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新命记 第一三三五章 行营

孟乔芳的分析没有错，随着停留在松花江西岸的时间一天天流逝，杨振的心情也难免急躁了起来。

“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说法虽然带有文学性的夸张，可是在遥远的黑龙江流域，却并非完全是夸张的修辞手法。

因为杨振很清楚，这句话里的“八月”，说的是传统历法里的八月，而不是几百年后通用的所谓公历的八月。

两者之间往往相差一个月甚至是一个半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传统历法中崇祯十六年的七月上旬，实际上相当于是后世公历算法当中的一六四三年的八月中旬左右。

与此相应的是，再过一个来月，也就是传统历法里的八月中下旬，实际上相当于几百年后公历当中的国庆节前后。

对于上一世曾经在黑龙江生活过一些年的杨振来说，那时国庆节前的黑龙江地区气候什么样他是很清楚的。

如果再把明末小冰河时期的气候异常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一世留给杨振带着人马北上征服黑龙江流域各部落的窗口期，确实是不多了。

所以，就在七月初九日的下午，杨振除了快刀斩乱麻一般的安排了孟乔芳及其部下人马，亲手给了他一个玄菟北路协守总兵府总兵官的委任状之外，也趁着大会诸将的机会，将接下来的许多事情做了统一安排。

首先一个，杨振正式设立镇东将军吉林行营总管府，委任襄平伯沈志祥为吉林行营都总管，作为镇东侯、镇东将军杨振本人的直接代理人，常驻吉林城，除了继续督办船政事务之外，还一并统领玄菟北路、西路以及东路三路兵马，负责为北上大军提供军需物资补给。

杨振接受朝廷旨意，由征东将军改封为镇东将军以后，朝廷已收回其征东将军的关防印信，改赐其镇东将军关防印信。

由于杨振一直身在军前，原来的征东军前军、中军、左军、右军各级关防印信一时间也来不及置办整齐，所以，至今征东军各部仍在沿用以往称谓旗号。

但是，杨振本人已领有镇东将军关防印信旗牌，其本人所在之处，也即原来的征东将军行营，已然改称为镇东将军行营。

正常来说，杨振作为镇东侯、镇东将军，其行营该当随军而设，他本人在哪里，镇东将军行营就该在哪里。

但是对于杨振来说，他肯定不会这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按照常理做事。

早在几年前，每一次他出征在外的时候，都会在前方设置一个随军的行营，统管前方各种事务，同时也会在大后方安排一个留守的行营，统管后方各种事务。

这个替他统管后方各种事务的行营，过去一直是以张得贵主持的总镇府协理营务处为主导。

这一次，杨振拿下盛京城并决意继续北上之后，将一直留守金海镇大后方的协理营务处迁至辽阳城内，并保留原来他自己在辽阳城的征东将军行营，用来统管后方一切事务。

而深得杨振信赖的张得贵，则以署理辽阳等处总兵官的身份，担任了辽阳行营总管后方军务处的都总管一职。

现在，沈志祥也获得了职能相似、地位相当的都总管任命。

至于都总管这个职务，虽然说并不在大明朝正式的文武官职序列之内，但是对杨振身边的将领们来说，那绝对是懂的都懂。

只有地位崇高、同时又深得信赖和倚重的金海镇元老级别的人物，才有可能被委任这样的职位。

现如今，在整个杨振麾下辽东、金海、登莱各路，包括征东军各部，获得这一级别任命的人物，只有两个。

一个是张得贵，另一个就是刚刚获得这一委任的沈志祥。

对于这一点，沈志祥本人当然是很清楚的，他知道经过这几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他总算真正赢得了自己这个外甥女婿的信任，迈进到了杨振的核心班底之中。

同时通过这个任命，沈志祥的心里也终于踏实了，不管未来天下形势如何演变，他这个襄平伯的世袭爵位是没得问题了，如果立下功劳，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总而言之，镇东将军吉林行营的设置，行营都总管的任命，让沈志祥的心热乎乎的，颇有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觉。

除此之外，已认识到时间越来越紧迫的杨振，在听取了祖克勇、杨珅、孟乔芳等人的汇报，并询问了冷僧机、沈志祥的意见之后，当场下达了组建渡江先遣营并于三日后从上游五里处渡江的命令。

正如杨振之前预料的那样，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征东前军和征东右军各部人马皆以北方人为主，可是在云集此处江畔累计多达数万的正兵、辅兵、杂役当中，并非完全没有懂水性、能泅渡的人手。

在杨振挑选人马组建渡江先遣营的命令正式下达之后，光是祖克勇麾下的征东前军各营，就通过自愿报名、优中选优，获选即重奖的办法，选出了六百五十名渡江先遣营的勇士。

征东前军的入选者，绝大多数都来自祖克勇本人直领的以及葛朝忠指挥的原金海东路团营麾下。

这些入选者当中，除了少部分是来自辽西军伍的最早一批祖克勇、葛朝忠的部下，剩余的几乎全都是出身于前几年渡海北上金海东路开荒屯垦的登莱移民之家。

这些人，与南褚、白尔赫图、毕力克图、罗硕等人分别指挥的察哈尔营、叶赫营、科尔沁营、苏完营的人不同，他们当中不管是来自辽西地区的，还是来自登莱地区的，几乎都是沿海，到了金海东路扎根后，也是沿海或者沿河，所以并不怕水。

