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刚登基便曝光文官弑君 第56章 先礼后兵，与复英宗旧事

第56章先礼后兵，与复英宗旧事(第1/2页)

钱珩刚才那急促的呼吸已经渐渐平复了下来，茶水和茶叶的残渣还留在桌面上，谁也没有去擦。

他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灰白，又从灰白变成了蜡黄。

“那我们，”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喉咙里挤出来，“怎么办？”

亭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胡世安轻轻咳了两声。

那咳声不大，但在这片寂静中，像是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

胡世安将面前的茶杯端起来，又放下。茶杯的底部碰到桌面时发出一声细微的、清脆的声响，像是有人用指甲轻轻敲了一下瓷器。

那声音不大，但在这样的安静里，却像是一声惊雷，震得每一个人的心都跟着颤了一下。

“这次叫你们前来，主要是商议东海都督府一事。”

“朝廷为了防备倭寇，设立东海都督府，并且驻地宁波。这事，你们有什么意见？”

“防备倭寇”四个字，他说得很重。

但亭子里没有人相信这四个字，沿海有没有倭寇，有多少倭寇，倭寇从哪来、到哪去、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他们比朝廷清楚一万倍。

因为那些倭寇，有一些是真的倭国人，有一些是失地的渔民，有一些是走投无路的百姓，但更多的——是他们一手养大的、用来咬人的、饿了就喂、饱了就放、咬完了就藏起来的狗。

倭寇这个词，在他们这里，从来不是敌人，是工具。

是用来走私的工具。

朝廷在沿海设了那么多关卡，查得那么严，正常的海上贸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生意不能不做，银子不能不赚。

于是倭寇就成了最好的掩护——朝廷的水师追过来了，就把货往倭寇的船上一转，朝廷的水师追的是倭寇，不是商船，追来追去，追到天黑，什么也追不到。

货到了岸，换个包装，换个招牌，照卖不误。

朝廷收不到一分钱的税，他们的口袋却鼓得满满当当。

同时也是用来打压对手的工具。

宁波的海上生意，不是说谁想做就能做的。

船队要有，码头要有，仓库要有，南洋的关系要有，倭国的关系要有，朝中的靠山更要有。

不是每一家都有这些东西，但想进来分一杯羹的人年年都有。

怎么把那些想挤进来的人挡在外面？

简单。

勾结倭寇，去劫他们的船。

船沉了，货没了，人死了，谁还敢来？

来一个，劫一个；来两个，劫一双。

海上的规矩，是拳头说了算的。

而他们的拳头，就是倭寇。

同时更是用来胁迫朝廷的工具。

海上的生意，朝廷要管，他们就用倭寇来搅浑水。

朝廷说要把市舶司收回去，他们就放出倭寇的消息，让朝廷的水师疲于奔命，让朝廷的官员焦头烂额，让朝廷的奏章堆成山，让朝廷的兵部、户部、礼部为了一个倭寇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吵到最后，朝廷累了，朝廷烦了，朝廷放弃了。

市舶司还是他们的，海上贸易还是他们的，银子还是他们的。

但现在，朝廷设立东海都督府，驻地宁波。

东海都督府，下辖两军六万人，水陆协同，巡弋海疆，职责是“抵御倭寇、整饬海防、操练水师、巡查海疆”。

有这六万精兵驻守在宁波，他们谁能睡得着？

想到这里，姚銮更是将手中的佛珠往桌上一搁，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同时，他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冰道：

“就怕防备倭寇是假，清查走私是真。”

他的目光像两把刀子，直直地刺向胡世安。

那目光里有试探，有审视，有质问，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在说“你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你在想什么”的东西。

“而且杨家在宁波的根基不比咱们任何一家差，他们都能被皇帝连根拔起，咱们呢？”

“咱们比杨家强多少？杨家有个大理寺卿，咱们的族人在朝中的品级，比杨守随高吗？没有。杨家在宁波的产业，比咱们少吗？不少。杨家在地方上经营的时间，比咱们短吗？不短。”

