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I学历史 第199章 吴楚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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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吴国的始祖乃是兄弟二人，太伯与仲雍。他们本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还有一位弟弟叫季历，而季历的儿子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如此看来，从辈分上论，吴与周竟还是兄弟之邦，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这也为后来吴国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埋下了伏笔。

吴国自建国以来，仿佛一颗被遗落在东南边陲的明珠，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隔绝沟通的状态。那时候的吴国，如同一个独自发展的隐士，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默默生存。直到第19代国君寿梦继位后，情况才有了转机。寿梦心怀壮志，亲自前往洛邑朝拜周王。这一去，如同打开了吴国与中原世界的一扇大门，吴国开始与各国诸侯进行正式的外交联系。然而，寿梦的这次朝拜，也暴露出了他内心的想法。他自认为吴国与周王室有着兄弟般的情谊，甚至自认为自己的地位与周王是同等的，于是便干脆地自称吴王。这一行为，无疑显示出吴国对周王室权威的一种挑战，也让吴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野心。

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各诸侯国的局势可谓是风云变幻。自从齐桓公首霸中原之后，晋文公、楚庄王也相继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展开了激烈的逐鹿之战。晋、楚两国宛如两位强大的巨人，在中原的舞台上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彼此交手、互有胜负。而那些实力弱小的诸侯国，就像在夹缝中求生的蝼蚁，只能见风使舵，在两大强国之间苦苦寻求生存的缝隙。

此时，晋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晋国卿族的实力逐渐强大，与君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先后发生了下宫之难、诛杀三郤等内乱，这些内乱就像蛀虫一样，一点点地侵蚀着晋国的根基，使得晋国无暇与楚国进行直接的、大规模的冲突。然而，晋国并不甘心放弃在中原的霸权地位。为了压制楚国的势力，晋国采取了一条曲线策略——派从楚国逃亡而来的巫臣，去联合吴国共同对抗楚国。从此，吴国在晋国的扶持下，如同被推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开始上演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的传奇故事。

吴国得到晋国的支持后，实力迅速增强。就像一颗刚刚获得充足养分的种子，开始迅速生根发芽。吴国开始主动骚扰楚国，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楚国边邑卑梁氏有个少女，与吴国边邑的一个女子同时争采桑叶。两个女子之间发生了口角，这原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然而，她们的家人却因此而大动肝火，两家怒而相攻杀。紧接着，两国的边邑长得知此事后，也怒不可遏，直接率军相互攻击，最终楚国的边邑灭了吴的边邑。吴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于是便发动大军伐楚，夺取了楚国边境的两座城池后才撤兵离去。仅仅因为两个小女孩争采桑叶这样的小事，最后竟惹得两国刀兵相向，大动干戈。

由此可见，吴、楚二国的仇怨之深，仿佛是刻在骨子里一般，难以化解。

在前期，吴国与楚国的交锋中，吴国大多时候是胜少败多，只能以防御为主。楚国作为老牌强国，实力雄厚，在与吴国的战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转折。直到吴王阖闾继位以后，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阖闾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一众贤能之士。孙武精通兵法，其军事智慧犹如天上的星辰，照亮了吴**队前行的道路；伍子胥足智多谋，为吴国的战略规划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在这些贤能之士的辅助下，吴国逐渐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开始在战争中占据上风，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吴国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东南大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逐渐成为中原大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这一时期，楚吴两国内政其实都很混乱的。牵扯的恩怨也的确太多了，所以，它们成了宿敌。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二年、吴王僚十一年，楚平王驾崩。平王之子熊壬即位，史称楚昭王。然而，昭王此时年幼，懵懂无知，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令尹子常手中。子常权倾朝野，独断专行，楚国的局势因平王的离世愈发显得动荡不安。

次年，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吴王僚十二年，吴王僚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楚国正值国丧，新君刚刚即位，国内局势必定不稳。于是，他派遣弟弟掩余、烛庸率领大军进攻楚国的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妄图趁乱扩大吴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吴王僚为了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派季札前往“上国”，即中原各国进行访问。季札首先抵达晋国，他凭借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外交智慧，在晋国仔细观察着各国的政治局势、军事力量以及外交关系。他穿梭于晋国的朝堂之上，与各国的达官显贵交流，试图从晋国的动态中探寻到对吴国有利的战略信息。

