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新命记 第一一五六章 攀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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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五六章攀咬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大早，洪兴抄报房的伙计们也带着昨晚报房抄录主笔们连夜誊写的大批抄报上街兜售了。

与聚兴抄报房专注于做翰林院、国子监、进京赶考举子门的生意不一样，洪兴抄报房专做皇城内各大衙门官员们的生意。

两个伙计一组，有的直奔东安门，有的直奔崇文门，有的绕远去了北安门，甚至是正阳门。

这几个门，都是住在内城、外城的各衙门官员吏员们进入皇城内的六部、六科、都察院、通政司、光禄寺以及五军都督府等衙门官署当值的必经之路。

这些衙署的堂官，多数都是要上早朝的，报房伙计们很难碰得上，因为实在太早了。

而且就是碰上了，他们也不敢拦路叫卖，容易被人乱棍打走。

但是大量的中低阶官员们，比如六部衙门四品以下的官员，是没有资格上早朝的，而他们点卯的时间，也就没那么早。

这一次，李吉要做的抄报买卖，针对的就是这些中低阶官员们。

当然，洪兴抄报房出的抄报之上，议和条款和上谕文字虽则一字未改，也不能改，但其题头，却跟在聚兴抄报房的基础上改动不小。

聚兴抄报房的题头是“兵部与虏议和，辽东大战收兵”，似乎保持了一个不偏不倚、相对中立的态度，也就“虏”字多少带了点立场。

但是洪兴抄报房的题头可就不一样了，直接改成了“兵部已与清虏议和，收复辽沈功败垂成”。

至于“聚兴抄报”上同样浓墨重笔提到的“上谕兵部召杨振进京”这一句，洪兴抄报直接省掉了，一字没提。

李吉知道自家都督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那就是尽量置身事外，不趟这趟浑水，进京是不可能进京的，这个事绝对不能提。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洪兴抄报房的抄报陆陆续卖出去了几百份，到了中午时分派出去的伙计们陆续回了抄报房，有的卖完了，有的还剩下几十份。

而这时，李吉也让人从其他抄报房的卖报伙计手里，购到了别家转抄“聚兴抄报”搞出来的东西。

拿到手后，翻开一看他们的抄报题头，李吉忍不住乐了。

有两家直接按照“聚兴抄报”的搞法一字没动，原文照抄照转。

但也有一家，就是那家集文抄报房，还算有点行业操守，跟“洪兴记”一样，也改了题头，不过他们的抄报题头更炸裂：

“兵部已与清虏议和，大明或将永失辽东！”

且不说李吉与洪兴抄报房等人怎么感慨别家抄报房的行业操守，就说这几家抄报房在二十三日上午，跟着聚兴抄报房一起将朝廷与清虏私下议和的事情捅出来之后，整个京师朝野之间就像一锅烧开的热油泼到了冷水缸里一样，一时间舆论哗然。

尤其是京师国子监里的监生以及进京参加崇祯十六年三月癸未科会试的举子们，他们早在头一天傍晚，就有许多人看到了聚兴抄报房的那份抄报。

这类人扎堆在一起，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检讨历代朝政得失，议论天下大事，有的是真关心，有的则是为出名。

总而言之，朝廷与清虏秘密议和的事情一报出来，立刻就一传十、十传百，在国子监和举人群体之众传开了。

经过一夜的发酵，二十三日上午就开始三五成群、奔走联络，或者拜访同乡在京师为官者进一步打听朝廷倾向，或者在租住的会馆义愤填膺的聚议弹劾。

至于内阁、六部、六科、都察院以及其他京师衙门的官员们，也在二十三日午后，从各种渠道获悉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虏议和的情况，结果同样是议论纷纷。

包括内阁首辅周延儒，阁老谢升、陈演、李建泰、吴甡，也都拿到了抄报。

其中多少知情的，缄默不语，观察风向。

不知情的，则大惊失色，与六部、六科都察院的官员们一样气愤填膺。

当然，不同的人气愤的点不尽相同，有人心里是赞成议和的。

毕竟关内形势紧张，他们也不是看不见，眼下大批军队集结在关外，与清虏对峙，也是空耗钱粮，还不如调回关内先剿灭流贼呢。

只是京师朝野的舆论风向，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与清虏不共戴天，他们心里觉得议和是必要的，但却没人敢提。

现在见有人做了，而且明显是皇上授意的，他们其实更愿意再看看风头再说。

但是，他们心里也有不满，那就是议和就议和，为什么要搞私下议和，为什么不经过朝会“廷议”公开进行，为什么要让兵部主持，而不是内阁或者礼部，甚至都不让这些部门知情？

所以，就算他们心里觉得和议未尝不可，但也不愿为陈新甲说话，就等着看看风向再说。

至于都察院的御史、六科的言官们，本就是清流主战派扎堆的地方，抄报一出，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朝廷与清虏议和。

