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红军到陕北 第049章 陈诚的“家宴”

第049章陈诚的“家宴”(第1/2页)

离开贵阳的前一天，陈诚派人来通知，晚上在住处请陈东征和沈碧瑶吃饭。来传话的是陈诚的副官，一个三十来岁的少校，说话客客气气的，站在帐篷外面，腰挺得很直。“陈团长，长官说晚上六点，他在住处等您和沈组长。”

陈东征愣了一下。他叔叔来贵阳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单独见过他。上次在行辕见面，蒋介石在旁边，两个人只说几句话。现在突然要吃饭，还叫上沈碧瑶，他有些摸不准是什么意思。他看了一眼沈碧瑶的帐篷，帘子关着，不知道她在不在。“知道了。”他说。

傍晚的时候，陈东征换了一身干净的军装。王德福帮他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件没有破洞的，领口的扣子还掉了一颗，用别针别着。沈碧瑶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也换了一身衣服——不是军装，是那件藏青色的对襟褂子和黑色的裙子，头发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垂在肩膀上。陈东征看了她一眼，觉得她不像一个特务组长，像一个要去见长辈的年轻姑娘。她没有看他，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陈诚的住处在贵阳城东的一栋小洋楼里，原来是黔军一个师长的房子，师长跟着王家烈跑了，房子空出来，被行辕征用了。楼不大，两层的，青砖墙面，门口有两棵梧桐树，叶子还没长出来，光秃秃的枝干在夕阳中像一把撑开的骨架。副官把他们领进去，上了二楼，推开一扇门。

陈诚站在窗户前面，背对着门，看着窗外的院子。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不像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像一个教书的先生。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来，点了点头。“来了？坐吧。”

餐桌不大，方方正正的，铺着一块白桌布，边角都洗毛了。桌上摆着四菜一汤——一盘炒青菜，一盘凉拌黄瓜，一盘豆腐，一盘腊肉，中间一盆酸菜汤。没有酒。筷子是竹子的，碗是粗瓷的，边上还有几个缺口。陈东征看着这桌菜，想起陈诚原主记忆里的一些事情——他叔叔在军队里是出了名的俭朴，不吃肉，不喝酒，不穿绸缎，连办公室里的灯都要随手关。有人说他是装的，有人说他就是这种人。陈东征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桌菜，不是装出来的。

“坐，坐。”陈诚招呼他们坐下，自己先坐下来了。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豆腐，放在碗里。“我平时吃得简单，你们别见怪。”

沈碧瑶摇了摇头。“不会。”

陈诚看着她，笑了笑。“你叔叔前几日还来信，问你跟东征处得怎么样。我跟他说，年轻人的事，让他们自己处。”沈碧瑶端着碗，低着头，没有接话。陈诚又看了陈东征一眼，陈东征正在喝汤，汤很烫，烫得他龇了一下牙。陈诚没有说什么，夹了一片腊肉放在陈东征碗里。“多吃点。瘦了。”

“谢谢叔叔。”陈东征说。

三个人吃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和窗外的鸟叫声。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桌布照得发白。陈诚吃得很少，一碗饭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看着他们两个。陈东征低着头扒饭，沈碧瑶小口小口地喝着汤，两个人都不看他。他笑了一下。

“东征，”他忽然开口了，“补充团现在有多少人？”

陈东征放下碗。“两千三百多。”

“都是收编的？”

“大部分是。川军的、黔军的，被打散了，没处去，就收进来了。”

陈诚点了点头。“校长已经决定，把王家烈调离贵州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和二十五军军长，都要换人。”

陈东征的手指停了一下。沈碧瑶也抬起头，这个消息他们还没有听说过。王家烈是贵州的土皇帝，在贵州当了七八年的主席，手下有几万人马。虽然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说调就调？

“什么时候的事？”陈东征问。

“定了，还没宣布。”陈诚放下茶杯，看着他们，“你们追红军是一方面，但也要留意贵州的军队。贵州是何部长——何应钦的老家，他的人一直在盯着这边的地盘。校长把王家烈调走，这块肉怎么分，还不知道。但咱们不能什么都不做。”

陈东征看着他的叔叔，忽然明白了什么。蒋介石让薛岳追红军，不只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为了借追剿的名义把中央军开进贵州，把王家烈赶走。削藩。从江西削到湖南，从湖南削到贵州，一个一个地削。那些地方军阀在追剿中被打散、被收编、被调离，蒋介石的中央军一步一步地走进来。红军在走，蒋介石也在走。红军走的是长征路，蒋介石走的是统一路。陈诚看着他的表情，知道他懂了。他继续说：“补充团现在有两千多人了，再收编一些黔军的散兵，扩成旅也不是不可能。东征，你心里要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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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陈东征说。

陈诚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背对着他们。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板上，长长的，有些驼。

“你们回去吧，”他说，“明天还要赶路。”

陈东征站起来，沈碧瑶也跟着站起来。两个人走到门口，陈诚忽然叫住他们。“东征。”陈东征停下来，回过头。陈诚站在窗户前面，没有转身。“碧瑶是个好姑娘。”他说，“你别辜负了人家。”

沈碧瑶的脸红了。她低下头，快步走出门去。陈东征站在门口，看着他的叔叔的背影，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转身走了。

从楼里出来，天已经黑了。贵阳的街道很窄，两边是矮矮的木板房，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路灯隔得很远，光线暗得像快要灭了的蜡烛，把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沈碧瑶走在他旁边，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走了很久。

快到营地的时候，沈碧瑶忽然停下来。陈东征也停下来，看着她。她站在路灯下面，光线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表情照得有些模糊。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想怎么说。

“你叔叔是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她的声音很低，“围剿共军是假，真正的目的是削藩？”

陈东征愣了一下。“他没说。”

沈碧瑶看着他。她的眼睛在路灯下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她知道他在说谎。他不擅长说谎，每次说谎的时候，他的手指都会微微发抖。现在他的手指在发抖。“但你早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她问。

陈东征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看着她，想说是，也想说不是。说是，他之前那些“追而不击”的行为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是为了帮红军，是为了保存实力，是为了替陈诚在贵州抢地盘。说不是，那他怎么解释自己那些莫名其妙的“判断”？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沈碧瑶看着他的沉默，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涩，像吃了一口没有熟的柿子，涩得眼睛都红了。“你叔叔、我叔叔，还有你，都是明白人。”她的声音有些发涩，“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

她转身走了。不是生气地走，是一种赌气的、小女孩式的走法。脚步很快，肩膀微微耸着，两只手攥成拳头垂在身体两侧，攥得紧紧的。她的影子在路灯下一晃一晃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像一个在跟自己生气的小孩。

陈东征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看不清楚。他站了很久，久到路灯闪了一下，差点灭了。他想起她刚才说的话——“只有我一个人是傻子。”她不是傻子。她只是太干净了。她以为打仗就是打仗，追剿就是追剿，以为当兵的人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她不知道这世上的事，不是她想的那个样子。她不知道那些在台上讲“党国大义”的人，心里想的是地盘、是军队、是权力。她不知道他叔叔请她吃饭，不只是为了让她和陈东征“好好处”，也是为了让她知道，他们是一边的。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觉得他在骗她。

他希望她误会。他希望她觉得他是在替陈诚抢地盘，是在保存实力，是在做每一个国民党军官都会做的事。这样她就不会再怀疑他，不会再去想他为什么走错路、为什么放走俘虏、为什么不想打仗。她会觉得那些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利益，都是为了往上爬。这样他就安全了。他怕的从来不是她查到什么，他怕的是她查到之后，还要替他瞒着。他怕她变成他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