在楚国，莠尹然、王尹麇迅速率军前往救援被吴军攻击的潜地。沈尹戌则在穷（今安徽霍丘西南）一带布下防线，以阻遏吴军的前进。令尹子常亲自率领舟师抵达沙（今安徽怀远东北），但他似乎并没有全力进攻的决心，在观望一番后便撤回了。左尹郤宛、工尹寿也率军赶到潜地，与莠尹然、王尹麇的军队会合。楚军采取先阻后截的战术，让吴军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吴军在穷、潜之间进退两难，被楚军死死地压制，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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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吴国国内，公子光（阖闾）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合法的“王嗣”，内心早有夺取王位的野心。伍子胥投奔吴国后，很快便投靠了公子光。他深知公子光的心思，于是四处打听，最终找到了勇士专诸，并将他引荐给了阖闾。阖闾看到吴军在外受困，国内空虚，觉得这是夺取王位的绝佳时机。他与专诸密谋，在堀室（窟室）中埋伏了众多甲士。在一次精心安排的宴会上，阖闾宴请吴王僚。专诸将剑藏在炙鱼之中，在呈上鱼的时候，突然拔剑刺死了吴王僚。专诸也当场被吴王僚的卫士杀害。公子光成功即位，成为了吴王阖闾。

季札回国后，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和宽容。“哀死事生，以待天命”，他接受了既定的事实，没有制造新的纷争。阖闾为了稳定政局，立专诸的儿子为卿。在他的努力下，吴国的政局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然而，前线的战事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在吴楚前线与楚军对峙的吴公子掩余、烛庸听闻国内发生政变，吴王僚被杀，各自心怀恐惧，分别逃往了徐国与钟吾（今江苏宿迁北）。楚军得知吴国国内大乱，也无心再战，便撤兵回国。

然而，楚国国内也并未因此而平静。楚昭王新立，年幼无知，费无极趁机陷害郤宛。他深知郤宛“直而和，国人悦之”，在楚国国内深得民心，便与右领鄢将师勾结，视郤宛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令尹子常面前诬陷郤宛，说郤宛要暗害子常。子常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不假思索地命令攻打郤氏，并放火烧了郤氏的府邸。郤宛得知后，不愿家人受到更大的伤害，被迫自杀。子常和鄢将师还不罢休，又杀了与郤宛相好的阳令终（中厩尹）以及他弟弟完、佗，以及晋陈（楚大夫）和他的子弟，将郤氏的族人和党羽全部诛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郤宛之难”。郤宛的族人、党羽被杀，整个郤氏家族毁于一旦。

郤宛的冤死引起了晋陈家族的强烈不满，他们大呼道：“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这一呼声代表了楚国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国人也对子常的行为议论纷纷，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比愤怒和失望。沈尹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情况，他向子常尖锐地指出：“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他的话犹如警钟一般，敲响了楚国国内危机的警钟。

子常在形势的压力下，只得于公元前515年九月，杀死了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平息国人的愤怒，以取悦于国人。

费无极的阴谋虽然被挫败，但楚国的危机并未就此解除。在费无极诬陷郤宛及子常灭郤氏之族、党羽，又迫使伯氏之族逃亡的时候，与郤氏亲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吴国。其中，伯嚭后来成为了吴太宰，一心谋划着如何谋楚，为楚国增添了新的敌视力量。令尹子常“贿而信谗”，他不仅听信谗言，灭郤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毁了楚国的忠良，而且贪图利益，到处索贿。他公然欺凌压榨来访楚国的使者，全然不顾楚国的国威和外交关系。

据《左传·定公三年》记载，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贡楚国，他带来了两佩（佩玉）两裘。他献给楚昭王一佩一裘，自己留了一佩一裘。子常看到后，想要蔡昭侯的那套佩玉和裘衣，蔡昭侯并未献给他。子常竟然粗暴地扣留了蔡昭侯三年。第二年，唐成公朝楚，带着两匹肃爽马。子常同样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了三年。后来，唐人献马给子常，子常这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才得以释放。

蔡昭侯归至汉水时，愤怒地将佩玉投入水中，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随即他奔赴晋国，以自己的儿子元和蔡国大夫之子为人质，请求晋国攻打楚国。次年（公元前506年），晋国应蔡国的请求，会合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以及周、齐的大夫于召陵，计划讨伐楚国。

然而，晋荀寅向蔡昭侯索求贿赂，未能得逞，便以“国家方危，诸侯方二”“弃盟取怨，无损于楚”为由，劝范献子（晋主卿）放弃攻楚。

晋国君臣经过权衡得失，最终辞退了蔡昭侯，没有轻易出兵伐楚。但楚国国内外的局势已经变得愈发复杂和危险，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