至于私下派人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是直接成为了都察院的年轻御史们和六科的年轻言官们用来刷战绩刷声望的最佳目标。

就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傍晚，兵科给事中方士亮，赶在宫门落锁之前，率先上书弹劾陈新甲与清虏“私主和议”“通款卖国”。

崇祯皇帝得知消息，很快就看到了弹章，大惊之余，连夜下令锦衣卫找来在京中已经广为流传的几家抄报。

一看之下，又惊又怒。

让他愤怒的，并不是这些民间抄报房胆大妄为，公开抄录售卖朝廷文书。

毕竟这种事情早已有之，朝廷政令公开，乃是惯例，宫门抄也好，邸报也好，本来就是公开让人传抄的。

所以真正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的，是兵部尚书陈新甲没有做好保密。

明明议和条款报上来之后，自己的朱批上谕，只有陈新甲知道，现在却传的沸沸扬扬，你陈新甲是干什么吃的？

但是也看到弹章和民间抄报后，夜色已深，也不好处置，于是留中不发，暂时压了下来。

至于崇祯皇帝自己，则是辗转反侧，气呼呼的一夜没睡好觉。

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朝，一开始，吏科给事中马嘉植在殿上直接站出来，手拿自己的弹章和收集到几家抄报，以一个七品吏科给事中的身份，当面弹劾兵部尚书陈新甲“祖宗之土，一朝尽弃，当斩”。

此时的陈新甲，已经得知了泄密的事情，也大体搞清楚前后原委，知道责任在己，正惶惶不可终日，寻机向崇祯皇帝请罪呢。

因此，面对给事中马嘉植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当面弹劾，陈新甲羞惭满面，有口不能言，到最后只能朝着皇帝叩首请罪。

满朝文武大臣一看这样，马上群起而攻之，在殿上的御史、言官们更是竞相出列弹劾他辱国、误国，一些平日不和甚至往日有仇的官员们也纷纷落井下石。

整个早朝，都变成了对陈新甲的弹劾之会。

虽然多数人只是弹劾和抨击陈新甲，完全没有牵扯到崇祯皇帝本人的意思，但崇祯皇帝自己心里有数，此事追究下去很快就会追到他的身上。

于是早朝开始不到半个时辰，崇祯皇帝就喝令退朝，然后拂袖而去。

当天中午，崇祯皇帝下了一道旨意，严厉斥责了陈新甲，要他居家思过，给自己和满朝文武们一个解释。

直到此时，崇祯皇帝也还没有要治罪陈新甲的意思。

以往他所信任的大臣，被御史言官们群起弹劾的事情，他见多了，也并不多么在意。

面对这种情况，他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堵上大臣们的嘴，怎么撇清自己身上的责任，总之自己的英名不能受损。

但是，很快，陈新甲自己的骚操作开始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陈新甲上折请罪，但在他的请罪奏折之中却把当初崇祯皇帝派人赐给他的那一道准许他在与清虏议和时“便宜行事”的上谕写了进去。

同时把他已经查清楚的书办与家仆泄密之事一并公开了出来，把责任推到了书办与家仆身上，而他自己的罪过只是治家不严而已，同时请求皇帝宽宥。

与此相应的是，崇祯皇帝明确下旨，让陈新甲居家思过，但他居家却不“闭门”，频繁联络同僚上书为他开解“罪过”。

他让户科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人为自己上书说话的时候，直接向这些人出示了崇祯皇帝曾经赐给他的上谕。

并请这些关系好的同僚们放心，说外间的那些御史言官们之所以弹劾他，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议和这样的事情是皇上的意思，他只是奉旨行事。

而且议和条款皇帝已经批准，意外泄露是家仆的责任，再说议和条款早晚要公开，他的罪过并不大。

廖国遴、杨枝起等人听了恍然大悟，他们当然相信这是皇帝的旨意，也相信陈新甲只是给皇上背了锅而已，只要有人上书营救，皇帝有了台阶下，自然一切都好说了。

于是他们纷纷上书，不仅认为陈新甲奉旨议和无罪，而且还谈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议和条款，今后每年可以为朝廷在关外省却百万粮饷。

也就是说，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只是他们忘了，一旦把这个事情牵扯到崇祯皇帝的身上，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这就等于是陈新甲要“攀咬”君父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崇祯皇帝在看到陈新甲的请罪奏折之后，怒不可遏，等他又读到户科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人营救陈新甲的奏折后，直接下旨给锦衣卫，当日傍晚就将陈新甲下入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