤字、百姓被剥削、官府怠政、豪强肆意妄为。

面对这种情况，徐阶、高拱只能在表面上缝缝补补，只有张居正站在一片风雨飘摇中，向着所有的问题进行宣战。

他推行一条鞭法，丈量天下土地，清查隐田，将强压到百姓头上的赋税剥离了出来。

将税收改为白银，彻底结束了徭役、杂税的摊派，税制变得简单透明，官府再不能随意摊派。

正因如此，江南商品经济开始变得愈发繁荣，老百姓赚了银子可以直接交税，间接启动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

国库收入暴涨，每年财政收支从赤字变成结余，太仓粮食可支十年。

他推行考成法，让官员再不能每天混日子怠政。

军事上谭伦、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名将得到重用，军饷不再拖欠，打的俺答再不敢犯边，百姓不用再遭兵祸。

政治上六部六科所有敢乱骂人的统统打屁股，以往借言官搞党争的风气大为改善。

张居正本人虽然也不太干净，但和严嵩、徐阶相比，绝对算得上是清廉自持。

并且，他还培养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万历皇帝（张居正自认为合适）！

不过，很可惜的是，张居正是人，不是神。

他清丈田亩得罪豪强地主，考成法得罪官僚集团，压制舆论得罪言官清流、削减宗室禄米得罪宗室藩王，严厉管教万历皇帝又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

大明朝的既得利益者全被他得罪光了，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反对，但死了之后反攻倒算立刻开始。

他本人结果就不说了，他所有的改革措施也都只保留了弊端。

考成法虽然废除，但基层不顾百姓死活也要纳税的办事逻辑却留了下来，也为后续苛捐杂税导致的农民起义留下了伏笔。

清丈田亩虽然当时让大户交了税，但他死后豪强再次将田亩隐匿，税收又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被压制了十年的万历皇帝为了给他这个老师泼脏水，开放言路，又把被压制下去的言官放了出来，至此言官体系彻底失控，皇帝、内阁全都无法再压制言官，并为后续的党争埋下了种子。

一条鞭法导致南北税制一刀切，江南白银多，北方白银少，贫富差距无限拉大。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两点是他无法预料的。

一条鞭法以白银收税，但大明白银产量极少，隆庆开海后，大量海外白银涌入。

这里的海外白银主要是日本和美洲的白银。

日本岛原之乱后，德川幕府全面锁国，日本的白银输入中断。

万历后期，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开始严控白银流入亚洲。

同时，美洲波托西银矿表层富矿枯竭，产量暴跌百分之六十。

等到崇祯年间，葡萄牙独立，荷兰攻占马六甲，亚欧航线崩盘，至此银价彻底崩盘。

这些都是张居正死后几十年发生的事情，真怪不得他。

还有另一点就是他看重的接班人万历皇帝。

聪明是真聪明，混蛋是真混蛋。

为立国本，君臣死磕十五年，政府停摆，行政体系崩溃，拉开了明末党争序幕。

三大征虽然威风，却也透支了国力，搜刮白银进内帑，边关军饷克扣，防线几乎崩溃。

几十年不上朝，也不批奏折，各地官员空缺严重，全靠张居正留下的老本撑着。

等到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败，倾国精锐葬送，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万历这才如梦方醒，嚎啕大哭。

之后开始启用熊廷弼，并赐尚方宝剑和“将帅以下不用命者，先斩后奏”的特权。

还从自己腰包里面凑银子往辽东填。

这会他是彻底清醒过来了，以他的政治手腕和当时明朝的国力，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经营，努尔哈赤肯定闹腾不了太大。

结果，这孙子万历四十七年把辽东稳住，到万历四十八年就挂了。

他儿子便是被他压制了几十年的泰昌皇帝。

老爹死了，泰昌皇帝一朝放纵，直接把命给放纵没了！

至此局势彻底失控。

万历这孙子即不干活，也不让位，占着茅坑不拉屎，躺平几十年空耗国力。

他要是早死十年，朱常洛早点继位兴许也没这么多事。

同样的，在萨尔浒战败之后，他清醒过来了开始干活，如果能晚死十年，以他对那些御史言官们的了解，必定不会撤掉熊廷弼，努尔哈赤搞不好会被这个熊蛮子堵死在赫图阿拉。

可偏偏他就在这时候死了！

以理中客的角度来说，张居正改革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确实不假。

可如果把自己代入到张居正那个位置上，面对嘉靖朝留下的烂摊子，张居正不惜得罪全天下的当权者所执行的改革制度是没错的，至少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如果万历当政之后并不完全废除，而是进行适时改进。

如果国外不闹腾，白银还继续流入大明，恐怕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像后世有人把明朝灭亡的帽子扣到于谦的头上，说他改革军制，以文制武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可当时的情况是三大营全军覆没，五军都督府瘫痪，勋贵集团全灭，文官集团伤亡过半。

大明朝的政治班底被打断代了！

为重建京营，收拢兵权，击退瓦剌，他只能以兵部的名义把所有兵权收拢并介入指挥。

当时那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搞军权集中，再提拔勋贵搞五军都督府，等一切完事，也先早杀过来了。

而且，这种制度维持了两百年，在这种制度下，明朝两百年间几乎没有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安史之乱、陈桥兵变之类的事情统统没有。

如果说以文制武这种制度是完全坏的，也不至于。

况且，不管是于谦还是张居正，他们在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能解决当时的难题就已经很牛了。

如果有人能即解决当前的难题，又能把目光放到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乃至两百年之后，那不是人，那是神！

真要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源源不断的于谦和张居正来继往开来，不停修补国策，不然什么国策一直执行下去，也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