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黄埔，我才是福将 第 411章 华北事变？

第411章华北事变？(第1/2页)

1935年5月

天津日租界那两家汉奸报纸的社长，一个叫胡恩溥，一个叫白逾桓，说得好听点是报人，说得难听点就是日本人养的两条狗。

这俩人死的时候都挺突然，一个死在报社后门，一个死在自家公寓的楼梯间。

凶手跑得无影无踪，租界巡捕照例“展开调查”，然后照例不了了之。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日本人自导自演，可东京的报纸第二天就把“排日暴行”的标题铺满了头版，哭天抢地地喊“帝国臣民在华生命财产岌岌可危”。

顾长柏在南京看到那些报纸时，把一份《朝日新闻》甩在桌上，对罗云冬说：“真难为日本人了，自己养的狗说宰就宰，这是在控制成本，降本增效吗？”

紧接着，退入河北遵化一带休整的孙永勤义勇军也成了日本人的“完美借口”。

华北驻屯军当即照会北平军分会，说中国方面“纵容排日武装越境袭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彻底取缔华北一切反日团体与抗日武装”，否则“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从五月二十九日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就屡次跑到何英钦面前拍桌子，提出一个个无理要求，限令“即日答复”。

六月九日，梅津美治郎干脆送来一份备忘录，密密麻麻罗列了一堆条件，什么撤走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和宪兵团，解散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罢免一批“反日”官员，限定三日内答复。

何英钦那时在北平军分会的办公室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比谁都清楚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这等于把整个河北的军政大权拱手交给日本人。

可他不敢拒绝。因为几乎同一天，蒋校长的电报就追了过来，八个字：“忍辱负重，避免冲突”。

何英钦拿着电报，放不下也扔不得。

顾长柏在南京看到日本人的条件清单后，当场就炸了。

他来不及走正式公文程序，直接让人以急电形式发往重庆，电文全文就两句话：“日方虚张声势，绝无开战能力。若我自弃河北，则彼将进一步蚕食平津。”

至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日本人没有准备好，甚至到1937年他们也不会准备好。最重要的是，日本内阁虽然已经被军部裹挟，但是还没有被完全控制。

紧接着他直接下令：河北北部所有部队一律坚守现有阵地，不许后退半步；抽调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之冯安邦第二十七师，以及炮兵第一旅，火速向河北方向集中。

命令末尾追加一句：“各部均须呈报进度，如有延宕，以贻误军机论处。”

这些和在河北的万福麟部以及宋哲元部，都是未来这个方向上抗战的主力，先让他们熟悉熟悉路线。

这几道命令下去，华北的空气更紧了。孙连仲正带着部队在豫西休整，接到命令后只回电六个字：“即日整装北上。”

冯安邦的二十七师更是夸张，几乎把全军能拉出来的炮兵驮马都用上了，硬是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天半赶到了邢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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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师乘火车一路疾行，坐在闷罐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好歹比铁脚板好一点。

何应钦听说部队往河北开过来了，急得连夜给南京打电话，问顾长柏是不是疯了。他虽然不想当汉奸，但是本人还是比较畏惧对日开战的。

顾长柏在电报里说：“敬之兄，日本人敢打吗？他们现在手里的部队，有哪几个师团能拉出来跟我们再干一场？东北抗联牵着他们，华北特务机关养着的那些伪军，枪都拉不开栓。你越是怕，他们越是硬。等你把河北让出去，他们下一步就是全国了。”

何应钦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承烈，我自然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委员长那里，我没法交代。”

顾长柏说：“不需要你去交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也别做。”

顾长柏随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蒋校长，把日本人在平津两地的兵力部署、弹药储备、伪军数量、近期调动情报全部附上，又逐条分析了一遍，说日本华北驻屯军目前能动用的兵力不过数千人，即便加上临时从关东军抽调的部队，也不可能在华北平原发起一场大规模作战。他们在外交上喊得越凶，越说明他们心里没底。此时若公开退让，等于是不打自认，华北五省将彻底动摇。到时不仅丧权辱国，甚至会动摇全体国民的抗战决心。

蒋校长在重庆的办公室里把顾长柏的信读了两遍，又翻看了附在后面的情报。

他清楚顾长柏的判断十有**是对的，但他也有他的难处。围剿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几十个师全压在西南山地，他哪里还抽得出心思和兵力去跟日本人较劲。可顾长柏把话点得这么透，又调了重兵北上，如果自己再按着何应钦去签那纸协定，前方的司令们会怎么想？天下人会怎么想？自己将以何面目来见天下人？

蒋校长把信放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个顾长柏，专会挑我最难过的时候来将军。”

陈布雷没接话。

过了好一会儿，蒋校长又说：“让他去跟日本人谈。谈得下来，我给他记功；谈不下来，他别把人给我丢在华北就行。”

后来何应钦虽然还是跟日本人继续交涉，但口气比之前硬了不少。

日本方面察觉到中**队的调动，再一看顾长柏的部队正在向石家庄、正定一带集中，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里的空气顿时冷了下来。

酒井隆拍桌子拍得再响，梅津美治郎的目光也几次从地图上移开，像是在犹豫什么。

这场较量最终没有发展成全面对抗，但它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只要态度足够硬，日本人其实也怕。

顾长柏后来对何应钦说：“我们过去总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日本人这脾气，你越忍，他越蹬鼻子上脸。这次算是个教训。”

何应钦苦笑：“教训是教训，苦的是我们这些中间办事的。”

顾长柏也笑了，说：“敬之兄，你是替委员长办事，不是替日本人办事。他们要是再闹，你让他们来找我谈。我正好有账要跟他们算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