他们对渡江作战唯一的担忧，就是害怕对岸有敌人的兵马阻击，担忧敌人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因为想要做到连人带马泅渡过江，他们就不可能顶盔披甲进行泅渡，在松花江这样的大江大河面前，那跟自杀根本没有区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对岸有敌人，或者敌人有准备，而他们又没有甲胄护身，一旦遭遇阻击，他们跟光着身子也没有区别，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一点，也是杨珅、张国淦、张天宝他们这些人最担心的。

对于组建渡江先遣营，杨珅在跟张国淦、张天宝等人商议过后，分别在征东军右军火枪团营和掷弹兵团营的正兵、辅兵营中，各挑选出来了一千人。

其中有三四百人是精通水性、善于泅渡的，剩下的则多是略懂水性但是不怕水的，武装泅渡做不到，但是顺江漂流而下到对岸，轻易也不会淹死。

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对岸会不会有大批敌人的兵马拦截，或者埋伏在对面岸上半渡而击。

好在他们的这个担忧，在渡江前夕，也即七月十二日下午，被树立在沿江大营当中的十几架已现雏形的庞大“飞天”一扫而空。

七月十三日清晨，卯时，已经早早集结完毕的渡江先遣营两千六百五十名将士，在渡江骑兵指挥葛朝忠、渡江火枪手指挥张国淦、渡江掷弹手指挥张天宝的率领下，小心翼翼地护送着由马车运送的十八架“飞天”，缓缓往往上游五里处的预定渡江地点进发。

比他们早一步赶往预定渡江出发地的，还有沈志祥、孟乔芳亲自坐镇指挥的大批刚刚编入吉林行营总管府船厂营及玄菟北路总兵府序列之中的人马。

连日来，有了沈志祥从大后方带来的大批熟练造船工人的加入，先前由孟乔芳负责的就地打造独木舟的事务突飞猛进。

沈志祥带来的数百熟练造船工人，在孟乔芳部下打好的基础之上，直接采用火焦法，在短短三天时间内昼夜不停，很快将大批半成品独木舟批量做成了成品。

由于征东右军最后挑选出来的先遣渡江火枪手和掷弹兵一共两千人，杨振叫人按照每条独木舟十人的标准，一共准备了两百条。

杨振亲自验看了那些采用“火焦法”快速“烧”“挖”而成的独木舟，不过是将巨木一剖两半，然后通过批量火烧的办法，将剖开的巨木烧至中空，然后刮掉碳化的部分，不漏水就算成了。

这样快速制作出来的独木舟，船舱壁薄厚不均，牢固性、平稳度与杨振以往见过、坐过的大小木船根本没法比。

这种独木舟一条船一次送十个人携枪带弹过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一体成形的独木舟，除了方便批量打造，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无接缝，不漏水。

而杨振之所以支持沈志祥的提议，同意其带来的造船工匠批量使用火焦法的建议，除了这么做更快更加省时省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就是他放弃了用独木舟载人过江的计划。

这样的独木舟，一次送八个人或者十个人，可能会裂，甚至会断，但是不坐人，一次只运十个人作战需要的枪弹和干粮，那就不会轻易出现断裂的问题。

因为在杨振结合独木舟的情况制定的新计划中，不管是先遣渡江的火枪手，还是先遣渡江的掷弹兵，十人一条独木舟，人不上舟，只把十人作战必需的火枪、弹药，手榴弹、爆破筒等等投掷类火器装在舟内，然后一人搭一把手，扶着顺水漂流渡江。

这样一来，对独木舟的空间、质量和载重要求就低多了，只要它基本的浮力够用，而且不漏水，就算万事大吉了。

正因如此，孟乔芳在六月下旬抵达松花江畔老船厂营旧址就开始负责的造船事务，在沈志祥等人到来后，短短几天之内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七月十三日，辰时，杨振亲至预定的渡江处，正式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

十八架飞天热气球陆续点火，载人载弹缓缓升空。

入选渡江先遣营的火枪手和掷弹兵们，按照临时编组，以十人一小队，抬着本小队的独木舟慢慢走向江边。

与此相应的是，选入渡江先遣营的六百多名骑兵，也早已将自己甲胄和腰刀长矛打包捆绑在马鞍上，几乎人人赤身**地牵着除去了马甲的战马，站在岸边静静等候自己渡江的时间。

飞行队和步、骑之间，在渡江作战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协同，虽然十分困难，但是对于出兵的次序，谁先谁后，杨振还是提出了一些要求的。

在杨振的计划中，扶着独木舟过江的火枪手和掷弹兵们，先下水，先渡江。

等他们扶着独木舟，抵达江面中线的时候，再由飞行队的地面队伍解开飞天热气球的地面缆绳将载人载弹的热气球放飞。

届时如果对岸有敌人，那么飞行队就能起到从空中掩护江面队伍渡江登岸的作用。

最后就是等到扶着独木舟渡江的火枪队和掷弹兵，在下游对岸登了岸，再由牵着马泅渡过江的骑兵们下水。

如此一来，就算飞行队和火枪手、掷弹兵们的出现引起了对岸敌人的反击，牵马渡江的骑兵们，也能争取到从容渡江登岸的机会。

为了这次渡江作战，杨振这几天来，领着手下的总兵大将们，按照料敌从宽的原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危险，都捋了一个遍，并且绞尽脑汁想了各种应对方法。

但是结果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