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刚登基便曝光文官弑君 第122章 拟定恩科前三，意识形态塑造的

第122章拟定恩科前三，意识形态塑造的大明文官集团(第1/2页)

七月十四，承天殿东暖阁。

晨光从窗棂间漏进来，在青砖地面上铺开一道斜斜的光带。

光带里有细小的尘埃在浮动，慢悠悠地旋转着，像一群迷了路的金箔。

太液池方向吹来的风裹着荷叶和水汽的气息，穿过半敞的窗子，在暖阁里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凉意，将案上那摞试卷的边角微微掀起，又落下。

朱厚照坐在书案后面，面前摆着一叠刚刚由礼部送来的考卷。

考卷按名次排列，最上面一份的封面上写着“吕柟”两个字，字迹端正而工整，是礼部誊录官抄录时留下的痕迹。

他伸手拿起那份卷子，展开来，目光从第一行字开始往下移动。

殿内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时发出的细微声响，和远处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的、极轻微的蝉鸣声。

吕柟的卷子他看得比别的慢一些，不是因为字迹难认，是因为他记得这个名字——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吕柟是前世正德三年的状元。

正德三年，那是他登基后的第一次科举。

那时候他刚坐稳龙椅不久，吕柟在那场科举中脱颖而出，被点为状元，后来在朝中做了几十年的官，以刚直敢谏著称，官至南京礼部侍郎。

现在，他提前了一年开恩科，吕柟也提前一年参加了殿试。

朱厚照的目光在那些字迹上慢慢移动着，看得很仔细。

吕柟的卷面写得很满，字迹不算特别漂亮，但每一笔都像是经过反复斟酌才落下去的，稳当、扎实，透着一股读书人特有的认真和克制。

他在卷中写道：“圣人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忧在德，不在血。

衍圣公之废，非废圣道，乃还圣道于天下也。

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和平，此十二字者，非孔氏一家之私产，乃天下万民共秉之良知。

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谓人皆可得尧舜之血脉，而谓人皆可修尧舜之德行也。”

朱厚照看到这里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那一下叩得很轻，但在安静的暖阁里却格外清晰。他的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满意的笑意——不是那种“这篇写得好”的满意，是那种“这个人果然和他前世一样，没有让人失望”的满意。

他把吕柟的卷子放在书案的左手边，又拿起第二份。

榜眼刘瑞的卷子比吕柟的更加工整，字迹秀美，每一笔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他在卷中写道：“衍圣公府之所以能存续数百年，非因其德行足以配其爵位，实因其血脉足以承其恩泽。

然血脉之泽，五世而斩；圣人之道，万世不灭。

以血脉承道，则道随血脉而衰；以德行承道，则道因德行而传。陛下废爵而不废道，正得轻重之宜。”

朱厚照看完，微微点了点头。

刘瑞的文章比吕柟的更加圆润，但那股子锐气不如吕柟。不过作为榜眼，也足够了。

第三份是探花戴楩的卷子，戴楩写得比前两人都短，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反复锤炼的，简练而有力。

他在卷中写道：“圣道在行，不在姓。昔周公制礼，孟子倡义，朱子集注，皆非孔氏之胤，而其功于圣道，岂逊于衍圣公府？可知圣道之传，天下共之。

衍圣公府以血脉自矜，而忘修身立行之本，此自取灭亡之道也。陛下废之，正所以救之。”

朱厚照放下戴楩的卷子，靠在椅背上，目光从那些卷面上缓缓扫过。

吕柟、刘瑞、戴楩——这三个人，在他前世的记忆里，都是正德三年那场科举中名列前茅的人。

如今时间线变了，他提前了一年开恩科，但这些人依然出现在了殿试的考场上，依然交出了让他满意的答卷。

他想起自己方才翻看那些卷子时的感觉——几乎所有士子的回答方向都高度一致。

有的说圣道在德不在血，有的说衍圣公被废是拨乱反正，有的说孔家子弟恃宠而骄是咎由自取，有的说朝廷收回祭祀权是还圣道于天下。

措辞各有不同，引经据典各有侧重，但核心观点惊人地统一。

没有人说“衍圣公不该废”，没有人说“孔家子弟罪不至此”，没有人说“孔圣祭祀不该归入国家祀典”。一个都没有。

朱厚照的嘴角那丝笑意还在，但已经淡了一些。

他心里清楚，这些士子之所以都往这个方向回答，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认同皇帝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们在会试结束后到殿试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京城广场上发生的那场对质，知道了皇帝在承天广场上当众宣布废除衍圣公的旨意，知道了那百余名曲阜百姓抱着《论语》跳台死谏的惨烈场面。