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很深，像是要把亭子里所有的空气都吸进肺里。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一下，然后，他的声音像是一道惊雷，在亭子里炸开。

“咱们凭什么觉得，自己会比杨家更安全？”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亭子里的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抽走了一样。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能找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理由。

杨家比他们弱吗？不弱。杨家的靠山比他们小吗？不小。杨家的根基比他们浅吗？不浅。杨家的一切都不比他们差，但杨家——说没就没了。

如果皇帝可以这样对杨家，那么他同样可以这样对孙家，对姚家，对胡家，对毛家，对王家，对陈家，对钱家。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

你家里有人在朝中做官，杨家在朝中一样有人做官。

你家里有人在朝中做高官，杨家的大理寺卿是正三品，比你在朝中的族人的品级只高不低。

你家里在地方上根基深厚，杨家也一样。

你家里经营了几代人，杨家也一样。

杨家的田产被没收了，杨家的宅院被查封了，杨家的族谱被烧掉了，杨家的名字被从所有地方抹去了。

你的呢？

你的还能留多久？

没有人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如果什么都不做，杨家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沉默了许久，孙铨也是缓缓开口：“还是先礼后兵吧。”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抿了一口。

茶水从喉咙里滑下去的时候，带着一股涩涩的、凉凉的、像是刀子划过一样的感觉。但他没有皱眉，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胡家主，您的族弟是南京刑部主事，那位东海大都督魏国公徐俌也是世居南京，两者之间应该有不少交集。”

他放下茶杯，目光落在胡世安脸上。那目光里没有询问，没有试探，只有一种笃定的、不容置疑的、像是在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的东西。

“先借您族弟与那位东海大都督搭上线。如果只是求财的话，这一点没问题，我们尽可以满足。甚至若是能够拉拢到那位东海大都督，那么我们反而可以获益更多。”

先礼后兵——这四个字，是他们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最管用的经验。

不管遇到什么事，先送礼，先赔笑，先称兄道弟，先把对方拉到自己的船上。

对方上了船，一切都好说。对方不上船，那就想办法把他拉上来。

拉不上来，那就想办法把他推下去。

推不下去，那就——用别的办法。

胡世安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同时在心里盘算着，族弟胡世宁在南京刑部任主事，已经做了数年，和南京的官员们关系处得不错。

南京刑部虽然是个闲散衙门，但魏国公府也在南京，两家的宅子隔着几条街，逢年过节应该有些来往。

随即，他点了点头。

而后，孙铨的声音继续响着，“如果那位大都督敬酒不吃，想吃罚酒呢？那也不怕。”

他的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冷笑。

“我们各自发动家族背后的力量，上奏弹劾他强驱民力，致使民怨沸腾。朝堂上虽然变天了，但我们的族人还在，我们的门生故旧还在，我们的人脉还在。一道弹章不够，那就十道。十道不够，那就一百道。”

弹劾——这两个字，是他们最常用的武器。

不需要证据，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事实。

只需要一个由头，一个借口，一个可以让人在奏章上签字画押的罪名。

强驱民力，致使民怨沸腾——这种罪名，可大可小，可轻可重。

往小了说，是办事不力，是操之过急，是不体恤民情。

往大了说，是劳民伤财，是靡费国帑，是邀功生事。

往更大了说，是激起民变，是动摇国本，是图谋不轨。

同样的奏章，从一个人手里递上去，叫“个人意见”。

从十个人手里递上去，叫“众议”。

从一百个人手里递上去，叫“公论”。

公论，连皇帝都不能无视。

因为皇帝坐在龙椅上，靠的是天下人的支持。

如果天下人都说一个人不好，皇帝还能用他吗？

如果天下人都说一个人有罪，皇帝还能保他吗？

一百道弹章，就是一百把刀。

一百把刀同时砍过来，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要被砍出缺口。

就算是金刚不坏之身，也要被砍出血来。

就算皇帝想保他，一百道弹章摆在御案上，皇帝也要掂量掂量——保他，值不值得？

为了他一个人，得罪一百个官员，得罪一百个家族，得罪一百个在朝堂上、在地方上、在军队中、在民间有着深厚根基的世家大族——值不值得？

没有人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皇帝也不会。

孙铨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桌面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他的目光从胡世安脸上移开，扫过姚銮，扫过毛迁，扫过王亭，扫过陈柏，扫过钱珩，最后又回到胡世安脸上，压低声音道：

