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黄埔，我才是福将 第165章 最后的讨价还价

第165章最后的讨价还价(第1/2页)

五月二十九日，柳卫车站的专列上，蒋校长刚送走啃西瓜的冯裕详，陈粒夫就递上一封从北京转来的密信。

信是顾维钧转来的，信封上盖着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火漆印，内容却是一个叫王家桢的人写给蒋校长的亲笔信，最后附了张作霖的口述。

“蒋总司令钧鉴：奉天方面愿于7月1日通电易帜，前提有三：一，东北自治，中央不得干涉内政；二，北伐军不得越过山海关；三，国民政府承认张少帅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上各条如蒙允诺，东北可免兵燹之灾，全国统一大业可成。张作霖亲笔，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蒋校长把手指在扶手上敲了半天。

陈粒夫站在旁边，小声问：“总司令，张作霖这是……”

蒋校长把信往桌上一拍：“这是拿易帜当筹码，想保住他的地盘和军队。”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灰蒙蒙的天。六月一日，离总攻才过去三天，张作霖就被打到了谈判桌前。早干什么去了？

蒋校长转过身，“给他回话——东北易帜，必须服从国民政府；东北军队，必须接受中央改编；东北政务，必须听命于中央。三条，一条都不能少。”

陈粒夫犹豫了一下：“那要是他不答应呢？”

蒋校长冷笑了一声：“不答应？那就打。打出山海关，看他还能往哪跑。”

…………

六月一日深夜，北京。张作霖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南京方面的回电，一个字比一个字硬。他把电报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又捡起来，展开，再看一遍。

他叹了口气，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九个字：“余去矣，东北事付家霖。”

六月二日一早，北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张作霖的“出关通电”。

措辞文绉绉的，大意是“本大元帅为弭兵起见，决定退归故里，所有京津政务，移交国务院暂摄”。

老百姓看不懂，翻译成白话就是，老子不打了，回老家了，北京的事你们看着办。

当天下午，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告别会。

到场的都是北洋旧部——国务总理潘复、内务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阎泽溥，还有几个老部下。

“诸位，”他站起来拱了拱手，“张某不才，承蒙各位抬爱，在北京混了这几年。如今时局不济，我这就走了。各位的去留，自己斟酌。愿意跟国民政府干的，我不拦着；愿意回东北的，我张某欢迎。”

………………

张作霖的告别会散了，可他那颗心始终没放下。

他站在窗前，看着怀仁堂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影婆娑，像他这几十年的心思一样乱。

日本人那边，他已经敷衍了十几年——从当年借他们枪炮打垮段祺瑞的皖系，到后来在东北跟他们周旋铁路、矿山、商埠，他从来没让日本人真正满意过。

满铁想修支线，他拖着；关东军想要土地租借权，他装病；领事馆催他签新五路协约，他签字是签了，可转身就让部下“按兵不动”，一条铁路都没修。

历史上河本大作在日记里抱怨过：“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这老小子，精得很。

可日本人的耐心也是有限的。这几年，张作霖做了几件让他们跳脚的事——修奉海铁路，跟南满铁路抢生意；打算建葫芦岛港，让东北的大豆、煤炭不再走大连港；还偷偷跟美国、英国的公司接触，想引进外资修铁路、开矿山。这不是在挖日本人的墙脚，是在拆墙了。

“八嘎！张作霖这是要彻底脱离帝国的控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

河本大作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说：“司令官，与其等他回东北跟蒋校长合作，不如……”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村冈沉默了片刻，没同意也没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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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消息传到东北，关东军内部炸了锅。

蒋校长的部队眼看就要打到京津，张作霖扛不住了，要跑。可他跑回东北，万一跟南京合作，那日本在东北几十年经营的利益就全完了。

河本的计划得到了关东军少壮派的全力支持，连在朝鲜的驻屯军都暗中提供了炸药。

…………

六月三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张作霖的车队停在月台上，随从们把皮箱一只只往专列上搬。

他站在车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座灰蒙蒙的城，心里五味杂陈。

张少帅从石家庄赶回来送他，拉着他的袖子，压低声音：“爹，公路上走吧，汽车慢是慢点，可安全。”

“小鬼子还能把老子吃了？”张作霖甩开儿子的手，“铁路沿线都是咱们的兵，车厢是防弹钢板，他们能怎么样？”

张少帅急得跺脚：“可是日本人的工兵……”

张作霖瞪了他一眼：“你老子我打了几十年仗，什么阵仗没见过？日本人要动手早动了，还用等到今天？”

事实上，警告已经来了好几次，可都被他当成了耳旁风。

头一道，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齐恩铭派人沿铁路线巡查，发现皇姑屯三洞桥附近有日本人在戒严，拉起铁丝网，士兵荷枪实弹，不许中国人靠近。

他觉得不对劲，赶紧给大帅拍电报：“三洞桥一带日军异常封锁，情况可疑，建议大帅改走公路。”

张作霖看了电报，骂了一句：“齐恩铭这小子，轻举妄动，好造谣言。日本人修桥铺路，关他什么事？”把电报揉了，扔进纸篓。

第二道，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当面威胁。那天芳泽又来催签《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又用牙疼当借口。

芳泽冷笑了一声：“大元帅，你若回东北，日军将在山海关解除你的武装。”

张作霖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吼：“我不能出卖东北！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芳泽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走了。

第三道，驻东京的密探急电。五月三十一日，潜伏在日本陆军省的谍报人员发来消息：“据可靠情报，关东军已计划在大元帅回沈途中实施暗杀。手段未明，请务必警惕。”

电报送到张作霖案头，他连看都没看完，摆摆手：“东京那帮人，整天捕风捉影，信不得。”

第四道，身边日本顾问町野武马的暗示。出发前，町野用日语嘟囔了一句：“大元帅，火车不安全，何不换条路？”

张作霖没听懂，问翻译。翻译犹豫了一下，说：“町野顾问说，火车慢，不如汽车快。”

张作霖哈哈一笑：“慢？慢才稳当。”

町野不再吭声，当天下午就下了车，说是去天津办点私事。他哪是去办事，是去给河本大作报信。

张作霖为什么非要坐火车？说到底，还是不信日本人敢下死手。他跟日本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借过他们的枪，花过他们的钱，翻过脸也握过手。在他看来，日本人再凶，也不过是图财，不至于要命。

再加上他这人对自己的安保有迷之自信。

发车时间改了三回——从一号推到二号，从二号推到三号凌晨，连随从都不清楚到底几点走。

铁路沿线每隔几里就有一个哨兵，全是奉军的精锐。车厢更是从德国订制的防弹钢板车厢，据说步枪打不透，手榴弹炸不穿。他拍了拍车厢壁，冲副官咧嘴：“看见没？这叫铁打的营盘。”

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炸药埋在南满铁路的桥墩下——那是他们的地盘，奉军的兵不能靠近。

六月三日深夜，专列驶出山海关。张作霖靠在窗前，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他换了车厢，从中间换到了第八节。不是预感到危险，是觉得中间太闷。随从拦他，说大帅前面那节凉快，他不听。这个随意的决定，让他多活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