他们知道皇帝在孔家这件事上的立场是什么，也知道如果在考卷上写出“衍圣公不该废”这种话会有什么后果。

他们不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在揣摩圣意之后，做出了最安全的回答。

朱厚照伸出手，把吕柟的卷子又拿起来，看了一遍。

他写得很真诚，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读书人特有的笃定。

但这份真诚里面，有多少是因为他本来就认同圣道在德不在血，有多少是因为他在落笔之前已经判断出皇帝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答案，朱厚照无法确定。

他把卷子放回案上，靠在椅背上，目光穿过敞开的窗子，望向远处太液池的水面。

日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细碎的白光，像是有人在上面撒了一把碎银子。

几只水鸟从荷叶间飞起来，在低空中盘旋了一圈，又落回了原处。

只不过这一次，他用一道殿试题目筛选出了一批在立场上不会与他作对的新科进士。

但下一次呢？

下下次呢？

三年一科，几十年下来，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筛选出更多认同他主张的人。

但这个办法本身有一个漏洞——他只能筛选那些已经考到殿试的人。

而那些人，在进入殿试之前，已经经过了十几年的儒家教育，已经接受了那一套“君臣共治”、“道统高于皇权”的话语体系。

殿试题目能筛选出他们在“孔家”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筛选不出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

遇到下一个像孔家一样的问题时，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话语体系，再次形成一致的判断，再次站在皇帝的对立面？

朱厚照想到这里的时候，目光微微沉了一下。

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发出细微的“笃笃”声，在安静的暖阁里格外清晰。

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的那数百年里看到的东西，他看到过那些后世的学者们，如何把明史翻来覆去地研究，如何在那些泛黄的纸页和模糊的字迹之间寻找蛛丝马迹，试图解释一个王朝何以从鼎盛走向衰亡。

而他们讨论的时候，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词——“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这四个字，在后世的讨论中频繁出现。

有人说文官集团架空了皇权，有人说文官集团把持了朝政，有人说文官集团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但朱厚照在天上看着那些讨论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真的有“文官集团”这个东西吗？

他在天上飘荡了数百年，见过大明的朝堂，也见过后来的清朝、民国，见过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党派。

它们有章程、有领袖、有财政来源、有明确的组织架构，成员之间有着清晰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绑定。

而大明的文官们，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文官们分属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通政司等不同的衙门，各有各的隶属，各有各的上司，各有各的职责范围。

吏部管不了刑部的案子，户部管不了兵部的军饷，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弹劾六部的官员，但御史本身隶属于都察院，有自己的长官和同僚。

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可以指挥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可以约束所有的文官，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可以供养所有的文官。

皇帝坐在最上面，是所有人共同的主宰。

六部尚书互相之间是平级关系，谁也不比谁高一头；侍郎对尚书负责，尚书对皇帝负责，不存在一条从最高处一直贯穿到最底层的纵向指挥链条。

如果“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那它应该有一个领袖——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发号施令的人。

但刘健在的时候，谢迁和李东阳与他意见不合；谢迁在的时候，焦芳与他互相看不顺眼。

他们从来没有像一支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过。

更重要的是，文官之间的利益经常是分裂的。

浙江的官员和江西的官员在赋税分配上针锋相对，南京的官员和北京的官员在权力归属上互不相让，言官和内阁在政策方向上各执一词。

他们会互相弹劾、互相攻讦、互相拆台，有时候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一个“集团”内部如果存在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内斗，那它还能算是一个“集团”吗？