“如果还不能起效的话，那么再复英宗旧事，也不无不可。”

英宗旧事。

这四个字落下的瞬间，七个人的呼吸同时停了一瞬，七颗心脏同时漏跳了一拍，七双瞳孔同时收缩了一下。

那一瞬间，亭子里的一切都是静止的——竹帘不晃了，水面不起皱了，连空气都不流动了。

在场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英宗旧事——所谓英宗旧事，就是造反。

那是在正统至景泰年间的事，英宗皇帝想要再下西洋，恢复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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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廷要下西洋，就要造船，就要买物资，就要组织庞大的船队，就要耗费巨量的银子和人力。

而那些银子、物资、人力，从哪里来？

从他们这些沿海的士绅家族手里来。

朝廷要造船，就要征用他们的船坞——他们的船坞是几代人经营下来的，是他们海上贸易的命根子。

船坞被征用了，船就造不出来了；船造不出来了，生意就做不成了；生意做不成了，银子从哪里来？

朝廷要买物资，就要从他们的仓库里调货——他们的仓库里存着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那是准备运到南洋、运到印度、运到波斯去卖的。

被朝廷调走了，拿什么去卖？拿什么去换银子？拿什么养活船队、养活水手、养活一家老小？

朝廷要组织船队，就要征调他们的水手和舵工——他们的水手和舵工是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银子才培养出来的，那是他们海上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被朝廷征调走了，谁来给他们开船？谁来给他们导航？谁来给他们卖命？

朝廷要耗费银子，就要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他们的银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船一船从南洋运回来的，是一笔一笔从生意里赚回来的。

朝廷要拿走，凭什么？

他们不愿意。

于是他们极力鼓动朝中相关大臣劝阻英宗皇帝，说下西洋靡费国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他们说西洋诸国蛮荒之地，无宝可求，无利可图。

他们说永乐年间七下西洋，把国库都掏空了，不能再重蹈覆辙。

他们的劝阻，英宗皇帝不听。

英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把那些劝阻的大臣贬的贬、罚的罚、赶的赶。

朝堂上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皇帝要下西洋，谁也拦不住。

圣旨已经拟好了，船队已经在准备了，银子已经拨下去了——一切都不可逆转了。

于是，他们就动用了最后的手段。

正统十三年，浙江矿工叶宗留率众起义。

叶宗留本是浙江处州府的一个矿工头目，手下有几百号矿工。

矿工们在深山里挖矿，被官府的矿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矿工没有用，矿工们只有锄头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叶宗留的起义，很快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从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

矿工们拿着锄头和扁担冲下山，抢官府，砸衙门，开粮仓。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躲进深山。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出来。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叶宗留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起义。

邓茂七是福建沙县的一个佃农头目，手下有几十号佃农。

佃农们在官田的地里刨食，被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佃农没有用，佃农们只有镰刀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于是邓茂七的起义，也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然后又从几百人发展到成千上万人。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利用福建的山地地形和朝廷的兵周旋。

朝廷的兵来了，他们跑了；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邓茂七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可以说，两场起义几乎是同时爆发，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席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数省，涉及数万矿工和农民。

最后朝廷被迫调动中央大军镇压，耗费了无数银子和兵力，历时近五年，才将这两场起义镇压下去。

这两场起义的直接后果是——下西洋计划被彻底搁置，最终完全放弃。

朝廷再也没有提过下西洋的事，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

因为一提下西洋，就有人提起叶宗留，就有人提起邓茂七，就有人提起那五年流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仗。

皇帝怕了，朝廷怕了，再也没有人敢说“下西洋”三个字。

而这两场起义背后，是谁在提供银子？是谁在提供物资？是谁在提供情报？是谁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提前通知起义军转移？