所以，严格来说，大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文官集团”。

没有正式的组织架构，没有统一的领袖，没有清晰的利益一致性。

文官们是一盘散沙，是一群各自为政的人，是一群在多数时候互相争斗、只在少数时候才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个体。

但问题在于，他们确实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比如说，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保护某条被认为是“祖宗之法”的制度时，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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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弘治年间，他父皇曾经想修缮乾清宫的几个殿宇，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年久失修。

但当时的内阁和六部以“国库不丰”为由，联合反对，联名上疏劝谏，他父皇最后只好作罢。

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主要来自三个“共享”。

第一个共享是意识形态（儒家）：所有文官都读四书五经，信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道高于君”。

这让他们在面对皇帝不合理的个人**（如昏庸、大兴土木）时，会天然地联合“谏诤”。

第二个共享是阶层利益：他们作为地主知识分子精英，天然会维护土地税收制度、科举选官制度，压制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势力。

比如说，武将，防止武人专政，以及宦官，防止近幸乱政。

第三个共享是规则与惯例：他们共同遵守“祖宗之法”、奏议流程、考核体系。

这套规则本身就会产生惯性，例如“廷议”的结果常常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多数文官的共识。

这三个共享，最终让文官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即便没有经过任何事前商议，甚至也没有抱团，但是也依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正如所有人学习算术的时候，都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当他们再遇到一加一这个问题时，哪怕没有经过任何提前商议，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一加一等于二。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当所有人都信奉同一套理论，所有人都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在没有任何事前协调的情况下，做出完全一致的判断。

朱厚照的目光从太液池的水面上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上。

他伸出手，拿起那摞试卷中最上面的一份，随手翻开，看到了上面那句熟悉的话——“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和平，此十二字者，非孔氏一家之私产，乃天下万民共秉之良知。”

他看完那句话，然后放下卷子，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是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带着一种复杂的、说不上是感慨还是别的什么的表情。

吕柟之所以会写“圣道在德不在血”，是因为他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

朱熹在《四书章句》里写过：“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

陆九渊说过：“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那些话被写进书本里，被一代又一代的先生们反复讲解，被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反复背诵，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不用思考就能得出的结论。

所以当殿试的策问题目摆在面前的时候，吕柟不需要问任何人，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就能在纸上写出那番话。

那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读过的书、听过的课、背过的文章，已经把他塑造成了那个样子。

这一次，他们在“孔家”这个问题上站在了他这边，是因为孔家已经成了一个靶子，但如果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依然会用那套体系得出让他不舒服的结论。

那么，怎么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才能让文官不再拥有那种“集体行动逻辑”？

怎么才能分裂那些士子，让他们不再信奉同一套理论、不再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

朱厚照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天花板的横梁上。

他想起自己前世在天上飘荡时，见过那些后世的王朝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他们用的办法很简单，也很直接——让读书人不再只读一种书。

后世那些学校里有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学科。

有人学数学，有人学物理，有人学文学，有人学历史。

学数学的人用逻辑思考问题，学物理的人用实证思考问题，学文学的人用感性思考问题，学历史的人用经验思考问题。

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不同的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当一个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学数学的人说“这个数据不对”，学物理的人说“这个实验做错了”，学文学的人说“这个故事不感人”，学历史的人说“这个经验不适用”。

他们不会得出同一个结论，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共享同一套话语体系。

朱厚照的目光微微亮了一下，如果大明的读书人，也不再只读一种书呢？

如果他们在进入官场之前，有人学的是经学，有人学的是律法，有人学的是算学，有人学的是农政，有人学的是水利，有人学的是边务，有人学的是工程……

那么当他们进入官场之后，遇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还会得出一样的结论吗？

一个学律法的人，看到事情先想“这合不合律法”。

一个学农政的人，看到事情先想“这对百姓收成有没有影响”。

一个学水利的人，看到事情先想“这对河道有没有影响”。

他们信奉的理论不同，话语体系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

学律法的人希望律法体系更完善，学农政的人希望农业政策更合理，学水利的人希望朝廷多拨银子修河道。

当他们坐在一起议事的时候，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站到同一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同一类人。

朱厚照坐直了身体，双手搁在书案上，十指交叉。

他在心里把那幅蓝图又展开了一些，如果大明的官学，不再只有一种课程体系呢？

如果府学、县学里的学生，可以选修不同的科目呢？

如果他们通过不同的科目进入不同的仕途通道呢？

那大明的官场结构就会从根本上被改变，那些士子，从进入官学的那一天起，就被分成了不同的人。

他们读不同的书，学不同的本事，考不同的试，进不同的衙门，做不同的事。

那么当他们再遇到皇帝做的某些事情时，就会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去思考并做出反应。

而这些反应，必然不会全部都是反对皇帝的。

届时，作为皇帝只要拉拢一批、打压一批、边缘化一批，便可以牢牢掌握住皇权。

想到这里，朱厚照嘴角那丝笑意重新浮现了出来，比方才深了一些。

他拿起吕柟的卷子，又看了一遍，然后提起朱笔，在那份卷子的顶端写了一个字——“甲”。

然后他拿起刘瑞的卷子，同样在顶端写了一个“甲”。

再拿起戴楩的卷子，也写了一个“甲”。

他把三份卷子放在一起，然后拿起另一份空白的名册，开始拟定名次。

状元，吕柟。

榜眼，刘瑞。

探花，戴楩。

至于余下的名次，他想了一下，决定交给礼部去拟定。

那些细节不需要他亲自操心，他只需要把前三名定下来就够了。

随后，朱厚照淡淡开口道：“刘瑾。”

刘瑾从暖阁门口快步走进来，躬身应道：“奴婢在。”

他的动作极轻，靴子踩在青砖地面上几乎没有发出声响，像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猫。

朱厚照的目光从卷子上移开，落在刘瑾身上：“去，把礼部尚书张昇叫来，朕有件事要和他商议。”

刘瑾没有多问，应了一声：“奴婢遵旨。”

随即刘瑾转身快步走出了暖阁，前去传旨。

朱厚照一个人坐在书案后面，暖阁里重新安静了下来。

窗外太液池的水面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光，那几只水鸟已经从远处飞了回来，落在靠近岸边的荷叶上，正在低头啄着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在心里把那幅方才已经大致勾勒过的蓝图又过了一遍。

官学改革——分流培养——多通道入仕——不同学科——不同话语体系——不同利益诉求。

他在心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捋过去，像是在一张空白的纸上重新画一遍草图，确认每一个细节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变形，没有错位。

很快，脚步声在暖阁门口响了起来，不算重，但每一步都很稳，带着一种在官场里打磨了几十年的人才会有的从容和分寸感。

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是刘瑾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陛下，礼部尚书张昇到了。”

朱厚照睁开眼睛，坐直了身体：“让他进来。”

门被轻轻推开，张昇迈步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官服，头戴乌纱帽，腰系玉带，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礼部尚书特有的体面与庄重。

他的步伐稳健而克制，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不疾不徐。

他走到书案前面，站定，然后躬身行礼：“臣张昇，参见陛下。”

朱厚照摆了摆手：“平身。”

张昇直起身来，垂手而立。

他的姿态很恭谨，目光低垂着，没有直视皇帝，但他的耳朵微微侧着，像是已经做好了听任何内容的准备。

朱厚照没有急着开口，他先伸手端起书案上的茶碗，抿了一口。

茶已经温了，不烫不凉，刚好。他慢慢咽下去，放下茶碗，然后才开口，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平平淡淡的、像是聊家常一样的语气：“殿试的名次，朕已经拟好了前三名。”

他伸出手，把书案上那三份卷子朝前推了推，“吕柟为状元，刘瑞为榜眼，戴楩为探花。余下的名次，你和礼部按惯例拟定便是。”

张昇微微欠身，目光飞快地扫过那三份卷子上朱笔写的“甲”字，然后收回目光：“臣遵旨。吕柟、刘瑞、戴楩三人，会试时便名列前茅，文章确实出色，陛下点他们为前三甲，实至名归。”

他的措辞恭敬而得体，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刻意的恭维，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对皇帝决定的认同，又不显得谄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