在座的人心里都有数。

不是一家，是很多家。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

他们出钱，出物，出人，出情报，甚至出谋划策。

他们躲在幕后，看着叶宗留和邓茂七在前面冲锋陷阵，看着朝廷焦头烂额，看着下西洋的计划一步步被搁置、被拖延、最终被放弃。

没有人追查过他们，因为没有人敢追查。

朝廷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把这些家族全部抓起来？

那沿海的海防谁来守？

那每年的赋税谁来交？

那朝廷在东南的半壁江山谁来管？

朝廷需要他们，离不开他们，不敢动他们。

英宗旧事——这四个字，就是他们的底牌，是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后的手段。

不是轻易能打的牌。

因为打了这张牌，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意味着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意味着朝廷和他们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上一次打这张牌的时候，死了几万人，打了五年仗，朝廷元气大伤，沿海民不聊生。

那笔账，到现在还没算清。

如果再打一次呢？会死多少人？会打多久？会变成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将是他们和朝廷之间最后的、最狠的、最不留情面的一战。

亭子里安静了很久。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甚至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

七个人坐在那里，七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他们能赢吗？

朝廷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妥协？皇帝会不会像英宗皇帝一样放弃？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笑到最后？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

他们有银子，有粮草，有船队，有水手，有倭寇这张牌。他们有人脉，有关系，有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他们还有——经验。

上一次他们赢了，这一次，他们也许也能赢。

但新帝整顿军备，训练大军，其他都督府不说，单是东海都督府就将有六万将士。

这六万将士，不是备倭都司的几千残兵败将，是实打实的、吃足额粮饷的、有监使看着的、每天都操练的、随时可以打仗的精兵。

而他们的底牌，是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老刀，刀口已经卷了，刀身已经锈了，刀柄已经松了。皇帝的刀，是新的，是快的，是锋利的。

他们能赢吗？

沉默了许久，胡世安伸出手，将炉子上的火熄了。

然后，他缓缓地点了点头道：“孙兄所言，甚合我意。”

他将自己面前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端起来，高高举起，对着在场每一个人。

“先礼后兵，若能拉拢，便是最好。若不能拉拢，弹劾便是。若弹劾无效——”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他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停留了一瞬。

那种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从他的眼睛里传到了每一个人的眼睛里。

那不是恐惧，不是愤怒，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决绝。

是那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那就往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破釜沉舟的决绝。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胡世安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退。

因为他是胡氏的家主，是仁和胡氏的掌舵人，是这七大家族中最核心的那个节点。

他的身后，是仁和胡氏几百年的基业，是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是几百口人的性命和前途。他不能退，不敢退，也不会退。

退了，胡氏就散了。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聚不起来了，就会被别人吃掉。被别人吃掉，几百年的基业就没了。几代人的心血就白费了。几百口人的性命就没了保障。

所以他不能退，哪怕前面是悬崖，他也要走过去。

哪怕前面是火海，他也要趟过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也要跳下去。

因为他是胡氏的家主，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宿命，这是他活着的原因和意义。

随后孙铨端起了自己的茶杯，紧接着姚銮、毛迁、王亭、陈柏、钱珩，一个一个地端起了自己的茶杯。

然后，七个人同时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皆是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后，胡世安放下茶杯，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将袖口上的褶皱抚平。

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先将左边袖口的褶皱抚平，再将右边袖口的褶皱抚平，然后检查了一下衣领，确认没有歪斜，又拉了拉腰间的丝绦，让玉佩端端正正地挂在腰间。

最后，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沉稳的、从容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平静，“天色不早了，诸位该回去了。再晚，城门口就要排队了。”

孙铨站起身来，朝胡世安拱了拱手。

姚銮、毛迁、王亭、陈柏、钱珩，也是一个一个地起身，一个一个地告辞。

胡世安也是放下竹帘，转过身，最后一个走出了凉亭。

他的步伐很稳，和来时一模一样。

靴子踩在青石堤道上，发出沉稳的、有节奏的声响，一下一下，不急不缓。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和他的家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